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6)
升入这一神圣的学术机构之后,福柯从一个方面看是很守规矩的。他履行作为
法兰西学院成员的社团义务;认真遵守学院的章程,努力撰写富于独创性而且学识
渊博的讲稿。但是,这不过是他的投资。和那里的很多教授不一样的是,福柯从不
在巴黎的某一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独立基地,对招募门生毫无兴趣。按他的同事皮
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福柯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完全失去了明确的学术影响力
甚至科学影响力,由此也就失去了这些影响力可以带来的门徒,即使他借助自己的
名气,对出版界,并透过它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这后一种影响力(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影响力),福柯
在1970年以后行使得淋漓尽致。他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传声筒,力图利用自己的名
气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加入了一个由一些名声很响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精
英团体——其中有萨特(这是自然)、热奈(Jean Genet)这类的作家,和伊夫·
蒙当及西蒙娜·西尼奥雷之类敢于仗义执言的影星。而且,他还于1971年2 月(即
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仅两个月之后),张张扬扬地宣布:他要创立一个自己的
政治团体——“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
创立这一组织的主意是福柯和达尼埃尔·德费尔一起想出来的。德费尔现在已
经是他的主要政治合作者了。
“我是在1960年9 月认识米歇尔的,”德费尔回忆说。他当时是一个学哲学的
大学生,刚刚念完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年龄比福柯小10岁。当他在巴黎求学
的时候,他就投身左翼政治活动,是“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的一名活
跃分子。(“UNEF”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学生联合组织,曾带头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
亚的战争。)
福柯赞同德费尔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法国左派60年代早期
对戴高乐政府的分析。他们提出“法西斯主义必败”的口号。德费尔回忆说,福柯
“从未接受这种看法。这是最重要的”。暗示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类同纳粹主义的现
象,如同1968年5 月后在法国左派中流行的一些类似提法一样,令福柯感到荒唐。
福柯这位年轻的新朋友神采飞扬,英俊潇洒。但是,最令福柯着迷的,恐怕还
是他那紧张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风。据德费尔自己的回忆:“我觉得米歇尔能在这
个时期喜欢上我,是因为我当时过的那种学生斗士的生活。”福柯将他置于自己的
羽翼之下,为他在克莱蒙—费朗大学找了个职位。1964年,德费尔离职赴突尼斯参
加一项志愿服务,福柯也随同前往,结果在突尼斯大学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1968
年后,他俩再度携手合作——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德费尔作了那里的社会学教授,
并在1969年1 月24日夜里和福柯一道同警察干过一仗。
像所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他俩的关系也几经起落。但自始至终德费尔对福
柯一直忠贞不渝。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说:“我觉得达尼埃尔是真心爱他的。”
同时,福柯也感到很难离开德费尔。“18年来我对某个人一直处于一种热情状
态,”福柯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某些时刻,这种热情状态采取了爱的
形式。但事实上,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问题。”所谓“热情状态”,按
照福柯在这次谈话中的描述,是一种超越了爱情、超越了理性,甚至超越了某种对
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求的状态;毋宁说这是一种广阔无垠的、起离解作用的状态,它
破坏着“‘做自己’的感觉”,创造着一种强烈的、融合的“苦乐”感,使人得以
“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由于“已全身心投入了”对这种“我们两人之间的
热情状态”的探索,福柯承认:“我觉得,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
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福柯常常同德费尔说话,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谈他们最新的共同兴趣——政
治。德费尔经久不衰的政治活动癖,又被新的学生左派,尤其是1968年底出现的
“无产阶级左派”引发了。在这个组织于1970年被正式取缔后不久,德费尔自己就
做了该组织的地下成员。他回忆说:“我入会了,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禁止活动了,
被取缔了,成了一个处境危险的组织。”
像德费尔一样,福柯这时也在急切地为自己找寻政治行动的新形式。正是出于
这方面的考虑,他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一个像福柯那样博学多才的人,怎样才有可能通过加盟一个转入地下的
革命运动来获取最大成果呢?这是个大难题。福柯便同德费尔一起探讨把自己的课
题同毛派的计划联系起来的途径。据德费尔的忆述,在“无产阶级左派”方面,他
们的目的只是建立“与法兰西学院的联盟”,以形成(用马克思主义行话来说)某
种联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民阵线”;在福柯方面,目标则稍有不同:他想透
过探讨作为一种“极限体验”领域的政治,找出某种方法,以“推展在《疯癫与文
明》中宣布过的研究方案”。
福柯和德费尔后来得出的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德费尔向他的毛派同志们提议:
让福柯领导一个调查法国监狱内幕情况的委员会(当时一些毛派斗士正在狱中服刑)。
