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奥斯威辛·比尔肯瑙集中营 (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今天波兰境内,建于1940年3 月。第二年在附近的比尔 肯瑙村又兴建了一座分营,其总面积达到15.5平方公里,是最大的纳粹灭绝营。从 19942 年全面运营到1945年1 月被解放,至少有1 50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屠杀。) 那时,附近的铁道上不停地有火车把一车车人送走,我们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 儿。一天,一列火车在邻近的砖瓦厂停下,终于轮到我们了。火车停下的时候我们 在咆哮声、命令声和咒骂声中,人们被鞭打着赶进了车厢。越来越多的人被数点后 挤进车厢,就像牲口一样。德国兵数到一定数目——大约八九十名男女老幼后,车 门便砰的一声关上了。 很难描述那艰苦的条件。我们四个互相紧紧抓住手,保持站在一起。因为太拥 挤,我只能一只脚站在地上,另一只脚踩在它上面。很多人实在太疲倦了,不得不 坐在地上,这使得车厢更加拥挤。经常都有人从自己的位置起来,移到车厢的门边, 那儿有个马桶。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便开动了,我们甚至没有感觉到。但它开得实在太慢,就 像在爬行。突然,没有任何警告,也不知为什么,它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们以为 到车站了。我试图在黑暗中寻找车站的名字,看看我们到哪儿了,但那是徒劳的。 没有车站,什么都没有。黑夜里火车就这么停在了荒郊野外。车门打开了,一 些尸体被扔了出去。然后火车继续前进,没有信号也没有鸣笛。 我对那段旅程记得非常清楚,它时时在我眼前重现。我边上站着个抱孩子的女 人,怀中的婴儿一刻不停地哭闹。她把乳房凑过去,但要么奶水是苦的,要么根本 就没奶了,婴儿用小手推开了奶头,继续啼哭。那个年轻的母亲无助地看着我们, 十分抱歉她没有办法让她干渴的孩子停止哭泣,因为他拒绝吃她的奶。我站在车厢 的一个小通风口边上,那曾是为了喂牲口而设的,现在用铁丝网封上,防止我们逃 脱。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微弱,到后来简直就像呻吟一般。这时老天似乎听到了他的 祈祷,开始下起雨来。我掬起双手拼命伸出通风口,直到雨滴可以顺着手指流进掌 心。我小心翼翼把水凑近婴儿的嘴唇,他舔光了我手里的雨水,在母亲的怀里睡着 了。我从他母亲的脸上看到了感激的表情。 我们走了至少三四天,突然听到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始减速。我可以看到探 照灯射向空中,宛如白昼。 一扇大铁门上贴着欢迎我们的标语:Arbeit Macht F rei( 劳动使你获得自由 ) 。 我来到了名叫奥斯威辛的人间地狱。 我一直很注意一件事:我们4 个必须在一起。已经是半夜三更,我们被带来的 这个地方仍然忙碌不已,就像在白天一样,巨大的探照灯耀眼的灯光照射着这里的 一切。党卫军军官一边吼叫着发出命令,一边诅咒、殴打我们。我能看见穿着斑马 条纹状囚服的男人,后来很快就知道这些是“老犯人”,他们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糊涂了、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向前走了一段,看见两侧有“小 山”不断加高。我们都往那上面扔自己的箱子和包袱。现在已经没法思考了,人人 都像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一般,重复着前面一个人的动作。我们把手里剩下的东西都 扔到那包袱的“小山”去了。我们现在两手空空,面对着更痛苦的下一步。一个党 卫军站在队伍之前,命令男人去一边,女人去另一边。这是家庭的第一次分离。 我们四个还在一块儿。队伍还在慢慢向前移动。第二次甄别令我们非常害怕。 这次他们命令年轻的女人站到一边,年长的站到另一边。母亲就在这里和我们 分开了。我们年轻的女孩站到一边,我突然感到母亲被人从我的手中拉走。在那之 前我们都紧紧地拉住她,但现在我看不见她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们甚至来不 及向母亲道别。土耳其工人看见我们掉泪,就安慰我们说每个星期天都可以见面的。 但这是个空头承诺——我听说所有和母亲一块儿走的人都直接被投进了焚尸炉。 