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宫里(2)
在否定人道主义、关于主观性的古老“神话”和心理深度的合理性方面,罗伯
—格里耶像和他同辈的任何一个法国人一样,也应当为此而享受荣誉,或背负罪名,
他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指出,现代世界已经为官僚和“行政人员”所控制,
小说家若要同他们的时代作斗争,最好先抛弃一些过时的观念,如:人的性格各有
不同;讲述有关这些性格的故事是有教育意义的好事;人的政治、道德态度如萨特
等人所言事关重大。在罗伯—格里耶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满可以“无话可
说”。无话说又何以成为作家?没关系,他还可以说他必须说的话,而且他还可以
用一种的的确确属于他自己的声音,透过推敲一种“说话方式,从虚无、从尘埃开
始……”,来说这些话。
罗伯—格里耶是言行一致的。他用一种故意的无动于衷为特征的独特文体撰写
小说,对叙事剧安慰心灵的作用报以嘲讽,对注意心理刻画的自然主义传统置若罔
闻,创造了一种无曲折变化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似乎不带任何主观的参照,
即使如他所言,他写的那些人“总是被卷入……一种最令人着迷的感情冒险之中,
其卷入程度之深,往往使视界……发生扭曲,产生出接近谵妄的想像”。
在某种程度上,罗伯—格里耶的确在抽去他小说的“内在性”,正如他的早期
崇拜者所料想的那样。但尽管他的写作似乎不带个人色彩,他全部作品,正如他多
年后所承认的,实际上却出自他自己的“感情冒险”的痛苦与骚动,“我谈的从来
都只是我自己。我是从内心来谈的,所以别人很难注意到。”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
《镜中的幽灵》(Ghosts in the Mirror,1984)所解释的那样,他的父母是凶恶
的反犹主义者。曾在1940年后同纳粹有过积极的合作。德国占领法国时,罗伯—格
里耶才十多岁,也像这个年代的福柯一样,常常梦到世界末日般的恐怖景象。按照
罗伯—格里耶后来的回忆,从40年代早期起,这一幻想就死死地纠缠着他了:他感
到在“被强拉硬扯地吸入一个未知的、不稳定的、非理性的液态世界的中心;那是
一个时刻准备吞没我的世界,其外貌难以言喻,既像死亡,又像欲望”。集中营的
真相大白于天下,把他吓呆了。由他的双亲所体现的法西斯主义对秩序的要求,竟
导致了种族灭绝。他现在明白了,他自己的死亡狂想无非是另一种“致命的诱惑”。
为着寻找某种对付这些恶魔的方法,“很自然地,我从事起这种用虚构及其各种矛
盾进行的充满或然性的实验来(我再次强调,我今天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冒险的);
我把这种实验看作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最适于演示这一永恒的不平衡状态,即秩序
与自己之间的殊死搏斗,理性的分类和颠覆(或者说混乱)之间的不可能解决的冲
突。”
“我写小说,为的是驱除我与之势不两立的幽灵,”罗伯—格里耶说。他把每
一本书都看作一个“战场和一笔投资”。他在1984年写道:一个作品“不应像某个
盲目服从神圣法律的法官,恰恰相反,它应公开地揭露和精确地再现它正在与之作
斗争的多重不可能性……由此展示出一些复杂的场景、离题话、切换和反复、疑难、
死胡同、视角的转换、各种各样的置换、位错或倒装”。透过把人类描绘成“空虚
的中心”,作者可以把在他那些狂热的主人公眼前闪现的物体列出详细的清单。他
笔下的那些讲故事的人总是在对世界进行“测度、定位、限制和规定”,像试图侦
破凶杀案的侦探一般。他这种方式想像出的世界,是一种最阴沉的实在性——它冰
冷,执拗,令人不安。
这正是福柯喜爱的文体。他在1963年宣称:“罗伯—格里耶的重要性,可以按
他的作品向它同时代的每一部作品提出的问题来估量。”这个“问题”,福柯认为,
涉及的完全是语言的内在结构和表达能力。他断定,在罗伯—格里耶那“绝妙的、
令人着迷的语言”里,“不少人发现了自己的迷宫”——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就
是其中一员。
当时很多人都像福柯一样着迷于罗伯—格里耶。在“新小说”看好的形势鼓舞
下,《泰尔盖尔》创刊了。该杂志的主编菲利普·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
