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采花盗柳的勾当提供了温床 1988年,是我生命中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我的小家庭发生了意外变故,我的 人生道路随之逆转。那一年……算了,我就别拽了,再大的耻辱也得生生地把它咽 掉。在这儿,我就公开地说了吧,那一年,我老婆把我给甩啦。当我发现苗头不对 的时候,生米都快做成熟饭了。她是个记者,见多识广,机遇多,受到的诱惑也多。 那时她面相年轻,人又漂亮,气质不凡,为她倾倒的男人车载斗量,据说其中有级 别高得惊人的。她随便跟其中的哪一个,我心里恐怕还能平衡一点儿。想不到,最 后把她拐走的是个俗到了家的混蛋。那小子也是个记者,小白脸,八面玲珑,生存 能力比当时的我强几十倍,惟一的弱项是没有正式文凭。大概有三年的工夫,他可 是下了死力来追我的老婆。我老婆的电视台与那小子的报社是兄弟媒体,记者们打 伙采访是常有的事儿,这就给某种勾当提供了最便当的温床。我估计,那小子准是 对我老婆嘘寒问暖、早接晚送,没少献殷勤。我老婆那人,挺聪明,但和所有的女 人一样,在识别男人的问题上几近弱智。几次包藏祸心的呵护,就让她找不着北了。 最后,她终于对文凭问题忽略不计了。后来他们一有勾当,就说去“采访”。唉, 采访采访,多少采花盗柳的勾当假汝之名而行啊! 而我呢,当时是个中学老师。那年头,在中学当“孩子王”社会地位还比较低 下。俗人们认为我们是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根本不承认我们 是什么知识分子。本来我就低了老婆一头,家庭的稳固性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而我 偏偏还毫无警觉,基本没用心去增强我的生存能力。结婚六、七年了,只顾埋头写 诗,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买了一大书架,稿纸用了无计其数,连孩子都不 想要,一心要做顾城第二。现在应该承认,我的天赋恐怕是有点儿问题。那时候六、 七年下来,只在报屁股上发过十来首诗,每年不超过三首,成名之日遥遥无期。但 我老婆可不是个红袖添香的主儿,你不行,自有后来人。就这么,我活活被一个女 人给甩了,绿帽子是否早就被扣上了,已无法考证。1988年初春,当杨柳没发芽的 时候,我被迫离婚。离婚尚属平静。尽管别人不承认,我还是自视为知识分子,绅 士风度决不可少。我跟她吵过,哀求过,最后看看覆水难收,就只好给了她充分自 由。我们协议离婚,财产我全不要(书除外)。临分手时,我留给我老婆一句话: “那小子能抛妻别子,追你一个半老徐娘,那能是块好饼吗?你能保你十年后不人 老珠黄,你能保那家伙从此能收心?对男人的了解,差远了你!”我老婆不服气, 反驳我说:“你少污蔑!你根本不了解他,小柳(就是那小子)根本不像你说的那 样。”离婚一个月后,她和小柳就一块儿风风火火奔海南、闯九州去了。多年以后, 我得知,由于新经济时代重文凭,小柳混得很一般,但却包了个重庆二奶。我老婆 (现在应该叫前妻了)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尽管她发了雷霆之怒,那重庆二 奶与小柳却仍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本书里,这个话题就不再 提起了。 那一年,我早过了而立之年,是个完全的成人了。可是自从发生了老婆出走的 事件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智力原来有婴儿化的倾向。离婚前后,我曾经找过我的许 多朋友诉苦。然而我发现,他们的态度都很暧昧,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共同来声 讨我老婆的不忠。他们不约而同劝我要现实。我当时就想,这个“现实”究竟是怎 么回事儿?老婆闹离婚,绿帽子高高悬在我头顶,这确实使我痛不欲生。耻辱,终 于使我从一大堆废物文字中脱离出来了,好好地品味了一下这个“现实”。我到这 关口才发现,原来世道人心,已经天翻地覆了。敢情我的那些朋友都是暗中支持我 老婆离婚的,私心里没准儿都在暗暗期盼:我老婆属意的会不会正是他们自己?直 到我老婆公开宣布,从今往后要挂靠没有文凭的小柳了,那帮朋友才和我一样,着 着实实吃了一闷棍。这一场离婚闹剧,终于使我明白:在一般人看来,老婆不忠,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都80年代末了,我还在充当着知识分子, 而且还是个“伪”的。这种错误才不可饶恕!那时,海南刚刚在开放,十万狂人正 扬帆过海跑去抢金子,我居然还在稳坐家中写诗,实属脑子坏掉了。我老婆走在潮 流之先,挂靠小柳后,两人就直奔了南洋。行动果断,目的地明确,那决不是一般 的妇人能做到的。我的那帮朋友虽没吃着葡萄,心里八成也是佩服的,所以决不可 能真正同情我。 一个人如果忽然想脱胎换骨,那原因多半在于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在全中国的 人文知识分子都在狂热地读尼采、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因受婚变的刺激,大彻大 悟了。我不能再愚蠢下去了,我要现实。知识分子这张皮,我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