消息传播得非常快,几分钟后我就知道我再也看不见母亲了,因为她那个队伍 所有的人都被送到了火葬场的焚尸炉。我们3 个悲痛地哭着,我生自己不能保护母 亲的气。 我不能接受母亲离开我们的事实,而我相信这是我的过错。如果我摘下她头上 戴着的哀悼头巾——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戴上的——也许她还可以和我们在一起。 她长得漂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只是哀悼的头巾使她看上去老了一 些。我被负罪的感觉折磨着。为什么我没有摘下她的头巾? 如果不是那头巾,我们 或许还能拉住她的手。 从这时开始,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我甚至没有机会哀悼母亲的离去,只是在 极度的悲伤和痛苦中在心里向她告别。而紧接着发生的就都是根据计划安排的。德 国人喜欢精确,我们就像是传送带上的东西,从这一站被送到那一站。每一站我都 要丢掉一些东西。一开始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被命令脱光衣服扔到一边儿。我感 到很恐怖,现在我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对我们的羞耻进行分类。但在下一站,我感到它到达了顶 点。党卫军用枪托把我们赶进了一个被灯光照射的宛如白昼的礼堂。在那儿一些年 轻的党卫队男孩来回走动。他们刚刚开始剃须,但已经扛起了步枪。因为年龄还小, 他们还没有被征召进军队。女孩儿和年轻的女人们像刚出生时一样赤裸着身体,看 着他们高傲、冰冷的蓝眼睛,我想这是可怕的耻辱。但我没想到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传送带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现在该我了。我赤裸着身子,在寒冷和羞耻中瑟 瑟发抖。突然,冰冷的剃刀抵住我的头骨,开始剃我的头发,我控制着大脑,极力 保持神志清醒。他们剃完头发以后,又剃光了我的腋毛和阴毛。 我只会说一点德语,但完全听得懂。我赤裸着站在那儿,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 :党卫军解释说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好,因为必须保持卫生。他们说, 卫生第一。我几乎要晕倒。我知道他们的洁癖只是为了一件事:摧毁我们的灵魂。 我暗暗发誓,决不投降。 在恐惧和绝望中,我在礼堂里来回走动。我不认识周围的女孩子。我寻找着两 个妹妹和我的朋友,但却无法辨认。所有人都被剃光了头发、一丝不挂,样子看起 来都差不多,只能靠脸蛋辨认。我们三个——哈娅、阿达列(阿达的昵称。)和我, 在光头中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们仍在为头发被剃光而痛苦不已。看到她们时,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阿达列那头漂亮柔软的金发没有了,那是我以前经常替她梳理 的。我们安慰自己说,3 个人还在一块儿,这是我们应该庆幸的。 奥斯威辛的传送带一刻也没有停止,但他们来不及在我们胳膊上剌号码(纳粹 通常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刺上号码,以便于管理和辨认。今天在以色列,有些大屠 杀的幸存者胳膊上还残存着当年集中营里刺的号码.),就给了每个人一块刻着号 码的牌子,贴上一块皮革,让我们戴在脖子上。在下一站,他们从一堆衣服中扔给 每个女孩儿一件。我拿到一条无袖的裙子,仅此而已。没有内裤,没有文胸,也没 有毛衣或夹克衫,尽管天气很冷。由于羞耻和寒冷,我很快穿上这条裙子,但立刻 感到另一场可怕的灾难,并不是因为我得到的裙子本身,或是由于它没有袖子,而 是因为那里面充满的东西——里面满是虱子,拼命地咬我,用不计其数的针刺吮吸 着我的鲜血。它们在裙子里产卵,于是越来越多的虱子开始咬我,我都不知从哪儿 捉起。这太可怕了。但在这时,同样没时间感受疼痛。 传送带像抹了润滑油一般无情地转动着,一刻也不停。外面夜幕已经降临,我 们仅存的人类外表的部分也渐渐模糊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但能感到党卫军的鞭子 在驱赶我们前进,直到把我们赶进一间大屋子。他们把它叫做“街区”。1000个女 人挤在那一间屋里。