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钱小说》的影响——[德]沃尔夫冈·耶斯克 布莱希特第一部叙事文学巨著引起的评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尽管这些评论 范围不同,观点各异,但几乎全部是肯定的。 荷兰阿姆斯特丹德朗热出版社德语部主任瓦尔特。兰道尔最先作了(未公开的) 肯定:“我已打电话对您讲过,我觉得您的小说非同凡响,并坚信,它将在当 代文学中占有非凡的地位。”(瓦。兰道尔致布莱希特信,1934年10月26日) 列昂。福伊希特万格在年末私下里说:“《三毛钱小说)我已读过两遍,我认 为此书是一幅精彩的讽刺漫画,是对马克思主义极端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的讽刺漫 画。对此,我们定当详谈。”(列昂。福伊希特万格致布莱希特信,1934年12月28 日) 人们首先强调了布莱希特作为小说家的重要性。列奥。拉尼亚谈及“布莱希特 最重要的业迹之一”,是这位剧作家和抒情诗人已经“具有说服力”地证明,他同 样驾驭了叙事文学的伟大形式《《巴黎日报),1934年12月2日)。小说家亚力 山大。莫利兹。弗莱说此书作者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叙事文学作家”,“他善于强 有力地或有节制地叙述,表面冷峻、玩世不恭,实际上怀着炽热的同情和力度。” 面对讽刺后面隐藏的严肃,人们不得不马上止住阅读小说时引发的笑声。“ (巴塞尔,《民族报),1934年11月25日) 列奥。拉尼亚另外还强调了小说的紧张性,这使得这部小说近似于一部侦探小 说了。(《巴黎日报》,1934年12月2日)在这方面,瓦尔特。本亚明研究得最为 详尽,他读过作者手稿,已熟悉这部小说的某些部分;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他又 “读到印制好了的小说,一再唤起对小说中许多地方的喜悦之情。这一次,我特别 喜欢韦利这个人物”(1935年1月9日本亚明致布莱希特信)。这个月他受一个由 克劳斯。曼编辑出版的杂志《集革》编辑部的委托撰写了一篇详细探讨该小说的文 章,然而该文没有发表,原因是杂志不愿意将这个12页手稿的稿酬从150法郎提高 到250法郎。后来,又考虑为小说的捷克文版翻译此文并附于版本之后;同时还考 虑将该文译成英语,因为这时在英国人们对此书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但这些想法都 没有实现。本亚明的文章从《三毛钱歌剧)出发,目的并不是要描述从歌剧演变到 小说的过程,而是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歌剧和小说的完 成期——这一“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的反映。他也着重指出这小说的讽刺 要素和刑事犯罪要素。费康比是个“新面孔”,他本来是“苍白的、形象模糊的”, 然而在小说里却成了“重要人物”,因为没有他,犯罪团伙就无利可图,最后他还 作为法官登场,“因为这个团伙还想最后说了算”。皮丘姆是老一辈罪犯的代表; 麦奇思一跃而成为社会上新的“楷模”。所以,本亚明认为,《三毛钱小说)不仅 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而且也是接近“侦探小说的边缘”,竞争在其中担当了侦探的 角色:“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犯罪——根据侦探小说的规律这二者是对立的。布 莱希特的方法是,保留侦探小说高度发展的技巧,但排除侦探小说的规律。在这部 小说中,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与犯罪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犯罪在这 里表现为剥削的一种特殊情形,这剥削又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制裁。有时,两 者之间则发生自然而然的过渡。”(仰。本亚明文集。第三集,449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在评价小说对《三毛钱歌剧呐容 的依赖性方面远比他人为甚,他强调小说的消遣性以及布莱希特怀有的教育和道德 意图,然后指责说:‘布莱希特的这部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要求不相适宜。可以不落 俗套地说,这是一本唯心主义的小说,它将引起有益的讨论。