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五、从贵州到“今天”(3) 接下来,黄翔一次又一次轮番对北京进行冲击,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 次远离文学场域,最后他干脆从“启蒙文学”直抵“政治文学”。他一会儿像一 个政治家一样要对毛泽东三七开,要重新评价“文革”;一会儿又像一个国家领 导者一样欲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与他坐而论道谈人权。如此大而无当的多头 出击,如此不专注于文学场域内部的技艺锻炼,其紧接而来的“占位”形势可想 而知。政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并不能在文学场域中进行交换,仅在与国际资本进 行流通时会有例外。但一个诗人不能拿例外来进行赌博。正如庞德所说:“技巧 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也就是说永远都 应把自己局限在文学场域内,可以保持政治幻觉,但不去做越界之尝试。当然这 样说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诗人。我在此只是想说 对反叛之范围、理性、与形式感的把握。而这几点是一个诗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 较好“占位”的关键。而黄翔在这几点上都输给了北京诗人,因此他虽有“壮怀 激烈”的个人传奇,但在诗歌界内部的“占位”却不可能超过早期北京地下诗人。 就在贵州发出“地下之声”的同时,北京地下文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食 指在黄翔写出《野兽》、《火神交响诗》的前后,写出了以地下形式传遍大江南 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是建国后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 历史关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最高指 示,使得文学在红卫兵向知青的身份转变中发生新的转折,真正意义上的‘知青 文学’和‘文革地下文学’从此拉开帷幕;当代作家食指在这一天坐上四点零八 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并在火车上构思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个‘四点 零八分’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人青春的创伤记忆。”(李润霞)仅仅两年之后, 食指又于1970年写出了“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多多)的纯净程度极 高的《相信未来》。多多后来在他一篇被引证极多的回忆文章《1972—19 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这样说:“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 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的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国新诗年鉴》,广州, 花城出版社,1999。关于他的疯狂有许多说法,因此充满传奇色彩,据马佳 回忆:“郭路生有次险些自杀,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失恋经历。能够在自杀前期 听到马车驶过运河那种铃声,在听到这种铃声时,他又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渴望… …失恋肯定是他崩溃的一大因素,早在1968年,他就在和一个维族姑娘相爱, 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障碍。这段不会有什 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 哭喊着那个女孩的名字。”刘翔:《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那女孩其实就是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但据我所 知,食指是与李立三的女儿李亚兰结婚后,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精神错乱的。1 972年开始,他就基本长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2003年11月,我同他 一道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知道他现已出院了,与一位颇富爱心的护士一 道生活。看上去他精神不错,但据林莽说,偶尔如受刺激会犯病,他会突然说: “芬兰女总统是我的情人”之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