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3)
按福柯的萨德—尼采式世界观,幸福可能不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东西。但创
造性精力的释放所带来的狂喜却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东西。而且不管杜梅泽尔或萨特
会怎样想,也不管福柯自己在1968年以前是怎么看的,这种狂喜绝非纯个人的或仅
具有文学性要素的东西。与突尼斯学潮接踵而至的“街垒之夜”表明,可能存在着
某种类似于集体共享的狂喜的东西,它至少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摧毁习俗的禁条。
或许,如福柯在1978年所说的,甚至在当今时代,这种野性集体能量的爆炸都会重
新引起“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
—那是一种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的行为,它“毫无功利色彩,也不含任何个人
野心”。
5 月底,福柯回巴黎作了次短暂的逗留。自德费尔5 月10日给他打过电话以来,
他每天都看《世界报》、听广播,像对突尼斯的事情一样密切注视着法国的事态发
展,而他在突尼斯的经历已使他对问题有了一种定见(或许是偏见)。当他最终亲
临其境来看这一事态的时候,索邦大学仍在学生手中,政治体制仍在受到困扰,年
轻的“愤激派”仍沉醉于“不断革命”的狂想。
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索邦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显然就在这个时候,他同他
最喜爱的文学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谈了几句话。福柯在一生中,也仅仅同布朗肖
谈过这么一次话,尽管他当时(这很自然)对于他在和谁说话仍浑然不知。“不管
五月事件的诬蔑者们会说些什么,”布朗肖后来评论道,“这反正是个美妙的时刻,
其间每个人都可以和别人说话,没有个性特征,不带个人色彩,仅仅作为人群中的
一员,而且仅仅以自己是‘另一个人’的资格就可以受到欢迎。”
在他逗留期间,福柯还同让·达尼埃尔闲逛了一次。作为《新观察家》的编者,
达尼埃尔的工作曾使他得以及时了解事件的进程。当他们的眼前出现一支学生队伍
的时候,福柯向达尼埃尔转过身来。
“他们不是在干革命,”哲学家说,“他们就是革命。”
但这些青年男女所体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 福柯有理由感到疑惑。
因为革命总是以创造全新的“新人”为宗旨的,这是马克思和尼采的共同理想;然
而这种理想却指向两个截然对立的方向。
马克思的“新人”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和谐感,摆脱了主人和奴隶、老板和工
人之间的残酷冲突,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和普遍知性的形象表现,它以思想、劳
动和爱体现着整个人类的天使般的本质。按福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对
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恢复我们‘失去的’同一性,解放
我们被囚禁的本性、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随着异化的结束,以及共产主义的胜
利,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个人”的那种东西将最终以完整的姿态显现于世。
尼采的“新人”则与此相反,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与恶的划分,
是令人失明的权力和守护神狂暴的形象表现,不为一般人对幸福、公正或怜悯的渴
求所羁约。“对我来说,”福柯在1978年解释道,“必须造就的并非那种(马克思
列宁主义所向往的)与自己同一的人,就像自然对他的安排那样,或者是按其本质
所规定的那样……这毋宁是一个破坏‘现有的我’的问题,是一个创造某种完全不
同的东西的问题,总之是一种全面的革新。”
在1968年5 月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巴黎的学生,就像柏克利和柏林的学
生一样,在爱与恨、和谐与冲突、和平与战争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寻找引路人,有
些人转向了马克思,另一些人则转向了尼采。他们想得到哪一种世界? 他们想成为
哪一种“新人”?
1968年5 月30日,戴高乐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辞职),
终于向法兰西民族宣布了以下几点决定:他不会下台;他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他
要动员军队粉碎任何进一步的闹事行为。总之,他要战斗。这位伟人的权威由此重
新得到了确认,成千上万的人又涌上巴黎街头——但这一次是为法律和秩序而示威
了。
共产党敦促它的数百万党员复工。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取缔了最好斗的学生组织。
在6 月的第三个礼拜,戴高乐派便在选举投票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和社
会党的议员人数被削去了一半。
对于“愤激派”来说,这个党派算是玩完了,而认认真真的斗争即将开始。
那年夏天,福柯被邀请出任一个新成立的哲学系的系主任,该系位于离巴黎不
远的樊桑纳市(Vincennes )一座试验性的新校园之内。这项任命和五月事件有密
切的因果关联。戴高乐的新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 )发起了一系列
大胆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教育制度合理化,同时也为了消除学生运动危害性。樊桑
纳大学便是富尔的试点。作为一个典范式的学校,这个大学将实施民主化和跨学科,
将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同时,它将成为吸引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块磁石:一
旦把激进的学生从拉丁区吸引到城外的校园里来,就可以对那些好斗分子的破坏性
影响加以隔离了——这至少是很妙的一着棋。
被这种意义含糊的措施吸引来的大学教员中,有理想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
也有最褊狭的极左派,这就使他们内部注定要发生不同兴趣之间的龃龉。另一方面,
被吸引到樊桑纳来的学生,正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净是些好斗分子的拔尖人物,
其中许多人都是参加过五月街垒战的老斗士。
纷争在所难免了。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68年11月6 日的一次教员和学生的全
体大会上。以安德烈·格吕克斯曼为首的一帮死硬斗士中的骨干分子突然发难,大
闹会场,号召学生们不要去理睬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的无聊争论。他们的靶子
之一便是福柯;他们指控说,把这位有争论癖的哲学家雇来就是一个花招;政府在
企图“用学术争吵来转移舆论的视线”。
他们的意向十分明白,这就是:抛开结构主义。这也就是说:抛开大学。革命
应该到大街上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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