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宫里(7)
法兰西果然注意到了。第一次印刷的3000本一周即告售罄。6 月份第二次印刷,
数量更大,也迅速售完。到8 月份,该书已被列入畅销书目。月复一月,此书的销
售量一直在增加,而书卖得越多,争论也就越多;争论越多,书也就卖得越快,如
此循环往复,越炒越热。
这本书,尽管冗长、晦涩,却迅速成为一种所谓“外在文化”的知识——即每
一个思想正统的巴黎人都需要获得的知识(人们会就此相互询问:“你,读过这本
书吗?”)。在1966年的法国,一个人的社会、学术地位是由他引起的反响决定着
的。
他在这几个关键性的月份里接受过一些记者采访。谈话中,福柯强调了他自己
的作品同结构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他从容地提醒人们注意他自己学术路
子的某些特点的时候。照他的说法,《词与物》是《疯癫与文明》的续作和姊妹篇,
是一部“关于相似、相同和同一性的历史”,是对较早的那部关于差异、不同和分
裂的历史的补充。
因此,他的新书实际上是一种后康德的“非纯粹理性批判”。它(像康德的《
人类学》一样)“在同样的层面上处理各种习俗、制度和理论”,搜寻构筑任何时
代经验领域(使之成为某种历史的先验范畴)的“各种同型性”,或形式上的相似
性。福柯承认,在他从事研究的时候,他心里铭记着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
都塞和杜梅泽尔这样一些先驱者,——即铭记着所有这一类思想家,他们在萨特和
现象学家们探讨的有意识意义的层面之下,揭示了另外一个无意识的、无思想的、
匿名的和无个性的层面,这个层面预先规定着有意识意义的作用。这样看来,人类
并不像萨特所想像的那样绝对自由(或绝对负有责任),而总是受到限制的,被捆
住双手的,陷在一张它无法控制的语言和习惯的蛛网里动弹不得。为说明他想分析
的领域的新颖性,福柯甚至为它造了个新词——“épistém è”,这借用的是古
希腊的一个词,原义是“认识”[现代法语和英语中“认识论”(épistémologie
和epistemology)一词的古代语源]。按福柯的定义,一个“épistém è”,是
“某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认识论空间”,一种思维和推理的普遍形式,它规定着在那
个时代,“什么思想能够出现,什么学科能够建立,什么经验能够在哲学里得到思
想,什么合理的意见能够形成,只是可能旋而又会解体、消失。”
从福柯这本新书所体现的新推理形式来看,萨特牌号的存在主义似乎显然属于
一个过去的时代。正如福柯所论,“在战争时期还不到20岁的”新的一代人,已取
代了“temps modernes”(近代)该法文词一般应译为“现代”,指的大体上是1500
年以来直到今天这一整个历史时期;但在这里,该词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实
际上是福柯自己时代以前的一段时期,故较含糊地译作“近代”为好。——译者注
的一代人,这代人曾经是我们思维的规则和生活的楷模。对于这年轻的一代来说,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显得“很可怜”,因为它是“19世纪的人对我们20世纪的
一种冥想”,注定毫无价值。他解释道,战后时期的诸种混合式人道主义,即萨特、
加缪和泰拉尔·德·夏丹(Teilhard de Chardin )的道学混合物,装模作样地要
解决它甚至都没有理解的问题,比如“所有那些绝对不值得成为理论问题的迷念”。
萨特和夏丹形成了一个“可笑之极的联盟”,他们“以谁的名义说话?以‘人’的
名义!看谁敢再谈论人身上的邪恶!”
某种类似于死亡迷念的东西,绝非“邪恶”(或“癫狂”),而正是我们时代
最先进的思想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产物:“人会死于他自身内部产生的某些迹象——
这就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尼采的意思。”而且,福柯指出,尽管透过搜寻种种同
型性来分析这个迹象领域,可能显得抽象之极,但这种探究的结果却是某种完全不
同的东西。他在1966年告诉马德莱娜·夏普萨尔说:“最令我们这些‘冷冰冰的’
分类者快乐的作家,便是萨德和尼采,即那些实际上就是在谈论‘人身上的邪恶’
的人。难道他们不也是最富于情感的作家吗?”