“(《我们的时代), 巴黎,巴塞尔,布拉格,1934年第12期,62页) 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之交,布莱希特仅仅耳闻康托洛维奇的指责。当时,人 们在努力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并获得许多作家的支持,他们不愿意因 为互相激烈的批评而对外界造成一个自身分裂的形象。基于这一背景,布莱希特只 是私下里在答复贝恩哈特。冯。布伦塔诺的一封带讽刺性的信中说道:“我尚未见 到我们的畏友康托洛维奇的陈述……如果您接受我的这一想法:任何无足轻重的人 只因为他属于这个旧的小团体而使他受到保护,可以胡说八道,那么,这想法的确 是有点儿苛刻的。这个团体以拥有这种的力量为满足,是很可惜的;稍一不慎,就 要倒霉!”(致贝恩哈特。冯。布伦塔诺,1934年12月末和1935年1月初,“团体” 系指“德国作家国外保障同盟”。) 布莱希特还向约汉内斯。R.贝歇尔抱怨——康托洛维奇是他在巴黎最亲密的同 事:“……攻击是以一种马虎和轻率的方式进行的。……我认为,如果把意识当作 对社会现实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那作品就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我在小说里阐明了经 济状况和阶级属性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所以我相信,我写了一部唯物主义的小说。” (致约。R.贝歇尔信,1935年1月初) 贝歇尔在复信中说:“我同意你对康托洛维奇的批评的批评。我也认为,……, 没有详尽的证据,就不可作结论;我认为,贴标签尤其有害。”(贝歇尔致布莱希 特信;1935年元月16日) “德国作家国外保障”的发言人米歇米。切斯诺说:“说得客气点,康托洛维 奇对《三毛钱小说)那种不可能成立的批评——您大概已经知悉——,只是他私人 的乐趣罢了,巴黎这个作家组织中没有一个成员对这批评抱有丝毫的同情。”(米 歇米。切斯诺致布莱希特信,1935年1月9日) 《欧洲杂志》主编维利。西格弗里特。施拉姆称小说是布莱希特的“历史、国 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人际关系教科书”,说它的作者拾起大 量客观事实并将其溶人人际关系中,他不是单纯叙述事实,而是表现事实对人的影 响。这种方法在语言上造成的结果是,世纪之交时伦敦商人的语言有机地过渡成了 一九三四年德国首相的话语,而这并未使人感觉是艺术上的硬性凑合。(《欧洲杂 志》第30期,布拉格,1934年11月8日,第526529页) 亚力山大。莫利兹。弗莱在第二次研讨会上说《三毛钱小说)是布莱希特的主 要著作,尤其赞赏布氏的三种才能:“把诚实的话语、杰出的论点和无私的愿望的 厚重外壳变得透明的非凡才能”;“犀利的表达才能”以及“从朴实之中、从叙述 的严肃和压抑的热情中表现爱的能力,即对受苦者的爱。”《新德意志期刊)第3 期,布拉格,1935年1月,178—180页) 《维也纳报)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刊出对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布莱希特 以精细人微的笔触深入到卑鄙狡猾的欺骗行为之中,勾勒出一幅腐败和堕落的画图, 令人毛骨悚然……。讽刺的陈述一以贯之,以至于被谴责的东西总出现在正面的光 线里,完全破坏了谴责的力量,从而提高了本书的艺术趣味,这大概是作者始料未 及的。” 此外,许多书评涉及本书的教育意义。以笔名“科里奥。兰”发表的论文称小 说是“人际关系的教科书”,“它不是像秃顶的大学教授们头脑中冒出的社会学, 而是用一个作家的炽热情感和清晰的认知写就的社会学,这位作家对于生活的物质 联系有着异常的观察力。书评作者认为,该小说是”一篇论述我们时代文化内涵的 报告“:”我们时代的文化内涵在哪里?——在银行保险库里,在监狱和疯人院里。 “布莱希特为小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形式“,”这是一幅时代油画,它用非 凡的力量写就,故将超越我们的时代,未来的一代代人将根据此小说来评价我们的 时代。 “(《波罗的海观察家》,立陶宛,1934年12月18日) 小说荷兰文版的译者尼科。罗斯特称小说是“博大的艺术品”,是“马列主义 的教科书”。(1935年2月3日) 一个名叫“W-er”(很可能是保尔。文特尔)的人说,布莱希特“以逗乐的 大胆,介入三十年后的时代,把他的人物一再同当代侦探故事中的人物联系起来”, 使得麦奇思成了“现代的‘领袖”’,而“名闻道速的G…(戈培尔)的演说用语” 变成了皮丘姆的格言,于是,就把“现代恶棍同他们永存的原型做了对比”。 (《德意志高校瞻望台》,1935年3月)这是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通 篇是恶魔似的诙谐,与世界文学那些讽刺巨著,比如伏尔泰、塞万提斯的巨著相类 似”。 (《波兰经济通讯》,1935年4月10日) 弗朗兹。卡尔。魏斯科普夫称该小说是“最重要的德国流亡文学作品之一”, 是“对法西斯的清算,充满卓越的嘲讽,写作技巧至为高超”。《反攻),1935年 19期,1935年5月12日) 阿明。克塞尔认为《三毛钱小说》是继续走着“斯威夫特、狄德罗等人的批判 社会的寓言小说的路线”,可以称之为“一次道德的实践,布莱希特对现代社会的 描写不是报道式的,也不是可以验证的,而是抽象的。他要表明一种典型的态度, 这态度超然于国家和时代状况,刻画人对人的利用”。《卢采恩日报》,1935年6 月1日) 一九三五年初,彼得。默林说该小说表现了作者的所有倾向和意图。小说没有 描写英雄,没有用英雄人物的发展来展现时代的风貌,而是“以某个具有决定作用 的要人来显现社会及社会权力机关的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国家管理机构,军队, 司法,家庭,教会,学校,艺术家活动和贸易。然而,工人阶级只在一个小的情节 里,即罢工的那个场景里出现,此外在小说的最后也就是在费康比的梦境中出现, “这已经超出情节之外了”。就算这梦境是小说“整个虚构现实的一个部分”,默 林认为这也只是一种指向罢了,即指向渴望的彼岸世界。《世界文学》第7期,1935 年) 翌年,胡果。胡佩尔特在《德意志中央日报》(莫斯科,1936年6月30日)上 撰文,以费康比——“小说中奇怪人物中最奇怪的人”——为出发点,谈到小说的 主要人物,也论及“战争。贸易。犯罪和性的可怕的结构,资金雄厚的商业与胆大 妄为的刑事犯罪二者天衣无缝的契合,以及以罪犯们为一方、以警察和政界为另一 方在生意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关照”,布莱希特把这一切在一幅“构思宏伟、具 有百科全书式的完美性的叙事油画中”展开。“道德、家庭、宗教、母道、婚姻、 教育、国家、服兵役、战争、世界市场、殖民地体系、爱国主义、新闻腐败、清教 徒式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虚伪,这一切都涉及到了,唯独缺少一样:工业和工人运动。” 小说德文版的读者主要是流亡者(因为小说在德国不可能流传),与之相对应 的是,小说的译本在影响方面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荷兰德朗热出版社很早就问 过布莱希特,看他能否把翻译权交给该出版社(该社致布莱希特信,1934年1月15 日),五月初仍不见布氏的回音,后来,他表示同意(布氏致德朗热出版社信,1934 年5月24日)。是年七月,巴黎也有一家大出版社答应给布莱希特提供出版译文版 的机会,但他未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与布氏相友善的作家给他推荐荷兰文译者 尼科。罗斯特,也得到德朗热出版社的认可,罗斯特遂接受此项翻译任务。 一九三五年,出版了该小说的丹麦文译本,这也是唯一改变了小说标题名称的 译文。一九三五年一月,布莱希特致函该书的封面设计者罗伯特。施托姆。佩特生 响他建议:“小说的丹麦文版的标题叫(唯生活富裕者才活得舒心),我想,这适 合于丹麦人的精神气质。封面上可画上皮丘姆这个人物,光头,硬料礼帽戴在后颈 窝上,穿衬衫,双手前伸,一只手捧着小帆船,另一只手捧着他女儿波莉,这两样 都是他要出卖的,都可以标出售价。(很破旧的)帆船售价15000英镑,(漂亮的) 女儿售价7000英镑。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一构思,也许您可以选择别的什 么,不过,小说的内容完全包括在这样一幅画中了。“ 信中还附有“对皮丘姆先生个性的简要说明”:“……皮丘姆不应被看成是通 常模式的‘吝啬鬼’,他觉得钱并不怎么样。这个对任何一切可以引发希望的东西 均抱怀疑态度的人认为钱作为一种保护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他是个恶棍,这毫无疑 问,是个旧戏中一类的流氓。他的罪行在于他的世界观。这世界观非常可憎,只配 与某个大罪犯的‘业绩’并列。当他把贫困视为商品时,他就只有紧跟这一‘时代 特征’了。说得实际一些,皮丘姆不会把剥夺别人的钱锁在钱箱里,而是揣在裤袋 里:无论是这钱还是别的什么都救不了他。这是他的认真之处,也证明了他总体上 的绝望:他不能干脆把钱扔掉,一个子儿也不能扔掉。