屋子中间有一条几厘米高的水泥管,我们以为那里面有中央暖 气,尽管在那些异常寒冷的日子里并没有感到里面冒出过一丝热气。我们住在C 营 9 区,英文是“Camp C”,德文是“C Lager ”。门口有间小屋,女看守可以从那 里的小孔看见我们,而我们却看不见她。她被称作“stubelteste ”,负责我们区 所有的命令和一切事务。 我有一次经过那间小屋,在它的窗户前照照自己,却看见父亲的容貌。我惊呆 了,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从我幼年时起,就有人告诉我我长得特别像父亲。正因为 如此,小时候哥哥们和妹妹们都觉得父亲喜欢我胜过喜欢他们。当然,事实并不是 这样,这只是手足间正常的攀比而已。我做母亲之后,更明白所有的孩子对我来说 都一样亲。但在那里,因为透过玻璃窗看见了我的影子一一光头、浓眉和父亲的容 貌特征,我可以发现我和他的共同点。 大屋里住了1000个女人。屋里有两排铺位,都是上中下三层。每张铺大约像双 人床那么宽,我们10人到12个人挤在一块儿。在光秃秃的床板上睡觉不容易,我们 之中一个人想翻身,所有人都得跟着她一起翻身。 我们是在星期五早上到达奥斯威辛的,我记得很清楚。但很快就没有时间的概 念了。在那种地方,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每天都比前一天更糟。 那是我在集中营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周围尽是那些挤在上中下铺上的女孩子和 女人。我认识她们中很多人——朋友、院子里或是隔壁的邻居、“青年保卫者”运 动的同志。我从她们眼里看见了悲伤,但更多的是恐惧。 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要帮助她们,当然也有我自己,振作起精神。我和 妹妹慢慢爬下铺位,找了.几个朋友和其他的姑娘加入我们。我们站在管事女人那 间小屋旁边,开始唱歌。我们满怀热情地唱了《希望之歌》( 原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颂歌,在1897年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首唱。以色列建国后将其确定 为国歌。) ,还有其他一些希伯来语歌曲和安息日的歌。我们放声歌唱,充满激情。 突然,门开了,一个党卫军双眼喷火走了进来,用尽全身力气,左一鞭子右一 鞭子抽打着我们,我们却还站在那儿继续歌唱,直到最后一个人被他抽倒在地上。 这是我在奥斯威辛的非人世界度过的第一个安息日之夜。 在奥斯威辛,就像有些事情我会记一辈子一样,也有些事我忘得一千二净,就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个安息日的事情便是如此,之后发生的很多事使我彻底忘 记了它。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后人记住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奥斯威辛庆祝安息日的活 动。多年以后,我哥哥埃利泽从一个女人那里听说了那次安息日庆祝,她比我先从 战争中回来。我不认识她,也没跟她说过话,但她记得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很欣赏 我们。她记得我们姐妹三人的名字,对我们的勇气非常惊讶。她向我哥哥说完故事 后又补充说,在那个奥斯威辛的安息日庆祝活动之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锡安青年 运动。她很感谢我们的勇气,这使她一度绝望之后重新振作起来。她无法描述我们 的行动带给她和其他女人的感受。 外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是否还在夜里,或者天还没亮他们就早早叫醒我们。 屋门开了,发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锡盘,我们就排着队领早餐。早餐是一勺无法 辨认的淡淡的透明的液体——我们挺渴的。还有片面包,长宽大约lO厘米,高8 厘 米,像是块肥皂。这是每天的面包定量。我们饿极了,抓起那片面包就狼吞虎咽。 它的味道很苦,在我们手中散开,直到最后的一点碎屑。第二天一早得到第二 份定量时,我们小心得多了。 不过还要看每个人的决心。有些人一下子就吃光了她们的面包;也有些人,比 如我们,只吃一点,留下其余的放在床铺上,点名回来后再吃。但我们很快发现这 根本没用,因为总有人比我们先回来,“拿走”我们的面包。 阿达列和我像其他人一样吃面包。