福柯自己的书从来都是那样令人困惑和富于刺激性。表面上看,《词与物》像
《疯癫与文明》一样,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个范例。它再度考察了五个世纪的历
史,并再度显示出惊人的博学多识。但也像以前那样,历史学家们对书中许多细节
的精确性,以及它的总体论点,都提出了质疑。结果又引起了人们的疑虑:此书是
不是和前一本一样,还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
循着和癫狂研究“同样的时代顺序”,《词与物》总的叙述格局也没有变化。
在文艺复兴时代,思维保持着某种“灵活性”:“没有预定的路径,没有预设的距
离,没有规定的束缚”;甚至仇恨、欲望的凶残性、癫狂,以及病中的谵妄状态,
全都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世界就像一册“打开的巨书”呈现在世人面前,有待他
们透过一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博学和“魔术”的结合来加以解读。
在理性时代,相反,这种思想的“灵活性”却受到了限制:经验领域受到了审
视、测度、确定和圈围;“未开化的人”被驯服了,被一堆新学科(从医学、植物
学,直到一般语法的研究)占据了;这些学科被加以分类、整理和分离,从而打破
了“空间的混沌单调”状态。
但这种看上去很坚实的经验结构,在1800年左右突如其来地解体了。当时“知
识已完成了自我封闭”。这时的世界,已经相当复杂,她是科学掌握的各种经验主
义必然性和先验自由揭示的各种神秘力量共同创造的,知识也伴随着这一进程“在
各个层面上发生了混合。”一条巨大而模糊的差异线(这也正是康德发现的那条线)
分裂着西方思想:一边,是关于人类的积极理解,体现在诸如经济学、动物学和语
言学等学科里(这些是透过划分进行分析这一古典遗产的继承者);另一边,则幸
存着“语言最模糊然而也最真实的力量”,它以现代“文学”的形式获得了新生—
—此乃文艺复兴这个失去的世界的遗产,“那时的文字在事物的普遍相似性中闪烁
着光芒”。
该书的副标题告诉人们,福柯写的是一部“考古学”著作。但从人类科学的观
点看,正如吉尔·德勒兹所指出的,《词与物》是一个“恶作剧的礼物”。因为福
柯的方法再次产生了这种奇特效果——即造成了他的研究对象在我们眼前的分崩离
析:恰如“癫狂”被剥夺了其不言自明的医学事实根据一样,福柯关于人类科学的
研究,按德勒兹的说法,显示的也是“一种被败坏了的基本原则”。他的“考古学”
是“一种打碎了自己的偶像的考古学”。人类的科学已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在他的
书里,19世纪的语言学、经济学和动物学被有意地当作一种虚构,一种狭隘的、飘
忽不定的、束缚人的东西。甚至仅仅在6 年前还被萨特宣布为“不可超越的”马克
思主义,福柯也嘻嘻哈哈地将它贬作百无一用的古董。他奚落道:“马克思主义在
19世纪思想中如鱼得水”,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可能掀起了
“一些波浪”,但这“不过是儿童嬉水池里的风暴而已”。因而,谈论“真正的人”
的历史使命(就像福柯自己曾经谈论过的那样),就是充当一种幻想的牺牲品:因
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并不比“癫狂”观念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这些看来是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该书对过去的探讨方法总体上看是很新颖
的——这也是该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正如历史学家保罗·韦纳曾经指出的那
样,福柯不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观察思想史,即不把思想史看作一种集体的、
累进的学习过程,而把它看作一支万花筒,里面装着一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碎片。
它显示出一种图案,但这图案的形成纯属偶然。从一种“épistém è”转入另一
种,仿佛就是转动万花筒从而创造一种新图案。图案的演进不服从任何内在逻辑,
不根据任何普遍的理性规范,也不表明任何较高的宗旨;正因为如此,它不能被视
作一种“进步”,因为最后一个图案“同先前的那些比较起来,既不显得更真,也
不显得更假”。
尽管福柯的书是他研究康德的成果,而且他的论述中多处暗暗提到许多哲学家
(其中包括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观点,但这些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只
处于边缘地位。相反,该书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讨论了乔治·居维叶(Ceorges Cuvier,
1769—1832)、弗朗茨·鲍普(Franz Bopp,1791—1867)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著作。这些思想家都是公众很不熟悉的,以至于《新观
察家》在它的一篇关于《词与物》的书评之后,不得不附带地对这三个主要人物作
了一番介绍。(居维耶是比较解剖学方面的先驱人物;鲍普是现代语言学之父;李
嘉图则是一位重要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
不过,尽管有了简写本(现在已有了好几种很好的简写本可供选择),这本书
迟早还会令读者困惑不解。甚至福柯的哲学盟友乔治·康吉兰在读完该书后,都不
得不怀疑是否真像福柯所断言的那样,有可能在不依据任何评估其相对“理性价值”
的标准、也不对单个被公认为科学的理论的成败作任何评价的情况下,撰写各种知
识形式的历史。人们愈是深入推敲该书的论点,就愈是感到它匪夷所思。正如法国
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在他的书评(这也许是关于
此书最尖锐的一篇批评文章)里所说的,“令人眩惑的和常常显得矫揉造作的文体,
结合着细密精巧的分析,产生了极端扑朔迷离的效果,以至于作者和读者都不知消
隐到哪里去了。”
该书的复杂构思究竟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如果还存在着这种逻辑的话)?如
果科学家和哲学家思维方式的变化,严格说来不是“理性的”,那么这种变化是怎
样发生的?为什么一个文化的“万花筒”会突然发生转动?这种突变的原因可能是
什么?就此事而言,作者自己身置何处?怎么偏偏只有他能够躲开那“遏制思想”
的东西,并能像个局外人似的,对我们现代的“épistém è”作整体描述?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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