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10)
关于福柯所能引起的反应的最生动的(也是最有趣的)例证,大概就是他同美
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辩论了。这场辩论是荷兰电视台录
制的一个节目。事情发生在1971年11月,乔姆斯基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我
觉得他完全是个反道德派,”乔姆斯基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彻底的反道德的人。”
从某一层面上看,让乔姆斯基和福柯两人在一起讨论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到1971年,
他们两人都已是国际知名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写过论语言结构的著作,虽然乔姆斯
基学的是语言学,不是哲学。更重要的是,他们俩都以政治观点激进好斗著称——
1967年乔姆斯基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极有影响的反对越战的文章。
据乔姆斯基回忆,他们在节目开拍前曾在一起待了几个小时,顶着语言方面的
困难(乔姆斯基不会说法语,而福柯这时的英语还不大流利)建立了某种共同的立
场。他们闲聊了一会儿政治,并讨论了国王港(PortRoyal )语法学派——这是
他们共同的学术兴趣之一。
然而,已经有迹象表明,这将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该节目的主持人冯斯·厄
尔德斯(Fons Elders ),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他想刺激一下稳重古板的荷兰电视
观众,为此弄了个鲜红的假发想让福柯戴上,但未能如愿。同时,瞒着乔姆斯基,
他还给了福柯一大块印度大麻(哈什希),作为请他出场的部分报酬,以至于好几
个月之后,福柯和他的巴黎朋友们还在拿它开玩笑,戏称“乔姆斯基哈什希”。
该电视节目本身是在相当平和的气氛中开始的。乔姆斯基维护了这一观点,即
人的本性有“一种在生物学上已经定论的,不可改变的”基础。福柯提出了一些疑
问。乔姆斯基概括地谈了谈他关于生成语法的看法,而福柯则简单解释了一下,为
什么在他看来,历史学需要“消除认识主体的困境”。
谈话就这样轻言慢语地进行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厄尔德斯一直在桌子下不
停地捅福柯,指着他膝上的红假发悄声催促:“戴上,戴上。”福柯试图不理他,
但是随着厄尔德斯的问题提得越来越尖锐,他终于开始发火了。
“您为什么对政治这么感兴趣? ”厄尔德斯问他。“我不该吗? ”福柯反诘道。
“政治对于我们的存在可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若是连这样的问题都引不起我的
兴趣,那我岂不是瞎极、聋极、蠢极了吗?!……我们生活的本质,毕竟是由我们栖
身于其中的社会的政治运作构成的。”
随着政治成为谈话的焦点,火星便开始飞迸了。
乔姆斯基展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一种结盟的、非中央集权化的
自由协会制度”。相反,福柯却拒绝制定任何“理想的社会模式”,这也是他始终
如一的立场。
乔姆斯基接着谈起有必要建立“某种关于人的本质或人的本性的严格而人道的
概念”。福柯又表示不敢苟同:“难道这样做不会让人误入歧途吗?毛泽东曾谈到
资产阶级人性和无产阶级人性,而且他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
福柯开始直接向乔姆斯基提出挑战:“在美国,当你做了件非法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用正义或某种最高合法性来为它辩解吗?或者,你会用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来为
它辩解吗?这种必要性,对于时下正在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来说,的确是
极端重要的。”
乔姆斯基对这种提问法深感吃惊。他读过《词与物》,了解他对18世纪语言学
的研究。但是在这里,福柯在援引毛泽东,在取消最基本的正义原则!也许他弄错
了。
乔姆斯基仍然用平心静气的语调,认真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是的,作为一个拒
服兵役者,他常常也认为国家是罪犯,国家的法律没有效力;但这绝不是说正义的
原则应当被抛弃,恰恰相反,他自己对他认为不正当的法律的抵制,事实上就需要
依据某种正义的原则。乔姆斯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做敏感的、有责任心的人。”
这种感情可能会显得平庸——在这个场合下,也只能如此。
福柯事实上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什么责任感、敏感、正义、法律,统统都是些
空洞的观念,意识形态的符号,是压迫人的、骗人的、有害的。“无产阶级不进行
