第16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2) 为了应对胡适挑起的论战,1919年8 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 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从四个方面批驳了胡适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针对 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是 不可分离的。他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 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 义,这样才有解决问题的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 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 版,第32页。他还认为,大凡 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主义并不空,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 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 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 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 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 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李大钊文集》 (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 版,第34页。针对胡适提出的社会改良论, 李大钊认为,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 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 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李大钊 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 版,第37页……他还阐述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 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 题、工人解决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月第1 版,第37页。那么,怎样来解决经济问题呢?李大钊认为,必须展开阶 级斗争,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手段。他说:“专取这唯物 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 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 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李大钊文集》 (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 版,第37—38页…… “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所经历的第一次重 要论战。通过论战,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应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 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指导思想,应当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毫无疑问, 这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给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MZ(3H〗(二)马克思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论争〖MZ)〗 基尔特是拉丁文gilda 的音译,意即行会,它是包括雇主、资本家在内的一 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又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力图把中世纪行会的狭隘思想同现代资本主义 思想、工团主义等混合起来,主张建立由劳资各方面人员组成的生产者联合会即 基尔特来管理生产,宣扬通过和平方式,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 度。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他 1920年9 月至1921年7 月在中国作了一系列讲演,反对十月革命和阶级斗争,认 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主张走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 罗素的讲演受到了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热烈欢迎。张东荪分别 于1920年11月和12月间,发表了《由内地旅游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 》两文,称颂罗素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1921年2 月, 梁启超在《改造》第3 卷第6 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不 仅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作了系统发挥。他们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还没有形 成工业劳动者阶级,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因而不可能创建 真正的工人政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 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 版,第753 页。正因如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依靠绅商 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兴办实业,先发展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打倒军阀,使国家 富强起来。他们还认为,中国的第一问题不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抗争问题, 而是有业和无业的问题。“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 为第一义。”《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 版,第749 页。 由此出发,他们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竭力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 在中国不必进行工人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在劳资协调的状况之 下,徐图健实的发展”,“极力提倡协社,……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 就能“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4年11月第1 版,第75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