但哈娅有胆结石,没法吃,只能靠早晚的汤 撑着。至于中午给的汤,一盘漂着几粒麦粒的灰水而已。 我能看见营地周围通了电的铁丝网。沿铁丝网建了好几座嘹望塔,上面有荷枪 实弹的党卫军驻守。他们的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向任何离开营地的人射击。 一批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来到了邻近的营地,我们羡慕地看着他们。他们来自 泰里茨,德国人的“模范营”。泰里茨是德国人关押那些被指控犯罪或“妖言惑众” 的人的地方。他们是一家子一块儿来,直到被分开。 像其他人一样,我也站在围墙边羡慕地看着他们和家人一道。突然,一个站在 我边上的女人看见她的儿子刚刚来到新的营地。她看着看着,忽然大叫道“儿子, 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就向他跑去。她张开的双臂碰到了电网——守卫看见她, 听到她的话,在她碰到铁丝网前的刹那合上了电闸。另一个试图上前救她的女人碰 到了她的裙子,也被电死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三个女人身上,她没法见死不救。 第4 个女人也上前碰运气,直到后来一排女人都躺在地上,从电网边延伸到我 们站着的广场。她们都被电死了。这是一个标志。从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条路脱 离这个地狱,这是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恐怖的遭遇可以立即结束。 事先并没有商量过,我们这些年轻女孩子睡到了上铺,年长一些的女人睡在中 铺,年纪大的睡下铺。这是我的感觉。不过很少有年过四十的女人能通过甄别,留 在我们中间。 他们把我们赶进屋子,管理这些女人的女看守再把我们赶上三层的床。她执行 “格柔丝”的命令, 那是这里最大的党卫军女军官,也是奥斯威辛最恐怖的人。跑 步去广场点名时,一个武装守卫站在屋门口外,大屋的女看守仔细检查是否有人留 在屋里。我们发现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爬上铺比那些年长的女人要容易一些。 我记不得我们是怎么憋尿的了,因为每天只允许上两趟厕所,而厕所也肮脏无 比,令人作呕。 就像我已经提到的一样,奥斯威辛里有些事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发生在昨天一 样,也有些事我一点也记不得了。这实在很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每天我至少要去 一趟厕所。我一遍又一遍问妹妹:奥斯威辛的厕所是什么样的? 但她也答不上来。 我能记得的是每天要被带到清洁房。那屋子跟我们住的木屋差不多大,有条长 长的水管。我们被命令站在龙头前,站在那里等水来。德国人也有洁癖,所以还在 边上放了块肥皂。它像块小小的蛋糕,我几乎拿不住。肥皂和我们每天领到的面包 差不多大,很难闻。传言说它是用人的脂肪做的,可怕极了。 但所有不相信传言的人都和我做的一样。我太想洗手了,就擦了肥皂。可搓了 又搓,一点泡沫都没有。我站在那儿等来水,同时在胳膊上、脸上、脖子上和身上 涂了肥皂。然而打开水龙头,什么都没发生,根本没有来水的迹象。笼头滴下三四 滴锈水滴就完了。这时,尖厉的命令声把我们赶回屋子,而我们身上还抹着臭烘烘 的肥皂。我浑身发痒。也许下次管子里就有水了,可以洗掉肥皂了。可那是什么时 候呢? 点名之后,我们排成五列,顺着肮脏的道路从奥斯威辛走向比尔肯瑙。我们 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带去正经地洗个澡,而且以后每星期都能洗。来到浴室,我们被 带进一问奇怪的房间,四周好像都是刻了花纹的天花板。 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昏暗的灯光,我才发现墙上和天花板上满是洞孔。我在 恐惧和寒冷中瑟瑟发抖,也不知道出来的是水还是毒气。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这样 “洗” 一次,颤抖一次,因为也许这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叫醒,也不知道白天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因为强烈的探 照灯光总是照射着整座集中营。黑暗中女看守把我们赶下铺位,跑步去木屋间的广 场点名。