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节:“中间地带”的革命(46) 自实行暴动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这不仅是因为共产 党人全力以赴地从事暴动夺权的各项工作,完全无暇顾及于此,而且还因为它处 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同时又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完全无法与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团体进行合作。“五三”惨案的发生以及群众性反日运动 的兴起,促使这个时候留守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此前的工作存在不足, 他们决心不顾有“回复旧的联合战线而蒙蔽阶级意识”的嫌疑,参加到“小资产 阶级的反帝运动”中去,同时争取把反帝运动“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 当然,因为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也在激烈抗议,谴责日军暴行,他们自 然会担心,不如此“简直是替我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摇旗呐喊”了《中 央通告第四十五号》,1928年5 月9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卷,第 194 —199 页……他们所起草的“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 的“告民众书”,虽印了5000份,结果不论是在反日,还是在反国民党的问题上, 对民众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5 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通告,承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领导了”, 共产党完全“没有能够领导”。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决心改变此前策略,“加入 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以便“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 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同时,他们 在策略上主张用“检查日货焚烧日货阻运日货等类激烈的动作,以惹起许多小的 冲突”,使国民党暴露其妥协投降立场,并借此来恢复自己的城市工作。《中央 通告第四十八号》,1928年5 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卷,第209 —216 页。这一策略迅速发生了效力,“五卅”、“六三”两天,在中共参加的 反日大同盟以及工人反日后援会等组织鼓动下,上海有上千群众举行了示威活动, 相当一批工人进行了反日罢工,群众反日斗争开始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尽管这还 仅仅是在上海,但策略手法上的成功,还是促使留守中央进一步重视起日常的口 号和斗争来。 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分析工具都是源自列宁主义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 的理论观点和共产国际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套路,一贯是他们认识一切国际政治问 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模式。故留守中央这时断定,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应该是 开始以武力占领山东、满蒙、华北及全中国的最初步骤,而日本的侵略将严重危 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由此必然引发第 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此一惨案至少“是太平洋战争的信号”超麟:《太平洋战 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 月15日……为了反 对这一战争危险,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共产党人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反对日本侵略 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布尔 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 月15日。,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想要加紧鼓 动群众倾向于革命,以便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战争到来之际,能“转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了超麟:《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 《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 月15日…… 为实现加紧鼓动群众走向革命的目的,留守中央明确主张“把反帝运动和民 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 他们为此提议向群众提出“要求公开外交”、“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 权”、“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收 回山东满洲的主权”等斗争口号,并“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 下起而斗争”。毫无疑问,这些口号明显地延续了此前联合战线的政策,与苏维 埃革命排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方针不合。他们因此不能不特别加以说明, 声称这只是一种斗争手段,“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 1928年6 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卷,第266 —277 页。,但他 们在实际上已经多少意识到,在城市工作中,尤其是对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不 能直接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而需要适应民众的反帝心理,迂回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