该委员会可望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法国监狱系统的悲惨状况,并为狱中的毛派提供一
个将难友们组织起来的口实。尽管“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成员反对德费尔的意见,
理由是普通刑事犯和“流氓无产阶级”不适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样)充当
社会变革的动力,德费尔的动议仍然被通过了。
他策划的这场政治冒险,从长远看,在福柯关于新革命政治的实验中具有首屈
一指的重要意义。
1971年2 月8 日,在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里,福柯走到摄影机和
麦克风跟前,宣告了“监狱信息小组”(GIP )的成立。选择此时此地来发布这一
通告,不是没有用意的。在此之前的两个礼拜里,圣贝尔纳的教堂曾被毛派占据,
他们在这里举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狱中同志们的处境。(在当时的法国,“毛派”
已成了对一切多少同“无产阶级左派”有联系的好斗分子的统称;由于“GP”已被
取缔,这一稀奇古怪的名称对于斗士们自己是很有用的。)
那日上午,为抗议被捕的同志在狱中的悲惨处境,毛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
活动。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政府就表示它要作出某些让步,这就是它打算建立
一个研究狱中情况的委员会,并打算把在押的好斗分子改定为“政治犯”——按法
国的法律,这种犯人应享受较宽大的待遇。圣贝尔纳小教堂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在
毛派宣布绝食斗争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因而准备结束的时候开始的。当福柯那锃
亮的光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里的左派们已经在弹冠相庆,一片欢乐的气氛。
但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并不是去那里庆祝胜利的。他是要借此机会宣布他的新
组织的成立。对着摄像机,福柯念了一份关于该组织宗旨的简短声明。这个组织是
他在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和让
—玛利·多梅纳赫[JeanMarie Domenach,天主教杂志《精神》(Esprit)的主
编]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按福柯的解释,是具体而适中的:他和同事们
希望搜集有关法国监狱内部悲惨状况的信息。他们特别希望听取亲身体验过监狱生
活的人的讲述。为了顺利得到这些信息,“GIP ”敦请狱中的人们同他们联系。该
“小组”还告诉人们,他们已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可供索取,答卷将在以后的某一
天予以公布。
福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念的声明,给人留下了许多假象。虽然有像维达尔—
纳盖和多梅纳赫这样有名望的人支持,“GIP ”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组
织”,而毋宁是德费尔和福柯临时策划出来的一个流动性的鼓动中心。它从来就没
有打算只从事信息搜集或慈善活动。它的毛派背景还暗示着,它从一开始就被预设
成了一个战争机器,一种新的文化武器。
最首要的是,“GIP ”被预设为一种试验场,它将对一种新型知识分子进行考
验——这种知识分子不愿出风头,然而富于颠覆性,谦逊然而狡狯。
它要打击的靶子,一如既往地仍旧是让—保罗·萨特——当代在世的最著名的
知识分子,法国在道德上持异议者的脆弱传统的化身。正如福柯曾概括指出的那样,
在这个传统中,“知识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说实话的人的名义,向那些尚需要了解事
实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意味着良心、自觉性和雄辩。”福柯还用反讽的口吻指出,
正是本着这种奥林匹克精神,战后的存在主义者们告诉了人们“自由包含了什么,
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什么、怎样待人接物,等等”。福柯不但自己决心抛弃、
而且还决心在社会中全面加以摧毁的,正是这样一些以道德权威自居的傲慢姿态。
“GIP ”在这方面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它要建立一个论坛,所有藐视道德权威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曾用怎
样一些残忍的方式惩罚过他们。
“我渴慕那种破坏证据和一般性原则的知识分子,”福柯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
中宣称。在这里,就像他在这些年里经常谈起的那样,他把这种知识分子想像成一
种游击战士,来无影去无踪,徘徊不定,很难被抓住。他从边缘地带打狙击(福柯
曾想像过一种拨弄癫狂火山的地下人,与此很相似),将“当代各种惰性和限制”
中的“弱点、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标出来”。他不愿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
“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
想什么”。尽管目的地仍未找到,但他已不再打地洞了。他现在欢迎公开的战斗,
希望这种力量的较量有助于说明“革命是否应该受惩罚,以及哪一种(我的意思是,
哪一种革命和哪一种惩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险将它提
出来的人才能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特在这个时期原则上也已归附于某种类似的游击战的纲
领。他宣布“老的知识分子概念”已经过时。而且萨特也和毛派携起手来——他在
1970年担任了《人民事业报》的挂名主编,以防止该报被查禁。后来他又不知不觉
地被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 )(班尼·列维)控制了,并最终让他做了
自己的私人秘书。
因此,作为一种独立的试验而发起GIP 组织,并将福柯那一套不同于萨特的设
想付诸试验,就更有必要了。“倡议一项改革还轮不到我们,”——GIP 的成立声
明最后说道(言下之意是他们已有了这一设想)。“我们只希望昭示事实,并希望
一刻也不拖延地、差不多是逐日地昭示之,因为问题很紧迫。我们必须使舆论警觉,
并使之保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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