我们5 人一排站着,总是试图让年长体弱的女人站在中间。我们这排一头 是个女人,然后是我,然后是阿达列,另一头是另一个姑娘。哈娅站在我们后面, 她的胆结石时常发作。风雨中,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要站上好几个钟头,身上穿着的 是那条仅有的裙子。我们相互所能给予的惟一的帮助便是互相说些鼓励的话。 站在第一排的人吃的苦最多,因为她们得一直站着。而站在中间和后面的就可 以稍微弯弯腰,甚至在地上坐一会儿,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妹妹哈娅的胆结石时 常发作,她的身体条件每况愈下,正是这些短暂的休息救了她一命。对阿达列来说 也非常困难,她是最小的,只有13岁,没有我们强壮。看见她这样,我的心都要碎 了。她是我们的小美人,金发披肩,模样俊俏。但他们像对待我们一样把她的一切 也拿走了,特别是剃掉了她那头人见人爱的金发。哈娅和我很照顾她,总设法让她 站在队伍中间。 我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阿达列和我尽力默默地忍饥挨饿,而哈娅的病痛则无 情地折磨着她。每当她熬过一阵剧痛,便会轻轻喘口气,在下次疼痛袭来前放松一 下。哈娅也静静地忍受着,从没有一句怨言。有时疼痛特别剧烈,她就会从上铺爬 下来坐在地上,倚着支撑屋子的柱子,让呼吸稍微容易些。 每当她爬下床时,我都会跟下来陪她。一次,我醒来后发现她没有睡在我边上, 立刻迅速爬下床,发现她靠在柱子上,牙齿紧紧咬住下唇,甚至咬出了血,鲜血混 合了脸颊上流淌的泪水流了下来。她咬住嘴唇是为了阻止自己疼得哭出声来,因为 她知道她必须保持沉默,不能让一个人听见。万一女看守发现她病了,就会把她送 到病号区。德国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所以我们必须健康。尽管有个特殊的病号 区,但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送去的病人根本得不到治疗,而是被直接送到焚尸 炉去。 我知道我必须想法子阻止哈娅一天天瘦下去。一天晚上,我悄悄爬下床摸到门 边,看见那个武装守卫在外面巡逻。等他走开,我便溜出了屋子。我猫着腰一步步 向前走,直到探照灯的灯光从我这边移过去,我终于走到了食品工厂。那是一间大 厨房,没有台阶,只有一个斜坡通向里面。德国人把桶( 他们叫做kubelen)放在坡 上,里面装着给我们的食物。我慢慢移动,蜷缩成一团进了入口。我整个身体都在 发抖,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进了厨房。面前就是几个比我还高的大桶。桶很干净, 闪闪发光。我摸到一个大桶,尽管它是空的,但还是太重了,我无法移动它。我使 出吃奶的力气,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意识到我微弱的力气是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的。 我仍然蜷伏着,在恐惧和寒冷的颤抖中摸到一个小点的桶。我重新聚集力量, 双手用劲使它往我这儿倾斜了一点。我的腿也在使劲,全身都在摇晃。突然,我发 现一个惊喜:在桶底的粗面中躺着三个土豆。我用力把手伸进去,直到碰到底端, 把土豆和粘在上面的面粉都拿了出来,用一块随身带来的布包好,带着这些宝贝兴 高采烈准备回去。 这时,没有任何预先的征兆,也没带一个卫兵,营区的最高女指挥官“格柔丝” 骑自行车上了那个斜坡。 她是个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柔软的金发挽在颈后,军装也非常合身, 似乎是她那美妙身材的模具。 我突然觉得这样一个美女不可能是魔鬼。但我知道,这副漂亮的躯壳下包藏的 是野蛮而残忍的邪恶。有一次我看见她罚一个老太太跪在砂砾上,只因为她直视了 她的眼睛。 我看见她骑车进厨房的时候,仍然蜷着身子,拿着宝贝土豆向门边爬。虽然我 不信教,但那时我紧紧屏住呼吸默默祷告,求上帝让地面裂开,把桶、整个集中营 还有我都吞下去。我蹲在桶后面,憋住气,直到女军官检查完想查的东西,骑车离 开。 她走了以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慢慢摸回门边。 我又一次等着守卫走开,等着探照灯移向别处。离开厨房没多久,鞭子突然雨 点般落在我的头上和身上——我没注意到守卫回来了。无情地鞭打了一顿之后,他 又愤怒地用步枪的枪托砸我,直到我跌倒。但我的喜悦之情难于言表——尽管我浑 身疼痛,但土豆仍在我手里。