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校园情怀挥不去 初入外交部的沮丧还不仅如此。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外交部这个 官衙门人情淡薄,彼此都在设防,对一个新来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我很不 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各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严格的上下 级区分。 我总是怀念我的校园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自在、随意,也充满了人情。我 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兴趣相投,谈人生,谈文学,海阔天空,系里的领导也都像亲 近的朋友。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闲暇时,三五成群,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为了 追求年轻时代的新奇刺激,我们不买门票,在周围老乡的指点下,从一个偏僻的山 坡爬到很高处,钻进一段公园围墙倒塌的缺口,那里已近“鬼见愁”,再千辛万苦 地踏着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门,并为这冒险欣喜万分,一路高唱“我们走 在大路上……”骑车回学校。如今,一天八小时我被锁定在这张办公桌前剪报、贴 报、抄电报,我实在是烦透了,我在寻找机会重返校园! 使我备感难堪的还有我对外交规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这电报怎么分了那么多 类别:绝密,机密,什么级别的人能看什么密级都有严格规定,而我是最低一档, 只能看我主管国家的普通电报,千万不可拿错了别人主管的、或别的密级的夹子。 邵先生关照我,每天早晨在司办公室看完电报要记住哪些是要办的事。 受了一场保密教育 在我所能看的密档中,一般都是些两国交往中的琐碎小事。记得我开始工作后 不久,一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去看电报。当时中、巴关系很好,要办的事也 较多,我因为很多事不熟悉,担心自己记不住,所以想做一点摘记带回处里办。当 时的司长是间大房间,进门靠窗是两位秘书,靠门是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放着各 处的收报夹,全司干部除了正、副司长都来此看电报。每个人都自觉地拿自己主管 的那个夹子。我刚提笔做摘记,就听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办秘书叫道: “四处那个新来的,过来一下!”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过去问他什么事。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话:路秘 书:“你是四处新来的,姓张是吗?”我:“我姓章,文章的章。”路:“你刚才 在干什么?”我:“看我主管的电报。”路:“你带个本子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邵说要我记下要办的事。我怕记不全,做点摘记啊!” 路很认真地盯住我看了几秒钟问:“你看过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吗?” 我莫名其妙地答:“当然看过。”路:“你这几天最好再去看一遍。”我有点 不高兴,问:“为什么?” 路秘书这时才转到正题,开始训话:“受教育啊!你知道李玉和、李铁梅一家 是为什么献出生命的?就是为了保卫地下党的一本密电码本。你倒好!把密码电文 往自己的本子上抄!丢了怎么办?如果被敌人拿去,你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 我直直地站在路秘书的桌子前,那份难堪难以形容,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被 叫到老师办公室去挨训,可是我是一个年近40的大学老师,这外交部怎么一点情面 都不讲!我从眼角的余光中斜视当时围在大桌边看电报的各处同事,看到他们忍俊 不住都在窃窃暗笑,朝我们这边看。那一整天,我的心情坏透了,觉得外交部真不 是我呆的地方。 现在回想,这事是真够逗乐的!其实,路秘书是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后来相处 得也很好。他长我几岁,我那时就像别人喝茶用带盖的茶杯,而我却用五彩塑料套 的果酱瓶那样,大概带着一股校园气息,显得比那些老练成熟的外交官们要年轻、 幼稚,所以老路很长时间叫我“小章”,直到我“升了官”。他大概是司里惟一这 样叫我的人,足见他对我的友好。他是机要秘书出身,当时他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而 已。只是我这个校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许比较清高吧,所以难以接受中央机密单位 的这些规矩。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