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4)
这些好斗分子误解了他们的福柯。在他的突尼斯经历的启发下,福柯迅速建立
起一种具有突出的非传统色彩的哲学系。他让两个人担任了系里的高级职务:一个
是米歇尔·塞黑——一位精通数学但又着迷于文学的学者;另一个是弗朗索瓦·夏
特莱(Francois Chatelet ),他年岁稍长,也极善于把博学和想像结合在一起。
这两人都同福柯本人一样,是学识渊博而且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他聘用的
低级教员,造诣自然较差一些,但也几乎同样非同寻常:他们全都是五月学潮的老
斗士。实际上,他甚至给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安排了一个工作!虽然格吕克斯曼没
有接受这个工作,福柯的那些低级同事却都是同一类人物:他们之中,有一个托派,
一个共产党员,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群自封的毛派,他们极富批判精神,是所谓“无
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 étarienne)组织的成员。
1968年5 月之后,一些极左派团体在法国名噪一时。其中,对于法国学生左翼
的发展来说(或对米歇尔·福柯来说)至为重要的,便是这个“无产阶级左派”
(简称“GP”)。该组织是一个名叫班尼·列维[Benny L évy,他在这些年里是
以“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 )的化名进行活动的]的青年斗士在1968
年底创建的,其中纠集了无政府主义组织“3 月22日运动”(五月风潮的鼓动者)
的一些老斗士,和一个被取缔了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宗派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
盟[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s [marxistel éniniste ])
(简称“UJC [m l ]”)的骨干分子。“GP”的组织规模一直很小,在鼎盛期
也只号称拥有二千来名资格充分的成员。尽管如此,它却享有极大的声望:这个组
织极富于热情和献身精神,既像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那样惟恐天下不乱,
又很讲求列宁那种高超的策略手腕。
在当时的法国,惟有这个组织能够将5 月里开始的这场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能
够透过控制其混乱的精力来延长这一历史契机。
“GP”透过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分子,承继了布尔什维克在宣传工作和地
下活动方面的经典技能: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透过一些卫星机构[如《人民事
业报》(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各附属的人民阵线组织[如“人民事业之
友”(Les Amis de 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和一些准军事性的秘密团体,来
行使的。这个团体学习过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言论,牢牢记住了他的“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这句著名格言。他们还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等级制、反官
僚主义的口号。(很自然“GP”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耽迷于造反的幻想,对中国政治
生活的残暴现实却缺乏兴趣。)
同时“GP”还从1968年5 月的学潮中,承继了该运动怀疑政党和重视直接行动
(将它视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的心态。本着这一精神,该团体在1970年曾请工
人们免费搭乘地铁,去进行抗议涨价的示威活动。同年,一支附属于该团体的“突
击队”对“福顺”(巴黎最豪华的食品杂货店之一)发动了一次罗宾汉式的袭击:
将富人的馅饼偷去以接济贫困的移民劳工。
乍看起来,很难理解像“无产阶级左派”这样一个宗派性集团,这样一个充满
禁欲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狂想的组织,会引起福柯的兴趣。他在1978年承认:
“五花八门的理论、政治讨论、诅咒、排斥、宗派主义,铺天盖地而来,这丝毫引
不起我的兴趣,相反却令我沮丧透了。”
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突尼斯经历仍使他认识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
肤浅的教条,但在一定情况下,却可能具有某种索雷尔式神话(Sorelian myth )
的价值。他还认识到,“GP”里的大部分斗士,像全世界大多数学生造反派一样,
在内心深处“真正崇奉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列宁”——他在1970年这样指出。
“他们更相信的,是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分析”(或者说,革命精英的号令)。
尤其是,“GP”热衷于直接行动的对抗风格,和他自己在突尼斯被诱发出来的一种
前所未有的、对于形形色色反叛(它可以引发“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
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的兴趣,正好不谋而合。
如福柯后来所解释的,在1968年行将过去和他在樊桑纳大学的新工作就要开始
之际,他很想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动进行试验,而这些政治行动将要求“一种本人
的人身投入,将是实实在在的,并将以具体的、精确的和确定的方式提出问题……。
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为自己设计一种行动方式,它既可以再现那种曾在我写关于癫
狂的书时引起我极大关注的东西,又可以再现那种我在突尼斯刚刚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一种重新发现的体验”。
30年代的乔治·巴塔耶(他的书又恢复了印刷,在法国学生中突然风行一时)
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兴趣,欢迎过“无限制骚乱的突然爆发”、“各种人爆炸性的骚
乱”,以及“灾难性事变”中的血腥暴行。怀着类似的情绪,安德烈·格吕克斯曼
在1968年也曾对“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报以热烈欢呼。而在后来的几个月
里,“无产阶级左派”的其他一些领袖也将号召人们“处死暴君,为千百年来人民
所遭受的一切压迫进行一切形式的报复”。
然而,福柯对这些问题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在他对“体验”的渴求中,他现
在难道也会欢迎“无限制暴乱”、“一切形式的报复”乃至“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
狂性”吗?
