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 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 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 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 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 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 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 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 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 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 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 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 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 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 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 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 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 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 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 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 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 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 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 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 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 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 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 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 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 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 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 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 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 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 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 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 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 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 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 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 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竟然比我还多 挣一万一千美元。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报告说。他似乎 又在打盹,不过手却仍然握在红色导线上。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那么给了穷人多少钱呢?” “总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总数,别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响音乐和犹太教会混到一块儿去,也 别把我们与你们白人的俱乐部相提并论,你们在俱乐部里拍卖你们的酒、你们的手 稿,然后给童子军几块美元。我在说食物的问题,婴儿的食品。就在这里,就在这 座城市,你们在这里挣几百万美元,可是还有那么多婴儿在夜里饿得直哭,因为他 们太饿了。你们为他们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着我,我盯着我眼前的报纸。我不能撒谎。 他继续说道:“整个城里到处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 到点吃的,你们向施粥所捐过多少钱?到底捐过没有?” “没有直接捐过,”我回答说,“不过那些捐给慈善事业的——” “闭嘴!” 他又在挥舞着那该死的枪。 “那么,对那些躲在避难所的无家可归的人呢?那些在华氏十度的天气才能在 棚户区找到个安身之地的穷人呢?你们又捐了多少?这些报纸上列出了多少这样的 棚户房?” 我仍然没敢编造。“一个也没有列出。”我轻声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来,威吓着我们,银色胶带下几根红色的棒棒清晰可见。他把椅子向 后一踢。“那些医院呢?我们有那么多小医疗所,有那些挣那么多钱的装模作样的 医生。他们只是花了一点时间帮助那些病人,他们可不是白干的。政府从前是替他 们付租金,帮助他们买药品和设备的。现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统治着,一切拨款都没 有了。你们又捐了多少钱给这些小医疗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 似乎我应做点什么, 例如,突然看见报纸上写着什么说: “嗨,看这儿,我们捐给医疗站和施粥所五十万美元。” 这正是拉夫特可能会做的,而我可不会。我可不想挨枪子儿。那位先生比看起 来的样子要精明多了。当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从小百叶窗向外望时,我迅速地扫了 一眼报纸。“到处都是警察,”他说道,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到,“还有不少的救 护车。” 他不一会儿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着会议桌旁边走了过来,又来到他的 人质跟前。他们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尤其关注着炸药。他慢慢地举起枪,瞄准克 尔伯恩的鼻子,离他不到三英尺远。 “你给医疗所捐了多少?” “没有捐过。”克尔伯恩紧闭双眼,听声音几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 动,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处呢?” “也没有。” “向无家可归的棚户房呢?” “没有。” 他并没有向克尔伯恩开枪,而是把枪口又对准了纳佐,又重复了相同的问题。 纳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辙,那位先生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用枪指着,问着指同的 问题,得到的也是别无二致的回答。他没一枪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们失望。 “三百万美元,”他厌恶地说,“竟然没有一文钱是捐给生病和挨饿的人,你 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我们是感到很可怜,现在我意识到他并不想杀死我们。 一个街头流浪汉怎么会有炸药呢?又会有谁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黄昏时, 他说他饿了。他叫我打电话给“老板”,让他从L大街与西北十七街 交汇处的循道宗布道团的施粥所要些浓汤来,他说那儿的汤里菜放得多,而且面包 也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新鲜一些。 “那里的食物可以带出去吃吗?”鲁道夫问道,他的声调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 这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在屋里回荡着。 “鲁道夫,你照办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够十个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 把电话挂上,接着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个朋友和一群警察穿过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个 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在低头喝着汤,对他们的到来感到纳闷, 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浓汤,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 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 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 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 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 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 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 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 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 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 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 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 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 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 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 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 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 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 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 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 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 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 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 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 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 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 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 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 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 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 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 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 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药的爆 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 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 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 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 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 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