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节:国脉(21) 由此看来,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历史问题, 众多问题错综复杂,交织难解。 “三农”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变化的市场因素和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还跟中国 “三农”所处的新环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2000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经济 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中国宣布总 体实现小康,人均GDP 达到800 美元。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生活费 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到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 低了13个百分点,新增部分消费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方 面,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明显减少。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 却更困难了。 另外,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 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 的7 年,这个数字却是不断减少。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中 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增加的压力。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00年前后整个中国经济都处在相对缓慢的增长 期内。在此阶段,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形势严峻,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 象不仅存在于工业品,大多数农产品也都存在这些问题。 可想而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意味着70% 人群的购买力低下,潜力巨大 的农村市场就无法启动,扩大内需就得不到有力支持,消费品就会继续过剩,企 业开工不足,工人下岗,经济不景气状况就很难改变,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全局, 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成了一个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问题。 五千年来从未这么好过 “三农”问题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也成为 中央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等8 个省市开展费改税工作试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大多减少40% 以上,但是上级 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弥补所有缺口,导致县乡财政困境加剧,义务教育投入锐减。 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也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被提出来以后,专家、学者就积极建言 献策,政府也不断出台各项政策,下达各种文件,提出了诸如高效农业、科技兴 农、公司加农户、撤乡弃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措施。这些措施 不能说是没有效果,只是其收效甚微,有时成本甚至超过收益,一些具体的措施 还会遇到数不清的繁缛困难,困难之大,有时足以让措施无功而返。 “三农”问题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许多问题之间都相互联系, 彼此派生,互为因果。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就现状而论现状,东一锤子西一榔 头,其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农 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不能表面化就事论事,只有出台综合性治理政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另有学者也 指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 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唯物 辩证法的基本道理。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抓住“三农”问题的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三农”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农民数量与资源禀赋 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尤其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关系高度 紧张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中国农村有人口9 亿 之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至少有5.5 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据测 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 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所以中国农村存在着4 亿 多剩余劳动力。以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计算,至少在40年后,中国还 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 转移,而城镇(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