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节:马桥词典(59)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 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一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马 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 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 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 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171 ]在普通话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 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 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 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 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 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 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 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 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 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172 ] 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 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 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 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 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 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 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 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 利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 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 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 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 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 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 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173 ]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 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 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 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了我“反动” 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 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 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 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 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 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 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 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 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 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 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 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 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 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