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自由真的是一去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漫长 的、人人以各自的方式服丧的时期。大部分人已经在背叛失去了的自由,忙于幸 存下去了,其他人似乎感到沮丧。我的母亲继续在铁路上按部就班地工作。父亲 不再代表上流社会,葡萄酒变得太昂贵了。舅舅、舅母和表妹离开巴黎去了布列 塔尼(法国西部大区名。包括奠尔比昂、北滨海等四个省份)地区。在那里按一 年的契约租了一间通常用来度假的房子,因为在乡下吃得更好,只要有一块封闭 的草地养些母鸡就行了。小表妹总是把缺粮当做一种新游戏来消遣,现在他们不 在这里,没有了她的笑声,星期天就变得更加阴郁。 当我意识到父亲不再发牢骚的那一天,我觉得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在我 父亲身上,就像在许多共产党人身上一样,抱怨是一种第二天性,他突然对生活 逆来顺受,一定掩盖着什么事情。他常常一连消失好几个钟头,过后却一字不提, 母亲也不要求他做任何解释,而且当我问她的时候,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同谋般的 沉默。有时父亲在天擦黑的时候出门,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脸上露出了刚长的 胡子。我钦佩父亲,尊重他的言谈举止。即使多年后在我看来,刻板的信念使他 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快,他代表的人际关系几乎使他变得冷酷无情的时候,我也没 有产生任何怀疑。因为他从不怀疑,他不能容忍任何胡言乱语、委靡颓废和怀疑 主义,这些都是我以前有过的毛病,因为只要没有认识最终的真理,无所事事就 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在一九四一年九月的一个晚上, 父亲在楼上的小办公室里庄重地召见我的时候,我并未感到惊讶。 那是我生日的前夕。第二天我就要与一伙同伴和几个不太多愁善感的姑娘一 起,庆贺我年满二十岁了。宵禁对庆祝会的采购非常不利,白酒和食品都不够, 我们的住房也太狭小,我好不容易成了一件事情的中心,却什么都在争着和我作 对。看到我组织这个小庆祝会时的尴尬,一个名叫科罗的同学,邀请我把生日庆 祝会和他的姐姐不知为什么安排的一个晚会合起来办,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 就同意了。我明白科罗这么做是为了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大资本家, 一个螺钉业的大王。他们家有五个孩子,皮肤都那么光滑,仿佛是从一个加温加 压炉里出来的,一切粗糙的地方都被热气烫平了。他们家在巴黎有一套宽敞的房 子,在拉斯巴伊(弗朗索瓦·拉斯巴伊(1794 1878 ),法国政治家和化学家) 大道上,靠近蒙巴拿斯(在巴黎第14区。在塞纳河左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画 家荟萃之地)大道拐角的地方。为了向我证明他什么都不缺,科罗允许我带上几 个最好的朋友,条件是姑娘和小伙子要人数相等,我讨厌科罗和他这种使我欠他 人情的做法,但是总不能按照乡下的方式过二十岁的生日呀。 就在这一天的前夕,父亲把他的计划给了我,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这个简 单的策略,被他像念电报一样读出来,用舌尖这种特殊方式发出的小舌音,就像 他出生的勃艮第的土地那样柔软。德国佬让人相信纳粹主义是保护工人阶级的, 这是掩盖了他们的把戏,对苏联的入侵证明了这一点。优柔寡断不再符合形势的 需要,共产党开始与德国人和贝当进行斗争。我的父亲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他 什么都不肯告诉我,给我的解释是地下斗争就像数学一样,要想前进,对定理进 行论证是毫无用处的,他很高兴运用这个比喻,因为它赋予了他一种知识分子的 风度。这个计划当中与我有关的部分,像滑坡一样落到了我的头上。父亲派我去 进行地下活动,而且不再征询我的意见,因为只有对几百年前关在修道院里的、 出身良好的孤女才会那样做。但是我不可能出去很长时间而不引起别人对我们这 个抵抗家庭的怀疑,当然也不可能在我家附近参加活动,近距离的战斗是留给年 龄更大的、地位稳固的同伴的。再说当时我正处于必然会受到人们激励的年龄, 独裁者都喜欢年轻人,这是他们的材料。父亲担心德国人会来招募法国人到东部 去作战,这种风险与我有关,因为我的母亲原籍是阿尔萨斯人,是后来变成德国 人的。她叫凯内尔,这可不是捏造出来的,所以父亲决定让我死去,从我的户籍 上消失。我有一个月的时间用来感染疾病,奄奄一息和完蛋,这是和一个医生串 通好的,他并不接近共产党,但是赞成它的伟大事业。死后的第二天,我就要带 着假证件到南方一个区去,消失在一个联络网里,我就是这样成为子承父业的抵 抗运动成员的。我甚至对自己的新身份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父亲并未征求我的意 见,就重新采用了我从前的绰号加尔米埃。我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头脑像一个 调车场一样挤得乱哄哄的。