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四0年九月的一天,我的两个同届同学带头创造了扎破各种德国车胎的 记录。我被邀请参加这种卤莽的行动,预料会有一些身材柔软的女观众。起初我 拒绝了,名义上是讨厌他们的小打小闹,但两个同伴的反应是把我当成胆小鬼。 为了向他们显示我并不害怕,我同意陪他们进行远征,同时预先告诉他们我不会 参加破坏活动,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于是当我的同伴用刀片扎进所有无人看管 的、散乱地放在里昂车站周围的灰绿色军用车辆的内胎时,我就呆在女孩们的身 边,随后这支别动队就解散了。三个女孩和两个扎轮胎的人回去了,而我独自在 下着雨的夜里,在滑溜溜的路面上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在这次疯狂的漫游之后的 星期一,两个同伴没有在学校里露面。他们是在送女孩们回去后不久被逮捕的, 但她们尽管无比激动和狂热,却似乎并不急于作出结论。在巴士底狱(巴黎著名 的监狱,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开始的)里, 他们不懂得要顶住使自己变成最后一个轮胎的诱惑。当两个士兵瞄准他们的时候, 那个车辆被破坏的军官来到他们的身边,发现了他们小小的年纪与这种恐怖主义 行为之间的矛盾,就把他们好好地训诫一番,说这种毫无用处的卤莽行为不会给 德国当局造成真正的损害,却会给他们带来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后果。我的两个同 伴一定在赞美老天爷,让他们碰上了这个洋洋自得地说着法语的军官,他们大概 对此感到欣慰,因为这些话毕竟只是一次训诫而已,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军官最 后用德语向两个士兵说了一句话,随后士兵就不动声色地扣动了扳机。 我们的学校有了头两个英雄。三个女孩从此再也不理我,好像我没有和同伴 一起被枪毙就是犯罪。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父亲和舅舅的反应是一样的:“愚蠢的人才死得愚蠢。” 我当然没有说在这个悲惨的夜晚我也在场。 老元帅(指法国元帅贝当(1856一195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著名 的凡尔登战役,一九一七年任法军总司令,一九一八年获元帅军衔。一九四0年 六月出任总理。向德国投降,并组织与德国台作维希政府,任法兰西国家元首。 一九四五年四月被捕后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掌握了政权,使不止一个 人放下了心。他的大家长作风四处传播,犹如皮卡尔(巴黎的红灯区)的一家妓 院里的一首轻松惬意的乐曲。人们都说凡尔登的老英雄必然在玩弄两面手法,他 在哄骗德国人,以便安心地致力于国家的解放。舅舅起初站在这些人一边,可是 这个老头却是在认真地进行合作的(指与德国人合作。当时称向德国妥协的人为 合作分子)。和他站在一起的首先是整个警察和司法部门,随后就是发现要严守 老人政治法规的整个法国。我的父亲从苏联回来之后就一言不发,只能像一头被 鼹鼠洞卡住嘴巴的野猪一样,哼哼唧唧地发发牢骚。 我永远无法想象我的家庭会被反犹太人的法令所波及,因为我家里从来不存 在犹太人问题,我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仇视犹太人。我不是说我们不认为那些 人与我们不同,说我们没有不时地拿这些作为上帝选民的同胞开个小玩笑,但是 我父亲的原则是反对进行种族上的区分,即使他在内心深处也会觉得某些种族比 其他种族要 机灵一些,他对犹太人的看法就是如此。我的舅舅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中交 了一个犹太朋友,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对犹太人刻薄的话。舅母就不一样了, 一有机会就谈论犹太人问题,说他们活着是依靠自己也为了自己,从来不考虑别 人,所以受到排斥时也不应该感到吃惊,正因为如此,当我知道我们的犹太人问 题正是她造成的时候才分外惊讶。我从母亲那里得知——她让我发誓即使受到拷 打也不告诉任何人——舅母在将近十岁时失去了父亲,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将近六十来岁时意外地死去了。舅母根本不记得她的父亲,父亲去世之后,她的 母亲就和多年的情人、一个叫做比罗的人同居,而且说他才是她真正的父亲。不 过在当时,解除婚姻总是比结婚更为复杂,所以事情也就这样任其自然了。何况 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比罗虽然优柔寡断,对这个小女孩的态度倒非常仁慈,所以 这是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反犹太人的法令开始生效,必须出示非 犹太教的家系,正如对自己的贵族家系没有把握的贵族们,在渴望获得旧制度 (指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前的王朝)时代里的一个职务时所做的那样。为了 逃避黄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凡i 白俺犹太人佩戴的标志),家系中的犹 太人必须少于两人。但是舅母的身份是亚伯拉罕·卢比亚内克的女儿,他生于华 沙,本人是莫歇·卢比亚内克和萨拉赫·伯恩斯坦的儿子。舅母决定不采取任何 行动,她等待着,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指望信仰天主教的老战士丈夫会掩护她, 直到德国人和法国人都恢复理性为止。掩护起了作用,出于偶然和运气,没有一 个官员注意过我的舅母,然而理性却从未恢复,所以舅母就一直装出一种轻微的 反犹太主义的样子,她的办法就是为自己接种少量病毒,然后使它变成预防的疫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