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节:“中间地带”的革命(63) 显而易见,受到高度集权僵化体制的束缚,面对这种严重危机的局面,共产 党人的各级组织几乎都难有作为,就连客观地认识形势的可能性都很小。只有位 于金字塔顶端的党的最高指挥机关,才有可能做出政策或策略方针上的某种调整。 共产国际就是在注意到中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之后,在1933年3 月间告诫中共中 央说:“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 攻驻扎的敌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 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 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共产国际主张:“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 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 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因此,他们批评了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这时提出的进 攻南昌等大城市的总战略,指出现在只应“力争从内部去攻克那些残存在苏区, 已成为反动堡垒的城市中心”。说“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 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但目的也仅限于“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因为他们 确信,依照目前的力量,红军首要的任务只能是设法“巩固现有的一些根据地”, 而不是向外进攻。他们甚至委婉地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放弃原有根据地,主 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赏,鼓励红军在必要时向西退却,声称“在四川、陕南, 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 月19—22日,见《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353 —354 页…… 可以进一步证明共产国际更为灵活一些的,是它在1933年1 月还破天荒地提 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一些策略主张。这包括《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 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以及《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等。在这些以中共中央或苏维埃临时中 央政府名义起草的文件中,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旧在重复着关 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 信》,1933年1 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 卷,第21—45页。与此 同时,它又明确提出了可以尝试运用统战策略的观点,即所谓“一面尽可能造成 全民族的( 计算到特殊的环境) 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 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 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 命胜利的前途”《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 月26日,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 卷,第21—45页……它们并且还公开宣称要建立 “反帝统一战线”,声称只要对方接受(1) 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 立即 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 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三项条件,“中国工 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需要了解的是,共产国际的某些政策调整或转变,其实与它指导下的某国革 命的实际进程和现实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很多时候往往只是为了适 应苏联内外政策的某些调整和转变。像前述1928年布哈林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时主 张“不要加紧反对富农”,就因1929年苏联国内对富农转而采取打击和剥夺政策, 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下台,共产国际即随之要求中 国党等一律也要实行反对和剥夺富农政策。不过,这也并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基 于苏联自身政治和外交需要要求各国党相应进行的政策或策略调整,就一定会给 其他国家共产党带来损害。像这次的策略调整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