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变成了游击队员,准确地说是个喜 剧演员,我还寻思是否会有扮演这个角色的能力,因为它要求有茹韦(路易·茹 韦(:1887 1951 ),法国演员,尤以在莫里哀剧院担任导演著称)或嘉班[ 让。 嘉班(1904—1976)。法国电影演品] 那样的天才。 被我的父亲提升为活着的死人之后,我愉快地去参加这个最后一次以我的真 名举行的庆祝会。我刚跨进入口处,就觉得进入了上流社会。从我家所在的郊区 到蒙巴拿斯,两个钟头的自行车骑得我浑身是汗,所以我在门口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像一个落水后不由自主地洗了个澡的人那样垂着目光。开门的仆人不怀好意地 打量着我,这时科罗来了,他的指头上拿着烟嘴,别着金挂表,打着蝴蝶领结, 很可能是他的到来使我没有被赶出去。门在我们身后像变魔术一样重新关上,战 争也在衣帽间里停止不前了。在种有树木的大客厅里,一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 手拿着糕点,法国人和德国人互相交谈,并不比赛了一场网球以后更激动。法国 人不像战败者的样子。科罗的父亲向我打招呼却没有看我。一个德国军官从一幅 画走向另一幅画,明显地流露出兴趣盎然的神情。他们回到法国不费吹灰之力, 因为这个国家的名流为了讨好他们不惜五体投地。东部战线的开辟显得像明亮的 天空里的一小片棉絮般的云彩。人们不会换掉一支赢得胜利的球队。科罗的父亲 在和一个嘴唇肥厚、懒洋洋的矮个子男人交谈,我听见他谈到要重新振兴他的工 业活动:“没有无武器的战争,没有无螺钉的武器。”那个人表示赞同,似乎在 说:“谢天谢地,在乱七八糟的幻觉背后,生意还在有序地进行。” 科罗夫人是个歇斯底里的老太太。除了保尔之外,她的另外几个也像用玻璃 砂纸打光的孩子,都装作想不起来我是谁了,这样更好。保尔把我介绍给他的妹 妹,她也在庆贺自己的生日,她和我一样,都生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总之 在占星术里我们是双胞胎,不过她生来就有点傻乎乎的样子。马塞尔,我在学校 里的一个好伙伴,和他的表妹一起来了,那是一个迷人的姑娘。我不知道这是否 是所有在场的人的看法,不过我的印象是她有着一双大眼睛。保尔立刻就认出了 她,和她攀谈起来,接着挽住她的手臂,领着她离开她的表哥,以便更加容易地 驯服她。马塞尔提醒我说,这张已经开始吃起来的酒菜台子,光是它所值的配给 券,就够一个有八个孩子的家庭吃上一年,因此大家在半个小时里一直在吃小面 包片,为了不影响效率而避免说话。后来三十来岁以上的宾客一个接一个地回去 了,德国人的鞋跟格格作响,其他人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大家开始交谈。我喝起 来不注意分寸,生怕我走了以后还会剩下什么。一个女人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她 累了,有点醉意,但是显得和蔼可亲,她的眼光落在我身上,寻求的是安宁而不 是别的东西。她意识到我的存在,就说起话来,我越看就越觉得她很美。她是主 人的一个亲戚,是科罗的日耳曼表姐。她开始长时间地喃喃自语,似乎只有酒精 能启发她说话。她为了解和经历这个时代而感到幸运,把它称之为凡人的黄昏。 这个时代像蚊子扑向灯光那样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受到一种规矩的生理需要和 微妙真理的启示,它是骑在一匹大黑马身上在黑暗里奔跑时的战栗,是一个摆脱 了犹太银行家的精英国际。我的父亲对于阶级斗争抱有偏执狂般的依恋,这是一 种使大脑衰竭的激素混乱。这种束缚使他在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 还从未向我解释过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她觉得我很合她的意,我们只须穿过蒙巴拿斯大道,就到了她在康巴涅一普 雷米埃街的家里,那是艺术家的一座巨大的工作室。我想得到她,就像黑人想要 白种女人,也像白人渴望黑种女人,这是陌生的和异国情调的吸引力,我的年龄 和体格都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受到挑剔。她脱掉带后跟的鞋子,登上两层打蜡的 橡木楼梯,栏杆使她保持直立的姿势,使我的小腹像整个冬天都在吮吸母奶的一 只小狗那样膨胀起来。她梳着头发,以这种灾难性的方式启发着一切使肌肉绷紧 的念头。秩序和艺术是互不相容的,与想做爱的时间相比,做爱的时间是那么短 促,意识到这一点令人惊讶。正因为如此,由于消化不良而不得不呆在一张座位 很深的皮扶手椅里,这种不适使我感到非常恼火。她平躺在一张长沙发上,头枕 在扶手上,就这样睡着了。清晨,她悄无声息地起来,洗了一个淋浴,把身体擦 干之后,一丝不挂地在工作室里漫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完全赤裸的女人, 我在注视她时和占有她时感到同样的快乐。对于一种转瞬即逝、没有未来的快乐 来说,用占有这个词是过于夸张了。我骑上自行车重新出发,晨风吹拂着我的后 背,好像在促使我更快地离开她。资产者的巴黎似乎消失在一个色情下流的早晨 里。我找到了通向瓦勒德马恩省的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