我回到屋里,他还在后面对我喊:“如果我再看到你 到厨房边上转,你就不会活着离开。我会一枪打死你! ”我蹒跚着回到屋里,勉强 爬上上铺。第二天一早,哈娅看见我身上的鞭痕。“我的拉海尔,你怎么了? ”她 问道。 我告诉她是我上床时被粗糙的床板磨的。看到我给她的土豆,妹妹很高兴,我 也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有些可以吃的东西了。之后,我们从另一个地方出入意料地 得到了帮助,就像是一个奇迹一样。 每天有一个穿着斑马条纹状囚服的犯人拿着工具箱走过我们营地,他是个老犯 人了,德国人让他做水管工,所以他可以在营区之间自由走动。一天,他在我们身 边停下,开始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跟我们交谈,但我们都能听懂他的话。他问了很多 问题: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又是怎么在这人间地狱生活的。我告诉他,我们还年 轻,还很乐观。我们要坚持活下去,互相照顾。我想他听懂了我说的话,觉得可以 告诉他我们的麻烦,也就是哈娅的病情,便向他说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 去的呢? 我告诉他,因为胆结石的剧痛,我妹妹没法吃领到的面包,每天只能靠那 点汤度日。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放下工具箱,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但这次,他打开 工具箱,拿出一个小包给哈娅。那里面有一块白面包做的三明治。 我们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但仍然拼命用英语——一种他并不熟悉的语言—— 向他表示感激,感谢他和他的同情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食物也是有定量的。第二 天,他又给哈娅带来一块白面包做的三明治,第三天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从什么 方向来,会在那里等他几个小时。每次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他说几句 话,当然更高兴的是他带来三明治。 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依旧乐观,互相鼓励。每天我们微笑着向他告 别,等待第二天的到来。一天,我望着这位“救世主”来临的方向,他却没来。我 们等呀等,但连他的影子都没有。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担忧这位好心人的安危。我们怕有人看到他,向德国人出卖 了他,那他就会因为帮助我们而受到惩罚。我也很为哈娅悲伤——我们现在该怎么 做? 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我们的恩人还是没有出现。后来,有一天,我突 然看见他了,他在大屋的另一头,但我不敢肯定那是不是他。第二天我又看见他在 同一个地方。第三天,我决定给他一个惊奇。我等在一边,悄悄跟着他,发现他在 跟另一个年轻女孩交谈。他站得离她很近,然后给了她一块三明治。我惊呆了,不 知该做什么好。因为跟踪他,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但哈娅对我来说比其他一切都 重要。我很生他的气,我不能放弃那块白面包三明治。我从藏身的地方出来,站在 他面前。 他一看到我,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喃喃自语了些什么,原地踱了几步。然后, 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我说,他很抱歉,非常地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 太对不起了。”他知道他使我们受了罪,那三明治对我妹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我的行为无情无义,但你应该理解我。我还年 轻,在这儿关了几年了,离家离老婆都很远,我想女人想疯了。这姑娘看见我给你 们三明治,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交换它。” 