哪怕是一百万先令,他也不 会有别的想法。他认为,他的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钱)、他的才智(包括世界上 所有的才智)都是不够的,这也就是他为何不干活,而只戴着礼帽、双手插在裤袋 里四处巡视,监督以便不让什么丢失的原因了。真正担忧的人是不干活的。如果他 把桌子上的《圣经)锁在链条上以防别人偷去,这绝非他的小气。他在把女婿送上 绞刑架之前,从不看他一眼,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个人的价值能吸引他对这 个夺走他女儿的人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尖刀’麦克的其他罪行之所以使他感兴趣, 是因为他可以假手这些罪行杀人。至于他女儿,也如同《圣经》一样,不过是给他 提供帮助的渠道罢了。当我们对如此程度的绝望作思考——世界上的事物中哪怕是 最细微的都可能被用来拯救一个走向毁灭的人——,我们这时与其说感到厌恶,还 不如说感到惊惧。”(布莱希特致罗伯特。施托姆。佩特生,1935年1月) 佩特生完全遵循了布莱希特的建议。布莱希特对此画大体上是满意的:“我认 为这画富有扭力。它包含‘三毛钱世界’的全部困厄,但它并不乏伟大。最重要的, 是它让读者有了个思想准备:这是一部讽刺小说!在黄颜色的羊皮纸上的这幅绘画 珍品,我认为是极富感染力的……。还有一件小事:能否在钱的数额后面加上英镑 的标记呢?”(布氏致施特恩。哈塞巴尔希出版社,1935年2月)然而,佩特生的 画并没有印在丹麦文译本的封皮上,而是印在扉页里。 这个译本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除斯文特。波贝格外,克拉苏斯也撰写了一篇 内容详尽的全面介绍这些流亡作家的文章。(1935年9月13日)本特。B.尼尔生则 特别强调小说的讽刺性。 英文版译本于一九三七年在伦敦问世,书名为《xvennvfor山ePor)。一九 三八年又在美国出版,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再版。 罗伯特。黑尔出版社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泰晤士报》上为该小说做 了广告后,小说的英文第一版引起了人们特别的注意,有许多短文报道为证,它们 都是肯定性的评价,尤其是:“他写了一部故事发生在伦敦的小说,而他本人并未 到过伦敦。” 另外还有许多书评尽管大都简短,但也以“经济的暴政”等观点对小说作了探 讨。莫里斯。L.理查森认为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才具卓越的”讽刺家,然而油于小 说的事件恰好发生在英国,他不得不断言:“皮丘姆、麦奇思、科克斯及其同伙变 成现代骗子、屠杀群众的人,甚至变成可疑的银行家,这是符合逻辑的,很自然的 ;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印象:一位像布莱希特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竟然会受 到这一模式的局限。‘(1937年3月14日,观察家)),约翰。布洛菲认为,小说 必将使所有尚存一点机巧、讽刺和诙谐、但对人的亲善已不抱幻想的人们感到满意。 (1937年4月3日)比阿特丽斯。谢尔曼在讨论纽约版的《三个流氓)时回顾 了慕尼黑协定,该文的结束语是:“但此书也是一部紧扣时代的作品,流氓皮丘姆 和发战争财的科克斯正如去年九月的战争恐慌一样,都是很现实的。”(1938年11 月20日,(纽约时报》) 当时有些传闻说在英文版第一版里“删除”了“有些段落”,即“牵涉到政治 的重要段落”,这些传闻促使出版社在报上登广告许诺,指出这些段落就可获得一 百英镑的奖赏。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德斯蒙德。I.维塞(两位英译者之一)已 在报上挑明了这一类传闻,并请别人指出;布莱希特担保说:“……我不知道说你 们英文版被删削的依据是什么。我当然愿意向您证明:你们当时在合同上承诺,未 经我同意,不能对书作改动。事实上,英文版里也根本没有改动,根本没有删除政 治上重要的东西。”(布氏致罗伯特。黑尔出版社,1937年3月)布莱希特也对他 在伦敦的代理人证明,《三毛钱小说)的英文版没有删除政治上具有重要性的段落。 (1937年3月19日,布氏致詹姆斯。B.平克尔) 福伊希特万格曾私下里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说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布莱 希特写信给他,说:“《三毛钱小说》在英国报纸上获得了令人惊诧的好评,我写 信告诉过您了吗?