反对统治阶级的战争,正是因为它认为这种战争是正义的,”他宣称。“无产阶级
同统治阶级作战,则是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权力。”
乔姆斯基吓了一跳:“我不同意。”他嗫嚅道。
福柯:“人们发动战争都是为了获胜,而不是因为这战争有什么正义性。”
乔姆斯基:“这看法,我,就个人而言,不能同意……”
福柯:“当无产阶级夺得权力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向被它打败的那些阶级行
使这一种狂暴的、独裁的甚至血腥的权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乔姆斯基感慨地说道:“通常,当你和某个人谈话的时候,
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和他有一个共同的道德立场。通常,你会看到他用共同的道
德标准来辩明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可以去论证它,
可以指出这个观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个并不跟我
处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人谈话。”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只是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他好
像不是人,而是属于其他的什么物种。”
福柯这些年政治观点的那种冷漠无情的野蛮性,不仅震惊了像乔姆斯基那样的
激进人道主义者,连哲学家的一些年轻的毛派盟友都为之愕然。当时,他们正在就
所谓“人民司法”的范围和意义等问题展开辩论。
就在这几个月,皮埃尔·维克多(即班尼·列维)成了建立“人民法庭”的热
心倡导者。所谓“人民法庭”,是一种公共论坛,由毛主义左派组织起来的人们在
其中组成一种“法庭”,来审判国家法庭不受理或加以包庇的一些罪行和不端行为。
1970年12月,萨特在北方矿城兰斯主持了第一个“人民法庭”(因为这里前不久发
生过一次矿坑爆炸,死了16名矿工)。这个法庭既起到了论坛的作用——借此宣传
了某些事实真相,同时又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了公司的疏忽在这场事故中所起的作
用。同毛派在这些年里的许多行动一样,这个法庭的确有一些功绩:它把人们的注
意力集中到实际问题上,激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并迫使平常总与世隔绝的知识分
子去同普遍民众建立某种关系(这是件很难做的工作,但也是有益的工作)。
在兰斯经验的鼓舞下,毛派又搞了一个“人民法庭”,这次是用来对警察进行
缺席审判的,因为他们被指控为犯有暴行。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随着群众对人民司
法观念的热情开始增长,毛派的标语口号变得愈来愈令人不安:“把老板送进监狱
!”“用愤怒去争取自由!”“私刑处死议员! ”这类口号是符合某种逻辑的:它们
的目标,是要像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和意大利赤军
旅之类极左分子那样,实施一种恐怖主义的“人民司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当时已进入了毛主
义运动的核心机构。“从技术上看,我们事实上已非常接近于巴德尔—迈因霍夫帮
和赤军旅。我们拥有搞恐怖主义的手段,有一个秘密的武装组织。我们可以做巴德
尔—迈因霍夫帮所做的一切,”即绑架、拷打、谋杀。“我们的有些人也正准备采
取这种行动。而且你应该知道,当福柯说话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同一些有恐怖主
义情绪的人说话。”
1972年2 月5 日,福柯同皮埃尔·维克多坐到一起,就“人民司法”的意义问
题作了一次讨论。这次讨论是为萨特《现代》杂志的一期特刊而安排的。那时,维
克多身上那种嗜血的狂热劲头,已开始在他的同盟者和知识分子同路人中引起日益
广泛的不安。据格吕克斯曼的回忆,他们希望对他的主张发起持续不断的批评,借
以遏制他的行动。
在他们的讨论中,福柯对于维克多所热衷的人民法庭活动,事实上采取的是一
种猜忌的态度。他拒斥法庭的这种“形式”,认为把一个本来可能不会受到惩罚的
人抓起来,带到一个法庭上,说服一个陪审团“本着某些公平的方式”来审判他,
然后强迫这个被判定有罪的人去接受惩罚——这样做,无论是以国家的名义还是以
人民的名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该怎样做才好呢?福柯主张:抛弃法庭形式,直接诉诸“人民的司法行动
……。因为,我的前提是:法庭与其说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不如说它的历
史作用恰恰就在于将人民司法诱入圈套,将它纳入作为国家机器典型特征的制度规
范,从而控制它和约束它”。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现形式”呢?福柯认为:我们不应当老把
眼睛盯着法庭,而应当将目光转向街头——譬如,转向1792年的“九月屠杀”!
