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正坐在客厅壁炉边一张取暖的矮椅上。她织着毛衣, 抬起眼睛向我微笑。“我在替你干活呢,”她用这句话作为对我未曾向她提出的 一个问题的回答,她正在像为女儿准备嫁妆那样为我收拾手提箱。星期一将近十 点钟,我的父亲回来了,目光像从地里挖出来的死人一样,陪他来的是一个医生, 从拎着的小皮箱子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计划开始执行了。医生向我谈起一种令人 惊恐的脑膜炎,目的是缩短这一出戏的时间:计划改变了,我应该在三天之后出 发,就在我被装进棺材的那个夜晚。在以后的两天里,他就像在他的诊所和我们 家之间跳着一场不问断的芭蕾舞。母亲也像来自戏剧学院那样扮演她的角色,向 愿意听的人诉说她的儿子感染了一种病毒性的脑膜炎,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让一切 富有同情心的人都躲得远远的。第二天晚上我死去了,医生签署了死亡证明书, 我穿上了仅有的一套西服,母亲给我化了装,使我显得面色苍白。第二天早晨, 来了几个负责普通殡仪的人,三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长裤已经太短的傻小伙子。父 亲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谈了谈这种传染病的情况。看到镇上这个傻子有一阵差点 昏厥过去,他的三个同行就建议他去恢复一下体力,由他们把我装进棺材。当他 重新返回的时候,棺材已经盖上了,里面装满了成袋的沙子,而我则躲进壁橱里 去了。他们出去了,朝公墓的方向走去,我的父母跟随着灵车步行,在太阳落山 的时候回来了,他们的手被本区来慰问的邻居们握得几乎断掉。等到夜里天黑之 后,父亲把我的假证件给了我,给我讲了我要在南方找到的那个人的体貌特征, 以及够用一些日子的钱。我拥抱了像平时一样微笑着的母亲,拿起用煮沸处理过 的纸板做成的手提箱,从后门出去,走向那条沿着马恩运河伸展的道路。父亲对 我说这扇门在战争期间将永远开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转身回去了。我走了两 公里到了他的一个同伴家里,在那里呆到天亮。从那以后,我的宵禁解除了,远 离了那些可能认得出我的人的目光,我乘有轨电车去里昂车站。到了车站里,我 有一会儿感到虚弱无力,两腿跟断了一样,就像埋葬后意识到真的死了似的。我 这个年龄的人是不担心死亡的,我担心的倒是走远了怎么活下去。我开始同情自 己,在车站的盥洗室里擦去了眼泪。我永远忘不了泪水像泡牡蛎的第一遍水那样 的咸味,还有来自这个大牲口棚的强烈的阿摩尼亚气味。后来我想到我这样可能 会成为一个懦夫,我讨厌自己,于是我重新拿起手提箱去找我的火车,同时发誓 决不再软弱了。 没过多少时间我就开始上车了,在站台的入口处,两边各有一个德国兵,三 个警察站在中间检查着证件。他们穿着长到脚踝的皮大衣,是出自一个时髦行列 的一些真正的小贵族。警察局搜罗了战前所有身份低贱的人,一些蜷缩在一种天 生的刻薄之中的、面目猥琐的小人,是小流氓与狱卒相混杂的结果。他们显而易 见要进行报复,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关照下,他们不仅有机会好好动一番脑筋,而 且还有权力来虐待他们的同胞,那些由于溃退而变得麻木的下等人。一想到用些 废纸般的文件来拦住敌人,他们就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他们惟一擅长的领域。再 说读一份省政府文件上的一个名字也并不复杂。当这个名字是以斯泰恩、斯基、 贝尔格、埃克等结尾的时候,这就是咬上钓饵了。我的证件是伪造的,不过我还 是祈祷它们看起来不那么假。三个警察当中最矮的那一个拿起了它,他不慌不忙, 这是他使自己显得重要的标志。他从下往上仔细打量着我,让我侧身站立,万一 我是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呢。他吩咐右面那个同伙看看我的手提箱里的东西,自己 用证件轻轻地拍着手背,同时问我到哪儿去和为什么去。他装作心不在焉地听着 我的回答,接着猛然盯住我的眼睛,以便看出我在说谎的最细微的表现。我回答 说去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他犹豫了片刻,又看了看证件,让我收拾好手提箱, 接着就让我走,他已经在忙于发现一个新的猎物了。我的心跳得并不比通过检查 之前快多少,我的自信心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