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2)
参见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White)1990年3 月12日的访谈。在公开场合下,
德费尔矢口否认任何类似的情感,我认为就这一点对他提问是不合适的( 或是没有
成效) 。( 关于德费尔的正式立场,注意他在1987年对让—保罗·阿宏的回应的措
辞,下文有转载。) 然而,在1990年3 月25日我对他进行的访谈中,德费尔的确明
确说过,他是一直到福柯死后才知道福柯患有艾滋病的。 关于德费尔和AIDES ,
参见热拉尔·考斯科维奇(Koskovich ):“巴黎来信”(Letter from Paris ),
载于《倡导者》(The Advocate),1986年3 月4 日,第31—32页。关于公开流传的
最耸人听闻的谣言的例子,参见卡米利·帕戈里亚(Camille Paglia), “Junk Bonds
and Corporate Raiders: Academe in the Hour of the Wolf”,载于《Arion 》
(1991 年春季卷) ,第195 页:“福柯之果酿造出的是苦酒。他是没有莎乐美的希
律王。这是一个精神残损的男人:根据可靠消息,我听说了福柯在得知自己患艾滋
病以后的公共行为;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的话,福柯就该受到每一个有德者的谴责。”
有关此谣言及其虚假性质的更多情况,参见上文作者的后记。
SP,第200 —201 页;英译,第198 页。
该记者即热拉尔·考斯科维奇,我在1989年9 月30日采访过他。他还慷慨地让
我听过他当初与让·勒比杜谈话的录音带。
考斯科维奇:“巴黎来信”,《倡导者》(1986年3 月4 日),第31页。参阅
1989年9 月30日考斯科维奇访谈录。
让—保罗·阿宏,“我的艾滋病”(Mon Sida),《新观察家》,1987年11月
5日,第44 页。在他的《现代人》(Paris, 1984 ,第216 —233 页)一书里,阿
宏把福柯描绘成一个非常下流的家伙,“脾气乖戾”,“反复无常”,总是想方设
法地引诱好看的男孩子。尤其见第219 —220 页:“这个对支配吹毛求疵的人本质
上渴望支配[世界]。我把他想像成15世纪一个天生的审查官……他扮演僧侣的角
色[例如,萨佛纳罗拉]( 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
意大利改革家,多明我教会的僧侣,拥有大量追随者,1494年将梅第奇家族逐出佛
罗伦萨。后来因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逐出教会并处死——中译者注) ,火烧
邪恶之物,为基督君主开拓疆土,反对异教徒,统治佛罗伦萨……”阿宏对福柯所
作的这番漫画式描绘,虽然用心卑劣,但也不无趣味,因为它显然是行家的手笔。
达尼埃尔·德费尔:“‘贼喊捉贼’”( ‘Plus on est honteux,plus on avoue
’) ,《解放报》(1987 年10月31日—11月1 日) ,第2 页。注意德费尔怎样在他
的第一句话中从“我们”悄然变成了“我”——如果“我们”感到了羞耻,“我”
就决不会创建AIDES 协会了……但是,受到争议的自然不是德费尔的羞耻感。他在
福柯死后企图辩明福柯并无这种羞耻感,似乎很难说得通。
让·勒比杜:“真正的福柯”(The Real Foucault ),《纽约人》(New York
Native)(1986年6 月23日),第5页。
德费尔1990年3 月25日的谈话。在和迪迪埃·艾里邦的一次谈话中,保罗·韦
纳声称他在福柯死后见过他在1993年11月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说道:“我知道我有
艾滋病,但我的歇斯底里使人将它抛在了脑后”(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48
页——这段话在艾里邦该书的英文版和经过修订的法文第二版中被删去了)。德费
尔激烈地否认福柯写过这样的日记。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在1983年间,福柯曾向
美国和法国的一些人表达过他日渐增长的对艾滋病的担心。可参见本书第十章末尾
所述福柯1983年春在柏克利同米勒及菲利普·霍尔维茨(Philip Horvitz)的谈话。
在1981年至1984年间,福柯周围有不少医生和学术界朋友,他们了解这个折磨
同性恋者的神秘的新病种的最新情况。埃尔维·吉贝尔在他关于艾滋病(和福柯)
的影射小说的第20章中,提到了福柯和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及
其他一些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医生和知识分子组织的研究小组:该小组在塔尼埃医院
聚会,当时法国最早的一些艾滋病患者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在开会时总是咳得
非常厉害”,吉贝尔写道,但“他却拒绝看医生,直到这一会诊活动的负责人说出