残忍狠毒者如维克多,也不禁被他举出这个例子的含义吓得一哆嗦。在法国大
革命的高潮期间,巴黎的好斗分子群众,为“王党阴谋”的谣言所激怒,曾疯狂地
冲进监狱,扑向叛国嫌疑犯;棍棒、长矛、铁头、刀剑,甚至木匠的锯子,一齐向
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其中有些只是妓女和普通刑事犯)猛击狠刺、胡劈乱砍过来,
当受害者们被打死和被切割成碎块之后,被扔到血淋淋的尸堆上的算是幸运的,而
其他的则被人们用长矛挑起尸体的部分碎块(包括头颅和生殖器),在巴黎的大街
上游行示众。在这屠杀狂欢结束之前,已有一千多男女命丧黄泉。
发现自己竟被人从左翼包抄了,维克多不免有点发懵。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并赶紧表示同意福柯:当然,群众在任何革命开始的时候,都会采取行动处决他们
的敌人。是的,“暴君的被处决,为人民千百年来遭受的种种压迫而采取的一切复
仇行动”自然会发生——维克多说。“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他又防御性地补充
道:在这种大流血演成无休无止的日常事件之前,法治的重建肯定还是十分必要的。
新法庭的设立肯定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正是为了确定“这一处决行动或
那一复仇行动”是否确实“不只是一种个人算账——就是说,不单单是一种公报私
仇”。
福柯不同意了。
他反驳道:对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做法,就是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和关闭一切法
庭的大门。最好是坦率地把最新消息告诉群众(就像在兰斯的那个法庭上所发生的
那样),然后便任由民众的“复仇需要”去自行其是,而不要去建立什么“正常化”
手续,和根据什么法律来作出判决。通过不受阻碍地行使他们的权力,群众也许会
恢复“一些古代的仪式,那曾是‘前司法的’司法的一些特征”。
就在这儿,福柯提到了那种“古老的日耳曼习俗”,“在敌人被杀后,将他的
脑袋放在椿砧上示众”。1789年7 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之后,暴民们用长矛挑着守
备军指挥官的人头在巴黎街头游行,正是这种习俗的再现。福柯评论道,用的显然
是赞许的口气:“围绕着[巴士底狱]这个镇压机构的象征,不断地浮现着一种民
众的习惯做法,它拥有自己古老的祖传权利,而现代的任何司法诉讼中却全无它的
踪影。”
在这一惊人的会谈过程中,福柯的确也对他的一些观念作了限定。在维克多的
反复诘问下,他让了一步,承认“回击阶级敌人的正义行动不能托付于某种即刻的、
缺乏思考的自发性”。他甚至承认“革命的国家机器”有可能发挥某种建设性的作
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不是通过建立新的法庭,而毋宁是通过对群众的“政治教
育”:
“那么在这里,这种国家机器的工作就是确定判决吗?完全不是。它的工作是
训练群众和群众的意志,而这种训练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告诉他们,得由你们
自己来说,‘事实上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事实上我们必须杀了他’。”
这次会谈中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学术性的。
1972年2 月25日,即福柯和维克多之间的辩论被录音的三个礼拜之后,一位名
叫皮埃尔·奥维奈(Pierre Overney)的毛派工人在雷诺工厂大门外的示威活动中,
被该厂的保安人员开枪打死了。奥维奈原先曾在该厂工作,后因政治上过于激进而
被厂方解雇(同时被解雇的还有他的一些同志)。
当晚,福柯参加了他的毛派朋友们在雷诺工厂举行的示威集会。示威者同警察
之间爆发了一场混战。
福柯又一次投入了对秩序军队的肉体抵抗行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目击者
们看到,这位法兰西学院大教授亮光光的秃头,被一位警官用警棍重重地敲了好多
下。
3 月8 日,“复仇需要”得到了满足:一支自称“新抵抗运动皮埃尔—奥维奈
小组”(Groupe Pierre Overney de la Nouvelle Résistance)的毛派地下游
击队,抓获了雷诺工厂的人事部长,并把他扣押在一个秘密地点。
舆论哗然。不仅保守派和自由派,就连法国学生左派的许多斗士都为之震惊。
游击队提出了释放雷诺官员的条件:赦免雷诺工厂所有被捕的抗议者,并为每
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份工作。
政府拒绝谈判。
在往日的法国左派战友们的批评下,毛派游击队泄气了。两天之后,那位雷诺
官员被释放了,而且毫发未损,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不一样,法国的毛派在政
治谋杀之前给自己划了一条界线。
可是,为什么划的是这条界线,而不是其他什么界线呢?
对于福柯(他当时正在写一本论罪行与惩罚的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难解
的、而且可能是不可解的问题。差不多20年前,就是说在1953年,他就宣告:“人
能够而且必须透过仇恨和侵犯,消极地体验自己。”在自己15年后的政治“极限体
验”(先后在突尼斯和法国)的激励下,他参加过和警察的激战,促发过监狱中的
不满,并且号召过摧毁“社会的统一性”——悄悄地期待着人民起义带来的大流血。
难怪,在福柯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他关于“现代道德谱系学”的那部
著作(他称之为《规训与惩罚》,这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里,“仇恨和侵犯”
的问题会产生一种关键性的、错综复杂的作用。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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