有人把许多地方与斯威夫特的东西相比。但我相信,销售是很差 的,他们似乎不读斯威夫特。批评文章里说,这本书是令人不舒服的,而英国人似 乎又不像德国人那样喜欢‘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布氏致福伊希特万格,1937 年8月) 一九三七年也出版了该小说的俄文版,一九五一年捷克文版,一九五二年法文 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尔特。波拉舍克重新提醒人们注意布莱希特的这部小说, 这是一部“在德国无人知晓的作品,迄今人们还无缘拜读”,尽管这本十四年前就 已问世的书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作品”,“是我们在德国文学史上所拥有的或许是 最重要、最渊博的讽刺小说”,这是应该指出的,尽管“目前德国读者可惜还得不 到它”。(《东方和西方》第7期,第79页) 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由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在德国出第一版。一九 四八年七月,由雅可布。盖斯促成出版社与作者最初的一些接触,八月二十三日签 署了出版一万册的合同。年底赶制,因为书应该“赶在复活节时出版”。荷兰德朗 热出版社于一九五零年四月出了第二版,此后,德国一些报刊上也刊出该书的摘录。 在联邦德国,人们对小说的最初反响是很典型的。君特。厄尔宾说:“布莱希 特的世界毫无欢乐,这世界几乎没有善,但充斥虚假的神圣……布莱希特的世界没 有忠诚的信仰……”,他断言:“人们知道,不管怎么说,世界也没有坏到如此地 步,这一点,布莱希特肯定心知肚明。但不应搞错,他是巧妙地过分夸大,以便用 许多‘不舒服’让读者认识到必须铲除某些弊端。”(1950年3月30日,《无名报 》,杜塞尔多夫)与此相反,弗里兹。豪恩施泰因写了一篇题为《资本家“尖刀” 麦克)的文章,认为小说只是“宣传性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小说所描 写的社会环境离开我们很远,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东部的实现更靠近我们,对我们而 言,它比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被滥用更具威胁性……,西欧的当代怀有另外的 忧虑,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集体与个体如何以契约的形 式相互确定界线”。同一个时候出版的格奥尔格。奥维尔的乌托邦小说与布氏小说 “幽灵般的相一致”,均可计人“意识形态小说”之列:它们“只知否定,加深矛 盾,增添恐惧”。《当代》第109期,弗莱堡,1950年5月1日) 几乎在荷兰德朗热出版社推出第二版的同时,民主德国柏林建设出版社于一九 五O年出版了这部小说。 民主德国报刊对小说的评价是无先人之见的。一篇署名为“K.L.”的书评文章 论证作者:“叙事文学作家布莱希特也是剧作家和导演。他对于效果有着准确的目 光,故能把过去和当今予以浓缩,把乞丐圈内的浪漫因素与残酷的贪求利润的剥削 现实予以浓缩,使他笔下的人物轮廓分明,将他们的原状加工提高而变成社会各阶 层的典型,”从而创作出“一部戏剧性的叙事诗”,“一幅充满深造穿透力的时代 图画。”《民族报》,民主德国柏林,1950年6月26日)也有人论及作品的形式, 说它是“一种紧张的、用他那尖刻的玩世不恭去吸引人的形式”。(E.L,《生活》, 莱比锡,1951年第2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的核心……绝非被理论 化和标签化,而是读者从人物的言行及人物的发展变化中亲自领略到的”。(阿吐 尔·施塔尔,(政治经济学的文学教科书),《柏林日报》,民主德国柏林,1950 年8月13日) 格奥尔格·皮尔兹把这部小说视为大欺骗的刑事案件集:“如果这部小说达到 其目的:揭露社会上具有影响的剥削现象的特征,……那么,读者必定会冷静、理 智地研读这一大欺骗的刑事案件集,如同读法院案卷一般;而在这方面,布莱希特 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显而易见性,和通过揭露他们的行为动机而取得了成功。也正是 这个原因,《三毛钱小说)才成了”德国文学全新类型的艺术作品之一。“《星期 日),民主德国柏林,195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