是一位大有希望的作家、狂热的怀疑论者,当时才20岁出头。它的常任理论家是罗
兰·巴尔特,一位评论家和随笔作者,他在50年代曾是罗伯—格里耶最忠实的吹鼓
手之一。像罗伯—格里耶一样,加盟《泰尔盖尔》的评论家和作者们都希望(用巴
尔特的话来说)“实现文学语言的dasein(此在),即一种写作的缺失(但不是一
种无知)”。像巴塔耶(他们的另一个崇拜偶像)一样,他们也十分迷恋性冲动和
“极限体验”,视之为创造力的源泉。他们还像尼采一样,接受了“永恒复归”的
神秘观念,该杂志的名称及卷首引语就取自他的这样的一句格言:“我要世界,而
且要原原本本的世界(I want the world and want it AS IS——‘AS IS ’法译
‘tel quel’),再要它一次,永远地要它。”
共同的兴趣,使福柯和索莱尔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合作。如一位知情者所回忆的,
这位年轻的主编“聪明绝顶,花钱如流水,敏感于一切形式的柔弱”,而且特别尖
头滑脑,一心只追求自己的功名。索莱尔同福柯的联盟不可能持久;索莱尔过于随
和且讲究时髦,而福柯却太容易动怒,不好打交道。索莱尔及其小圈子所鼓吹的本
文和快乐的结合是相当轻松的,就此而言,福柯关注的那些冷酷无情的事情,一定
引起过人们的不安。《泰尔盖尔》团体最杰出的成员之一——朱利亚·克利斯蒂娃
(Julia Kristeva,她最后嫁给了索莱尔),在多年后发表过一部影射小说,对哲
学家作了最可怕的描绘,即把他说成是一种以“尚死”为基本原则的渎神新崇拜的
大祭司。索莱尔及其朋友实在难以忍受他。尽管他们就锻造震撼人心的新艺术风格
有过许多讨论,但《泰尔盖尔》在文学方面的理想,同其在生活方面的理想一样,
都是贵族式的,集中反映了满足于“趣味和宽容”的强烈爱好。正是本着这种精神,
罗兰·巴尔特向该杂志的读者们担保说,“惟一属于萨德的世界就是他的论述世界。”
因此对这位非凡的侯爵,必须“按某种触觉的原则”来解读。
福柯显然对这种“萨德世界”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观点,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分歧。不过,这些分歧导致公开的不和,却还要经过好几年的酝酿时间。1963年,
索莱尔对《疯癫与文明》开拓的“话语世界”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邀请福柯来和
《泰尔盖尔》团体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关于小说的辩论”。
在关于这次学术交流的介绍性评论中,福柯就他如何看待在罗伯—格里耶、索
莱尔(也暗指他自己)之类作家作品中汇聚的艺术的和哲学的关怀,作了一个富于
启示的概述。“我注意到一件事情,”福柯说,“在我读过的那些[罗伯—格里耶
和与《泰尔盖尔》有联系的作家的]小说中,人们没完没了地提到一些体验——如
果你们愿意,我想把它们称作所谓的‘精神体验’(尽管‘精神’这个词显然不确
切)——如梦幻,如癫狂,如非理性,如重复、重叠、时间的飞逝、回归等等。这
些体验构成了某种可能非常紧凑的‘情意丛’(constellation )情意丛,心理学
概念,指围绕一个核心意念的思想感情的组合。——译者注。我注意到这一事实,
即人们发现这个‘情意丛’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也曾得到过简略的表达。”
指出了“新小说”同超现实主义之间显见的类似性之后,福柯又问道:它们之
间的差异是什么呢?他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安德烈·布勒东在弗
洛伊德的影响下,把“体验”局限在心理学领域,而“新小说”的“体验”概念则
同心理学划清了界线(在索莱尔那里是如此,在福柯这里其实也是如此),体验变
成了“思考”的材料。福柯认为,为这种新的、纯然哲学的“体验”鉴赏指明方向
的功劳,应归于巴塔耶、布朗肖和罗伯—格里耶。
第二点主要差异,按福柯的看法,在于:超现实主义者仅仅把语言当作工具,
当作叙述体验的手段,而在《泰尔盖尔》的作家圈子看来,恰恰相反(又一次,福
柯暗示自己也持此观点),语言本身就是目的:“书”凭本身的资格就可以成为
“体验”。文学现在表达着一种“说话的思想”:它是一种“思想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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