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便和玫瑰(1)
事隔多年,有一天,我和费边谈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时,我们的回忆竟然大
相径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0年代末,地点是济水河边的小广场。那天的
中午,我正和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广场那边传来一阵有节
奏的喊叫声。她拉了我一下,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去那边听听诗朗诵吧。”
那天参加朗诵的人很多,每个朗诵者都得到了足够的掌声和鲜花。
费边那天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一首描述罪愆、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
高贵的诗篇。那大概是那天朗诵的惟一的一首真正的诗篇。费边从那个临时搭成的
台子上下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有几个大学生拦住了他。“我们最喜欢你念的
最后几句。够劲、解气。”他们重复了他们认为“够劲”、“解气”的那几句,意
在表达他们是他的忠实听众。有趣的是,他们记错了,他们七嘴八舌重复的“诗句”,
要么是费边前面的那个人喊的口号,要么是等不及费边下来就跳到台子上去的那个
末流诗人吐出来的打油诗。
费边听他们讲完,脸上浮出了笑意,随即甩出一个警句:“诗性的迷失就是人
性的迷失。”在这之前,我已经听说费边是这座城市杰出的诗人,现在看来,果然
名不虚传。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大概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她将一瓶
酸奶递给费边,说:“我也喜欢马拉美。不过我喜欢的是他的其中一首诗,《纯洁,
生动》。”费边咬着吸管的嘴巴松开了。他看着她,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你
说得真好。爱诗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生动的诗。”这时候,掌声和喊叫声又响
了起来,将他的声音淹没了,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却听不清他又有哪些高论。
这一天,我们三个在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聊了10分钟左右。我记得他很匆忙,
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得先走一步。临走,他给我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
住址。“有空儿,请过来说说话。”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对我身
边的那个女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喜欢和一流的女人讨论问题,读二流的诗思考
问题,写三流的诗表达问题。”他的口才真好啊。说这话的时候,他用食指推了推
眼镜。那是一副茶色玻璃眼镜( 这副眼镜我后来没有再见过) 。他的鼻梁有点高,
镜架搭上去,就像骑士双腿岔开坐在马背上一样。
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费边的
说法与此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90年代认识的,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
的客厅。他说:“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并且像你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那
我肯定会记住你,”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过目不忘是我的
强项。”他说,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
作品,而是但丁的《神曲》。他说,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因为他朗诵完之后,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算下来,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
这当然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不过,在另一个问
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这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成为
真正的朋友的。在1991年的夏初,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到出发的时
候,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那一天,我们漫山遍野地
跑,跑得脚底起泡,也没能见到猎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回城,突然看到
了一个东西。因为距离远,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
接着,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
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 和微冲一起借来的) ,幸亏费边没有把
脸贴着枪托去瞄准,否则,我们( 尤其是费边) 非被打坏不可。过了很久。我们才
缓过神来。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这才把心放宽。“我们
和死神亲吻了一下。”费边说。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
的感觉,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
我们搂到了一起。费边说:“挺有意思,猎物没有打着,自己却差点报销。”
我说,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费边用脚
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打兔枪,说:“要是写到它,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起
码得让他瞎一只眼。”接下来,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他的话说得精彩,应该
记下来: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
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我
