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我每次回家探望母亲总是经历同样的情景。我每次都感到吃惊,但我同时也 明白我早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我回家以前坚信她并不真的把我放在心上,我 不过是她喜欢留在身边的又一个男人而已,因为她这样的女人喜欢身边有男人, 而且喜欢男人围着她转。不过我一见到她就把这种想法抛到九霄云外。有时候, 我还没有和她见面,就已经把一切不满忘得一干二净。总之,这种时候我就纳闷 为什么我们会合不来。我总是闹不明白,尽管我能预测未来,尽管我知道我将经 历早已熟悉的场面,重复我以前讲过的话语,这场面早就发生过,或者从未停止 过。我知道我总是会走进宽敞的、白色的、高大的门厅,隔着像黑色冰块一样光 滑明亮的地板,看到我的母亲。她站在门口,身后昏暗的房间里壁炉的火光闪烁 跳跃,而她会像个年轻姑娘一样带着天真的、突然爆发的、难以压抑的幸福对着 我微笑。接着她会发出急促的、低沉而响亮的笑声,迈着碎步激动地向我走来, 皮鞋咯咯直响。她站在我面前,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揪住我衣服的一点前襟,那样 子很孩子气,显得既弱小无援,又要求甚多。她向着我仰起脸,略微转向一边, 期待着我亲吻她的面颊。她的面颊丰满、光滑、凉浸浸的,我闻到她常用的香水 味儿,我低头吻她时,可以看到她拔过的、精心勾画出来的眉毛和眼角周围几乎 难以察觉的皱纹。我还会注意到她那带皱纹的、有阴影的眼皮,蔚蓝色的眼睛眨 得很快。而她的略微有些突出的眼睛闪闪发光地注视着我身后某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重逢时的情景——我从学校归来,我从野营归来,我从学院归来, 我从工作岗位归来——我们的重逢总是这番景象。1933年,那个冬春之交阴雨连 绵我离家日久后重又返家的黄昏,还是这番情景。我大约有七八个月没回家了。 前一次回家时,为了我接受斯塔克州长的工作,我们大吵一架。我们迟早总得为 某件事情吵架。在我给威利干活的两年半时间内,我们最后总是因为威利而吵架。 即便我们不提他的名字,他的阴影总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争吵的内容其实 关系不大,因为我们之间还站着一个比威利还要高、还要黑的黑影。可是我还是 要回家。现在我又回家了。我发现我摆脱不了家的吸引力。一切都依然如故,但 一切又似乎是个新的开始,仿佛早已清除了我明知无法消除的一切。 “把包留在汽车里,”她说,“用人会来拿的。”她拉着我向敞着门生着火 瞧客厅走去,一直走到长沙发跟前。我看见压着玻璃板的桌子上放着盛冰块的碗、 装苏打水的弯管瓶和威士忌酒,它们在炉火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坐下,”她说,“孩子,坐下。”她用右手手指轻轻地捅了一下我的胸口。 娥推得不重,我并未失去平衡,但我还是顺势坐下,靠在沙发背上。我看着她替 我配了一杯酒,又替她自己倒了一点点,因为她不大喝酒。她递过杯子,发出短 促低沉的笑声。“喝吧。”她说。她的表情仿佛宣称她给了我一样极不平凡的东 西,一样极其珍贵的东西,上帝的绿色世界里难以寻找的东西。 世界上的酒多得很,威士忌也不少,但我还是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感到这 好像确实是与众不同的东西。 她轻巧地跌坐在沙发上,就像小鸟落到枝头要拍拍翅膀、理理羽毛一样。 她啜了一口酒,仰起头好像要让洒慢慢地流下喉咙。她把一条腿压在身下, 另一条腿垂着,灰色山羊皮浅口鞋的鞋尖刚刚够着地板,姿势优美,完全像个舞 蹈演员。她转过挺直的上半身,灰色的衣服也拧了过来,她面对面地望着我。