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中间地带”的革命(13) 陈独秀们这时虽然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够在社会所有、平均分配 的基础上发展实业,但他们显然“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 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同上……因此,他们这时无 疑还不承认世界上可以无限崇拜的“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 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新青年》第7 卷第4 号,1920年3 月1 日……陈独秀、李大钊等这时改造社会 的方案,也不外由下至上、由小至大,即所谓“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 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陈独秀:《段派、曹 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第7 卷第1 号,1919年12月1 日;李大钊:《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 卷第3 号,1919年9 月15日 ……他们相信,社会的变革,只应“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地方 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组织,逐步造成民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此来使国民 直接成为国家主人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 卷第1 号,1919 年12月1 日。,从而达到“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共同劳工”和“公有主义” 的目的《陈独秀在鄂之演说》,《晨报》1920年2 月11日……正因为如此,他们 在这一时期几乎都对各种实验道德新生活的工读互助团或新村主义之类的尝试, 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显然幻想着这种种平和改良的实验,会有 助于他们理想的实现。 但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毕竟太少了,能在他们推动下勇于去实践 新生活的人更少,而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环境本身也注定了他们关注的这些实验是 不能持久的。即便个别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和一段时间里能取得某种成功,要影响 亿万中国人又有多少可行性呢? 前后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些立志要摸索出一 套渐进改良方法,进而影响并改造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思想家或实践 者,便纷纷败下阵来。在痛感社会黑暗、环境恶劣之余,一些人终止了自己的探 索,重回原来的生活轨道;一些人怀疑中国恐怕最终还得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循 序渐进,演成一个大乱,现在只不过可以做些社会主义的预备工夫;一些人还不 死心,决心研究别的改良平和的办法。 毛泽东:俄国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但是,有一些人对种种改良平和的主张感到绝望,他们渐渐开始转向革命的 社会主义。典型地代表着这种倾向的毛泽东这时就得出结论说:“绝对的自由主 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 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 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 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 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1 年12月,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148 —149 页。不难看出,即使在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眼里,俄国革命也仍 旧不免有些恐怖和残酷,但人们已多少觉察到,这或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 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且此非其目的,乃其手段,加上“他们初次仓忙去 办”,“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不得他们。 吸引中国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逐渐倾向于俄国式的革命社会主 义的原因有四:一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据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进行的,而社会主 义已经被人们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必然趋势;二是俄国革命毕竟是依 据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胜利的,这使得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主张中,革命的社会主义成为唯一提供了成功榜样的社会主义;三是随着1920年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劳农政府挫败了帝国主义各国的联合干涉,各国政府被迫在事 实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新闻封锁逐渐取消,其各种崭新的以劳动平民当 家做主为目的的制度、法令、政策,等等,引起了同情劳动群众的中国激进知识 分子的浓厚兴趣;四是1920年苏俄政府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 权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确是人们理想中的“公理”和“正义” 的化身,它充分满足了人们对民族解放前途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