了他对这种不断干咳的担忧之后,他才不再坚持了”。福柯的病情显然就是这样迟
迟才被诊断出来的。(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1—33
页;英译,第23—25页。)关于福柯对不断增加的艾滋病及其危险的存在证据的反
应,参见汉斯·斯拉格(Hans Sluga)和米勒(DA Miller) 的回忆,本书第十章
对此有详细叙述。吉贝尔记得,早在1981年他在和福柯的谈话中就提出过一种新的
“男同性恋癌”的可能性:他一提到这个问题,福柯立即放声大笑:“仅仅袭击同
性恋者的癌症,不,好得难以置信,我会笑死的! ”[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
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21页( 英译见第13页) 。在1990年3 月16日的电视节目
“Apostrophes ”中,吉贝尔讲了完全一样的故事,这一次直接用了福柯的名字。
埃德蒙德·怀特回忆了他和福柯在巴黎的一次类似的谈话,也是在1981年。]
关于旧金山同性恋社区活动及福柯的参与,我在第八章中作了详尽的讨论。
卡塔利娜·冯·毕劳(Katharina von B ülow ):“反驳是一种职责”(Contredire
est un devoir ),《争鸣》(Le débat )第41期(1986年9 月—10月),第
177 页。
福柯关于“heterotopia ”最有名的定义(即认为那是一处与utopia正相反的
地方,那里“言语被当场止住”,传统知识的令人宽慰的确实性发生了消解),参
见MC,第9 —10页;英译,第xviii 页。关于各种能当场止住言语的极端体验(
“势不可当的、不可名状的、……令人销魂的”,等等),参见“无穷尽的语言”
(Le langage à linfini),《泰尔盖尔》(Tel quel)第15期(1963年8
月),第48—49页。关于“那些封闭的、狭小的、亲密的团体(人们在那里享有只
与单性有关的奇怪的幸福,这种幸福既是强制性的又是被禁止的)”的令人愉快的
“过渡状态”,参见HB英译本的“导言”,第xiii页。关于S/M ,参见“一次谈话
:性爱、权力和身份政治”(1982),《倡导者》(1984年8 月7 日),第43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 ,第12页。
关于同性恋者在这几个月里对艾滋病的反应的最为人们熟知的资料,可惜不完
全可信,因为其编者对该社区中最热衷于性冒险的成员们怀有偏见。但尽管如此,
如果能用批评的眼光去读的话,兰迪·舍尔茨(Randy Shilts)的《这帮人还在玩
》(And the Band Played On )(New York, 1987)仍然是一份极有价值的资料。
对上书的一个有力的批评,参见道格拉斯·克里普(Douglas Crimp) ,“如何在流
行病中享用混乱? ”(How to Have Promiscuity in an Epidemic),收录于道格拉
斯·克里普主编的《艾滋病:文化分析,文化批评》(AIDS: Cultural Analysis,
Cultural Criticism, Cambridge, Mass., 1988) ,第237 —270 页。克里普的论
文有效地指出了同性恋社区在普及“安全性爱”的实践中担当的主导角色。早期这
些“安全性爱”的努力出现的时间并不清楚;但1983年初,在旧金山那些同性恋活
动家圈子中,这些努力开始成为非正式实践;是年5 月,港湾区域一群医生公布了
他们第一套公共指导方针。关于这几个月同性恋社区的动员情况,还可参见辛迪·
帕顿(Cindy Patton)观点尖锐、具有前瞻性的争论:《性与病菌:艾滋病政治》(Sex
and Germs:The Politics of AIDS, Boston, 1985) ,其中,作者敏锐地把“性爱
恐惧症”(erotophobia) 作为有关艾滋病的广泛公众反应中一个关键文化因素加以
讨论。在旧金山,最初(1983 年5 月) 发起关闭公共浴室运动的最杰出的同性恋活
动家是拉里·小约翰(Larry LittleJohn),这方面的材料( 同时也是确证、纠正舍
尔茨的材料) 参见罗纳德·贝耶尔(Ronald Bayer)有关公共浴室的冷静历史分析,
《私人行为,社会后果》(Private Acts, Soci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1989),
第20—71页。( 值得指出的是,舍尔茨本人较早公开地建议过关闭公共浴室,这部
分解释了他的论述中那种“我告诉过你”的自以为是的论调。)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
要的,我必须感谢盖伊尔·鲁宾(Gayle Rubin) ,她让我翻阅她的资料,分享她的
印象;这些资料和印象建立在她十年之间如下研究的基础上:港湾区域S/M 场景的
历史;这些严酷的岁月里,针对艾滋病,同性恋社区作出的一般反应,S/M 亚文化
作出的特定反应。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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