壁 炉的火光勾画出她娇小、优雅的面孔,照得她半边脸黑,半边脸亮,使得她颧骨 下纤弱的、瘦削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凹陷的双颊显得更为突出( 我长大懂人事 以后,一直认为正是这凹陷的双颊征服了那些男人) ,火光还照耀她精心梳理的、 高高堆起的头发。她的头发略带黄色,像某种金属,现在夹杂着有几根白发了, 可是她的白头发也挺硬,像是纺过的金线和黄头发交织缠在一起了。她在头发上 下过不少功夫,精心梳理,根根头发都各得其所,处处都照顾周到,绝无差错。 我凝视着她,心想:啊,她快五十五岁了,可我得向她表示敬意。突然,我 感到衰老,我的三十五年的生活经历突然显得无比漫长。我佩服她,不得不向她 低头致敬。 她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我。她还是那种神情,好像在说,“你有一样我想要 的东西,我需要的东西,我一定得有的东西。”但她的神情还表示,“我有样东 西要给你,我不告诉你是什么东西,现在不说,不过,我也有样东西要给你。” 凹陷的面颊表示饥饿与渴望,闪闪发亮的眼睛表示允诺。两者同时发生。这实在 是种本事。 我喝干杯底的酒,把酒杯托在手里。她伸过手来,拿走杯子,然后一边看着 我的脸色,一边把杯子放在桌上。接着她说:“唉,孩子,你看上去累坏了。” “我不累。”我说,我的倔脾气又上来了。 “你累了。”她抓住我的袖口,拽我往她身上靠。我开始没有反应,只是听 任她拉我的手臂。她并不使劲,但她望着我拉住不放。 我不再抵抗,顺势倒了过去。我仰天躺下,头枕在她的腿上。我知道我会这 样躺下的。她把左手放在我的胸口,大拇指和食指捏着我衬衣上的一颗扣子,不 断转动;她的右手抚摸我的前额。她把右手放在我的眼睛上,慢慢地顺着前额向 上抹。她的手总是很清凉的。从小我就记得她的手总是凉浸浸的。 她好半天没说话,只是不断地抚摩我的眼睛和前额。我知道她会这么做的, 她以前就一直这样,今后还会这样抚摩我。她有一种本事,能在时间的中央,在 你的知识——岁月流逝的结果——的中央,制造一个小小的岛屿。 她又说,“孩子,你累了。” 其实,我并不累,但我也不是不累,疲劳与事物的现状毫无关系。 过了一会儿,她问,“儿子,你干活卖力吗? ” 我说,“马马虎虎。” 又过了一阵子。“那个人——那个你替他干活的人——” “他怎么了? ”我说。她的手停在我的前额,我知道我说话的口气使手停住 了。 “没什么。”她说。“不过,你不一定非要为那个人干活。西奥多可以为你 找到——” “我不要西奥多给我找工作。”我说着就想坐起身子。不过如果你仰天躺在 一张深沙发里,头上还有一个人的手,你想要坐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她用手按住我的前额,俯下身子对我说,“别,别这样。西奥多是我的丈夫, 他是你的继父。别这么讲话。他愿意——” “嗳,我跟你说过——” “别说了,孩子,别说了。”她又把手放在我的眼睛上,慢慢地往上顺着前 额抚摩着。 她没说别的话。但她已经说了她要说的话,她得重新制造那个小岛。也许她 说那番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她有制造小岛的这种本事。总之,她又从头做,起, 而且成功了。 我们就这样呆着,直到前门砰的一声,过道里响起脚步声。我知道西奥多· 默雷尔回来了,我又努力要坐起身子。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在最后一分钟,她 还是用手掌压着我的前额,等西奥多的脚步声走进了房间她才松手。 我站直身子,自己觉得外衣皱皱巴巴,都跑到脖子上,领带也歪了。然而站 在我对面的西奥多长着一撮漂亮的金黄色的八字胡,红润的脸颊,浅黄色的太妃 糖似的头发紧贴着圆乎乎的脑袋,腹部微微隆起( 弯弯腰,你这个混蛋,天天早 上弯腰摸地板一百次,你这个畜生,要不然,默雷尔太太不喜欢你了,你上哪儿 混去?)。他漂亮的金黄色八字胡下的嘴巴张开说话时,有点大舌头,好像喝了一 大口热粥。 我母亲挺起胸膛迈着轻快的步伐一直走到年轻的经理跟前,年轻的经理用右 手搂住她的肩膀,用漂亮的金黄色八字胡下面的嘴巴亲吻她。