后来多有领教。他并不耍贫嘴。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
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
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
的地点,总是发生奇妙的吻合,在性行为和V-2 火箭之间,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
当然,差别还是有的。
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他既是V-2 火箭,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
认真回想起来,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
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知道我的名字,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个
写小说的。他大概认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在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
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
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
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
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这些知识界的朋友,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大多数人,连自己的
墓志铭都构思好了。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他是费边的朋
友,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时候,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提
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墓志铭意识”。“用不着提醒,这玩意大家都有。”有人立
即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这个人怕远来的客人不信,就建议大家都把墓志铭写下来,
互相传看一下。他的建议荒唐而有趣,大部分人都抵着膝盖写了,并交到了他的手
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是我和费边的。之所以能记住费边的,是因为我后来又
听他说过几次。那其实是但丁《神曲》里的两句诗:时间就在这只器皿里有它的根,
而在其余的器皿里有它的枝叶。这一天,在随后的发言中,费边对《天堂篇》中的
这两句诗还进行了一番解释。就我所知,他后来将这则墓志铭藏到了书架上的一只
彩陶里,那是它的一个好去处,因为在费边看来,出土的彩陶就是在时间中扎根的
器皿。在一首诗中,费边写道:空洞的彩陶是满的它装满了时间土黄色的纹饰是绿
的时间是它的枝叶什么都谈,什么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聚会上研讨一番。有一段时间,
一些搞经济学和神学研究的人也加入了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人多了,一般的客厅也
就盛不下了,于是大家就移师室外。西郊的一个废弃的兵工厂,成了大家聚集的场
所。
移步换形,走出封闭的房间来到四周都是原野的大院子里,一些新的话题也就
进入了交谈。关于农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田园和城市的二元对立,人们
都谈得唾液乱飞。但呆在郊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遇到刮风下雨,事先定好
的日期就得变动;一些老弱病残者,骑车跑那么远,每次都累得半死。好在这个时
候,一些凑热闹的人已经很少来了,剩下的人,较大的客厅已经装得下了。费边的
朋友和同事,一个名叫韩明的人,提出聚会可以放到费边的客厅里搞。他的提议正
中费边的下怀,费边早就想为朋友们多出点力了。费边对大家说,他是个单身汉,
母亲住在姐姐家里,自己的住房很宽敞,他完全有能力干好后勤工作。他还表示,
他要马上找民工,把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打掉,让客厅更敞亮一些。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最后的那几次聚会确实是在费边的客厅里搞的,费边的
后勤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费边后来对我说:“你看,我摇身一变,就成了边缘的
中心,算下来,那可要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啊。”费边的房子位于这座城市的黄金地
段,濒临济水河。虽然济水河是一条鱼虾早已死绝的臭河,但它毕竟是自然的象征。
黝亮的河水流动时,形成的小小波浪,和碧海中的波浪仍然具有同一性。就像上海
的情侣们喜欢挤到臭烘烘的外滩约会一样,这座城市里的人也常到这里转悠,把这
里当成了一个风景胜地。作为这里的长期住客,费边谈起济水河的时候,常常没有
多少好话。我们刚移师到费边那里的时候,济水河边正是一副锣鼓喧天、旗帜招展
的景象。被组织起来的人们,正在那里疏浚河道,用水泥和石板铺设河床。他们伐
掉高大的悬铃木,扩展广场,修建舞榭亭台。
这些东西都成了费边的话柄:这是世纪末最杰出的行为艺术,死马当做活马医,
臭椿当做香棒吃。广场是权力的象征,众多的小广场是大广场无数的繁殖。而那些
舞榭亭台,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乖乖地逃避真实的命运。费边对朋友们说,
看啊,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费边的
朋友韩明说,自己以前就常来这里看戏,有时看得津津有味,恨不得在这里住下不
走。我们在那里谈亚里士多德,谈米沃什,谈布罗茨基,谈学生们送给阿多诺教授
的两样礼品:粪便和玫瑰。布罗茨基的那两句话( 我是二流时代的二流诗人,二流
时代的叛臣逆子) 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费边有一次提到了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的
逸事,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这位有趣的皇帝,在代表着新文明的外敌入侵的时
候,不事抵抗,只在那里逗弄小鸡。“他是一个对罪恶心中有数并能做出艰难选择
的人,”费边说,“在缴械的时候,他盯着那些刚爬出蛋壳的小鸡,心中充满喜悦、
寂寞和自由。”费边总能找到这种逸出历史编年史的“本质性”事件,使大家在严
肃的讨论中,放松一下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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