我们在1969年1 月23日得到了答案。那天下午,在樊桑纳大学,福柯伙同其他
一些教授,和500 来名学生和斗士一起,占领了这个新学校的办公大楼和几天前才
启用的梯形教室楼。当天早些时候,索邦大学学生为抗议警察进入校园而占领了校
长办公室。表面上,福柯他们的行动似乎是为显示他们同索邦学生的团结一致,但
实际上,套用美国这个时期学生运动的一句妙语来说,就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有
人猜测,人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再度探索混乱状态的创造性潜能,重温“街垒之
夜”的旧梦。
在发生这次占领行动之前的几天里,樊桑纳的学生斗士们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
动,其声势越来越大。示威的目的,是要“将樊桑纳的怪事、奇妙的花招曝光”。
他们把试验性的师生大会(当然是在这种大会开会的时候)斥为“大骗局”,认为
它只是一种虚假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形式。他们宣布“概不承认”所谓“教授的
权力”。
“GP”成员的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个口号:“打倒大学! ”伏尔泰反教权的口
号“消灭丑类(Crush infamy)! ”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福柯他们对樊桑纳大学的占领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1 月24日拂晓,警察
开始进攻办公大楼。坚守在楼内的人们,包括福柯在内,则予以猛烈回击。他们用
桌椅箱柜堵塞了楼梯通道,警察便透过窗户向楼内放射催泪弹。
有些人投降了。其他人(包括福柯在内)则转移到屋顶上,并开始从那里向聚
集在下边的警察投掷砖块。
目击者们回忆说,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
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
“他非常勇敢,确实非常勇敢,”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那一夜一
直在和福柯并肩作战:“夜里警察来的时候,他要求站在最前列,跟他们斗……。
真令我钦佩。”
樊桑纳战斗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和高度清晰可见的米歇尔·福柯的出现:他不再
是“地下人”,而已堂而皇之地成为极左派的先知。
他把自己的容貌都改变了。在突尼斯的时候,他就让达尼埃尔·德费尔剃去了
自己的头发,留下一个像矛头一样闪亮的光头。配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和露出金牙
的微笑,他现在看上去颇有点虐待狂的味道,像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后
来连续好几年,《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都用他那放肆的形象做
广告,吸引读者订阅。
他的言谈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在毛派自己的推论基础上迎合他们(就像他
在10年前加入结构主义语言游戏那样),福柯在后来的好几年里一直使用着阶级斗
争的套语,甚至利用过毛主席的偶像权威。
同时,很奇怪,通过履行愤激派知识分子在法国的神圣职责,福柯开始在法国
公众中赢得更广泛的敬意。
至少格吕克斯曼就丝毫也不对福柯最近的变化感到惊讶。“在法国这很正常,”
他说,“你已经做了知识分子,接下来必然要做一名斗士。在萨特看来这完全是一
回事。”
又是萨特!福柯不论走到哪里,看来都躲不开这位存在主义者的影子。萨特虽
然已差不多65岁了,但仍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典范:他敏于批判,以揭露权
力的滥用为己任,从不惊怕响应埃米尔·左拉昔日的战斗呼唤——“我控诉! ”他
在1968年5 月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这一地位——即使只是因为据说他在学潮的高峰
期间曾来过索邦大学。
尽管如此,福柯现在开始向他的地位直接发起挑战了。这一挑战,不仅像以往
那样表现在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萨特可能会发表演说。
但福柯,正如他在樊桑纳所表现的那样,却准备走得更远——他要采取行动。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