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与老父冰释前嫌 那时,父亲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 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时对我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 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 初到北京时,国家初建,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亲没有要 求分配住房,自己应老友朱启黔(桂莘)老先生之邀,搬进了朱桂老的后院与他合 住。我们来到北京也就以这后院为家,一住就是十年。说是后院,但还不是整个后 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东房。北房有一间大约20多平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开的 里面一小间约10平方米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了。我就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 拐角上的一间过道,因为光线不够,屋顶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设备,每个 屋子都生炉子,我那间水泥地的过道最冷。这开头一年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心理 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我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之后,我与父亲就天天朝夕相处了。父亲的生活与解放前大 不一样。他除去每周开几次会之外,就是会会朋友,也去听听京剧。过去那许多繁 忙的应酬少多了。他此时似乎很想重建我们父女之间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却依然 对他冷漠、疏远。父亲见我总是避开与他谈话,于是向我建议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 一首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就是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 来,因此学了没有几天,就不愿继续下去了。父亲很伤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 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去学习俄语。他自己已70高龄,还天天晚饭后跟着“广播俄语” 从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地学习。父亲要我们从老太太那里学回来和他一起复习。可 是,我去了几次后也不肯去了。父亲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肯去?我说这个白俄老 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 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我理直气壮地强辩说我不喜欢北京。 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父亲气得摇头说,“没想到你这样不求上进!”我 可觉得十二万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里看小说,望着窗外寒风凛冽的严 冬景象,对父亲的怨气更大了。 近年来,听人说,从心理学说,女孩子在15-20岁左右这个阶段有一种逆反心 理。家长要她干什么,她偏不干。只是我那时的“逆反心理”给我一生所带来的遗 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每当我想到这失去的大好机会总是追悔莫及。父亲 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要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 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贫血症。记得1972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 “越俎代疱”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 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疱’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 父亲那时已90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 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肖女儿了。 报考北外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 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 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 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 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 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 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 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 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