一时间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但我听清了他的话,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看着 他的眼睛,低声问他:“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你知道我会为我的妹妹付出一切。” 他尴尬地低下头,回答说:“我很了解你……知道你……不会的……” 我知道这营里的数千女人中什么样的都有。即使在这里,在这个扭曲的世界, 为了生存的竞争也是残酷无情的。生存的欲望抹去了人性中最后一丝羞耻感,人们 出卖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我把他的话作为秘密保守起来。战后过了些年,我才告 诉妹妹。 哈娅的状况持续恶化,她的病痛越来越难以忍受。 一天夜里我醒来时发现她没睡在我身边,便赶快爬下床。她坐在地板上。“拉 海尔,请别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姐姐,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决定结束我的痛 苦。 一切都完了。今晚我去碰围墙的铁丝网。“我抱住她,两人哭作一团。然后我 们互相擦干眼泪,我告诉她我理解,因为我能看见她受的罪。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一 一如果她去碰电网,我也会跟她一块儿去的。我帮助她回到铺上,我们又熬过了一 天。 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多长时间,只希望自己为了两个妹妹能更坚强一些。一天爬 上铺位时,我在柱子边停了一下,听见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女人们都在全神贯注 地听远处一个人发言。那时我才体会到她们多么自豪于曾经拥有的财富。我靠在柱 子边站着,听那个女人炫耀她过去辉煌的时光。她很高兴另外9 个女人已经讲完, 现在轮到她讲她自己的故事了。她开始描述一次晚会,也许她们都被邀请参加了。 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的织锦夜礼服,后来换成一件黑色天鹅绒的,她们都认为不 错。 她选择了一条珍珠项链作搭配,其他人则商量着摆桌子。她们一致同意用名贵 的罗森塔尔瓷器,而对于应该用金器还是银器有些争论,但这还是被解决了。然后 她们又讨论到当晚的高潮——菜单,她们想像着吸人那诱人的香气。屋门就在这时 突然被踢开了:“滚出来,快给我滚出来! ”德国人咆哮着。我们被赶到广场上, 那个晚会的梦想破灭得无影无踪。 一天早上我们跑步去接受点名,脾气暴躁的女看守按照德国人的命令吼叫着让 我们去广场“甄别”。在那里决定谁会被带走强迫劳动,谁会被送进焚尸炉。我一 边跑着,一边祈祷我们不要被分开,就像3 个人一块儿离开屋子一样,我们也能一 块儿回去。194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德国人已经知道他们在前线的形势非常糟糕, 便把怒气都发泄在我们身上。集中营的规矩一天比一天严,他们每天都把病人送到 病号区。一天哈娅发了高烧,也被他们送去了。 在女人中间,每一条消息或谣言传播得都像野火一样快。现在她们说,病号区 所有的女人第二天都要被送到焚尸炉。我悲伤地哭泣着,哈娅把我的心带走了。但 我还是难以相信这条传言,我试图安慰自己,祈祷这永远也不会在哈娅身上发生。 妹妹去了病号区,现在只剩下我和家里的小宝见阿达列了。我们总是宠着小妹 妹,照顾她——也许这就是她没有我们强壮的原因。她身体虚弱,在漫长而痛苦的 点名中我和哈娅都会扶助她。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关心她了。 营地里到处是乱跑的人,惊声尖叫着,当然还有紧张的期待。咆哮声提高八度, 残酷的命令伴随着诅咒声、棍棒声,枪托的殴打把几千个女人和女孩子赶进了一间 屋子。在拥挤中我和阿达列拉着的手被冲开了,我回头去找她,突然头上挨了几下。 再回过头时,阿达列丢了。 她们就这样离开了我。现在我的两个妹妹都不在身边了,我只有孤身一人了。 我还剩下什么呢? 我哭了起来。骚动平息后大约1 小时,我们跑去点名。他们 点完人数后没有命令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屋。在棍棒的殴打下和拥挤中,我们又排成 5 列,被带出了奥斯威辛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