她抓住他的袖子, 拽着他朝我走来。他说,“好啊,好啊,老朋友,看见你真太好了。戏法变得怎 么样? 我们老练的政治家近况如何? ” “不错。不过,我不是政治家,我是人家雇佣的手下人。” “噢,”他说,“别逗我了。大家都说你跟州长要好得到了这种地步。”他 伸出两只并不瘦的、十分干净的、修剪得极为整齐的手指。 “你不了解州长。”我回答说,“唯一能跟州长这种人要好得到这种地步— —”我举起两只不太干净、修剪得很不整齐的手指——“是州长,还有偶尔在他 需要有人按住猪仔让他宰杀的时候,跟万能的上帝要好一下。” “哼,他这样下去——”西奥多刚要开口。 “坐下,你们俩都坐下。”我母亲吩咐道。我们坐下,接过她递给我们的酒 杯。她打开一盏灯。 我靠在椅子上,一边说,“是,”“不是,”一边打量这长长的房间。这是 我最熟悉的房间,也是我不管怎么说,总会回来的房间。我发现房间里多了件新 家具,原来放腰形写字台的地方放了一张高高的薛里顿式(托马斯·薛里顿(1751 —1806) ,英国家具设计师。他设计的家具以优雅、简单著称)的中部凸出写字 台。 啊,那张腰形写字台现在一定搬到阁楼里,放到二级博物馆去了;我们则坐 在一级博物馆里,而伦敦的博曼与希泽福德有限公司的账本上又添了一笔数目可 观的收入。这个房间总有些新花样。我每次回家总要四处寻视,总要纳闷这次会 有什么新变化,因为这问房间里有过无数件精选的钢琴、写字台、桌子、椅子, 每一件都比以前的更精致,但每一件最后又总是送进阁楼,腾出地方摆新的更美 好的。总之,这间屋子跟我当年记得的样子已经大不相同了,它正向着我母亲头 脑中或新奥尔良、纽约和伦敦的家具商头脑中某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前进。也 许在她去世以前这间屋子会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而她会坐在屋子里。 那时她将是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雪白的头发堆得高高的,优美的下巴颏下 面松弛地垂着细白的皮肤,蓝色的眼睛不停地映着。她会举起一杯茶祝贺理想实 现了。 家具变了,里面的人也变了。很久以前,曾经有过一位矮胖健壮的男人,他 个子不高,一头乌黑蓬松的浓发,金丝边眼镜架在鼻子尖上,背心扣子总是扣得 不对头,背心上挂着一根挺粗的金表链,我挺喜欢揪这根表链的。后来他不见了。 母亲把我的脑袋搂在她胸前,对我说,“儿子啊,你爸爸不回来了。” “他死了吗? ”我问道,“要给他举行葬礼吗? ” “不,他没有死。”她说,“他走了。不过,你可以当他死了一样,孩子。” “他干吗要走? ” “因为他不爱妈妈。所以他才走了。” “我爱你,妈。”我说,“我永远爱你。” “对,儿子,对。你爱你妈。”她说着把我搂得更紧了。 于是,博学的律师走了。我当时大约才六岁。 接着是位大实业家,又瘦又秃,上楼梯时呼哧呼哧直喘气。我问母亲,“罗 斯爸爸走楼梯怎么老喘气。” “别瞎说,孩子,别说了。” “为什么,妈? ” “孩子,因为罗斯爸爸不舒服。” 大实业家死了。他活得不长。 于是我母亲把我送到康州去上学,她出洋去了。她回来时,又带了个丈夫。 这是个瘦高个儿:穿白色西服,抽细长的雪茄烟,留一撮黑色的小胡子。他 是个伯爵,我母亲成了伯爵夫人。伯爵坐在屋子里接待大家,他总是笑眯眯的, 话不多。别人偷偷地瞥他一眼,他却直视别人的眼睛,笑起来那撇精心修剪的小 黑胡子下面露出雪白的牙齿。没有客人的时候,他整天弹钢琴,要不然就穿着黑 靴子、紧身白长裤外出骑马,赶着马跳篱笆,沿着海滩奔跑,直跑得那匹马浑身 冒汗,喘息着,似乎马上就要倒地毙命。然后,伯爵进屋喝威士忌,抚摸着腿上 的波斯猫。他的手不大,但很有手劲儿,他跟人握手时常常握得对方直皱眉头。 行一次,我看见我母亲的胳臂上有四条并行的黑印。“妈,怎么了? 出什么 事儿了? ” “没事,我自己弄的。”她把披肩拉下来,裹住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