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9)
冯·萨赫尔—马索赫和劳利虽然还没有谈到癫狂、凶杀和自杀,但也像1968年
5月事件中的学生们和阿尔托(德勒兹的另一个崇拜对象)一样,都说明了虚无意志
如何在得到积极的掌握和创造性应用的情况下,可以被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即对
权力意志的积极肯定(或重新肯定),承认它具有(未开化的)充满活力的本质。
德勒兹写道:“每个人都有可能失去什么”——或是健康,或是理智,或是生命;
但“每个人又都从中获得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超越了固定的界限,炸开了一
个“洞”:“铺路石下边是海滩”。通过由文明树立起来的社会和心理纪念碑上的
这些裂缝,人们可以瞥见“一种单纯的、没有界限的生成”(一种“可怕的、无法
无天的生成”,福柯评论道)。这一景象鼓起了人们的勇气,使他们有可能走得
“更远一些,超出原来划定的范围”,琢磨出新的意象、新的观念、“新的生活形
式”,超越善,超越恶,也超越“虚无意志”。惟有此时——德勒兹教导说,才能
迎来“‘大政治’的开始”。
不过,德勒兹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特别的兔子洞下边,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在拼命地使自己解除痛苦、罪恶、怜悯、理性、逻辑、法律等负担的时候,人们可
能会丧失一切秩序意识,不由自主地骤然坠入一片虚空。“这是一种‘黑洞’现象”,
——德勒兹解释道:一个人“会闯进一个黑洞,以后便再也无法脱身”。德勒兹对
这种“坠毁”的可能性是相当关注的。他引了斯各特·费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的一句悲观的话:“当然,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癫狂紧张症患者、瘾
君子,或沉迷于政治暴力的“小法西斯主义”(micro fascism )和恐怖主义的
人们,都引起了“一种轻微的恐怖气氛”。德勒兹吐了句心曲,“反正他们让我害
怕”。
但德勒兹仍努力抑制住了自己的恐惧感和总是过于敏感的疑心。“人性中任何
美好而伟大的东西”,他在《意义逻辑学》中用种冷冰冰的果决语调宣称,都只能
“在随时准备毁灭自己的那些人身上”显现——“死亡优于我们的健康”。
或者,恰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这段话德勒兹自然是熟知的):“我
爱那些沉重的雨滴,它们一个一个地从悬浮在我们头上的乌云中落将下来:它们预
告着闪电的到来,并作为预言者而归于毁灭。”
福柯当然同意这一说法。而且,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中,当提及1968年5 月事
件及其后果时,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个制度正在被粉碎,人们将赢得一个新
世界。”
在这几年中,除了从事“监狱信息小组”的鼓动工作之外,福柯还利用一系列
公开场合和记者采访,详细阐述了他那一独特的政治见解,反复表达了他对于尼采
称之为“破坏的欢乐”的那种东西的独特兴趣。
例如,在1971年年中,福柯坐到一群好斗的中学生中间,同他们一起讨论了这
场运动及其方向。谈话的录音经整理后,发表在《当前》(Actuel)月刊上,该杂
志是1968年以后法国出现的一套新舆论机构中最自由散漫的刊物,其中总点缀有克
鲁姆(R Crumb )的漫画,并充斥着关于当时国际反文化潮流各个方面的消息—
—从毛主义到迷幻药LSD ,无所不包。
这次谈话是由福柯向学生们提问开始的。他问他们所遭受的“最不可容忍的压
迫形式”都是些什么。但转眼间,问题就转回到哲学家自己头上来了。于是他谈了
谈他的一些最基本的政治观点。
他同意一个学生的看法,认为“知识的传授总是积极的”,即使(像另一个学
生所抱怨的那样)人们传授的知识“带有偏见”。“正如五月事件令人信服地表明
的那样”,知识总会带来“一种双重压迫”:一是因为它总要排斥点什么,二是因
为它总要把秩序强加于人。比如,在法国历史教科书里,“人民运动……总被说成
是由饥荒、赋税或失业引起的;从来不说它们是权力争夺的结果,好像群众永远只
想吃饱肚子而不想行使权力似的”。权力干脆被忽略了。同时,通过利用一堆让人
放心的范畴,如“真理、人、文化、写作等等”,这些书力图“消除每日都会发生
的各种震荡”,弥合“由事件引起的剧烈的破裂”,填平和掩盖“街垒之夜”之类
的暴烈行动所炸开的那种德勒兹所说的“洞”。
福柯认为,问题的症结很简单:这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连带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
“在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权力欲望的因素,都是人道主义。”
——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在福柯的全部著作中也找不到比这更鲜明的表述。
权力——这个尼采的中心概念,终于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要求占据一
个适当的位置,即要求成为福柯自己的词汇表中的中心术语。现在,福柯开始将他
的政治目标解释为“权力意志的一种‘非主体化’”了。
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革命行动”——一种“把意识和制度同时搅乱的行
动”。
在制度方面,他强调说,革命的目标是横扫一切:实际上无非是把社会作为一
种强制性的、完整的整体加以破坏。“所谓‘社会的统一性’,正是我们应予以破
坏的东西。而且但愿从此再不会出现任何类似于这种社会统一性的东西。”在进行
这种反对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的无条件战争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生(就像战时通常
都会发生的那样)限制权力意志的传统道德信念的瓦解。从尼采的观点看,这是好
事。但在不发生血腥内战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通过比较和平的和局部的团体鼓动
(如福柯自己的GIP 所做的那样),来有效地削弱这些信念。哲学家告诉学生们说
:“GIP 实行干预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探视犯人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或在牢房
里安上抽水马桶,而是对无辜和有罪之间社会和道德的区分提出质疑。”如若成功,
GIP 将摧毁“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意义形态”,即“关于善与恶的意识形态”。正
因为如此,这次谈话的题目被定为:“超善恶”。
同时,就政治问题的症结是“非主体化”而言,一个人可以不断地和这个敌人
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并将“意识”本身看作推翻“作为伪统治者的主体”的一个
战场。
他的年轻的对话者们不时地感到很难跟上福柯的逻辑。“这是不是说,”一位
学生问道,“你的主要目标是意识,以及你可以暂时忽略反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斗争
?”
“不,”福柯回答说,“你严重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毕竟不只是一个改变意
识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个改变制度的问题。
福柯指出,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去接近,其方法便是向一切旧制度、旧习惯实
施“‘文化’进攻”,即积极试验各种新的习惯:“取消性生活方面的各种禁忌、
限制和划分;探索群居生活方式;放宽有关毒品的禁令;打破规范和引导正常人发
展的所有禁条。”(在鼓吹这样一些越界行为的时候,福柯采纳的绝非正统毛派的
路线:因为按照这一路线,献身革命的斗士应当发誓戒绝吸毒这种“资产阶级”恶
习。)
“我指的是所有那些为我们的文明所弃绝的体验,”福柯解释道,“或者说那
些我们的文明只在文学中接受的体验。”然而时代变化了:自1968年5 月事件以来,
种种“极限体验”不再只是作家和私人的专有领域,它们就处在“超善恶”的新政
治的中央。
福柯的结论很乐观。他说:“未来社会的基本轮廓,很有可能是由人们最近的
种种体验提供的,而这些体验均与毒品、性、群居村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式和个性
形式有关。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自19世纪的一些空想(utoplas) ,那么一种真
正的社会化将很有可能在20世纪的一些体验中产生。”
如果连熟谙法国哲学的中学生斗士们都感到福柯的思维方式过于怪异,那么,
对于许许多多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来说,这种
思维方式就更加高深莫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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