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一九五六年,克洛狄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退了党,这头野兽露出了它的真面 目,使她感到非常惶惑:没有孩子,不再有党,一种如墨镜般暗淡的婚姻。 年复一年,米拉的面孔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绝望地抓住她的面容,它极力 摆脱我的记忆,融入使我远离她的岁月的流沙之中,正如所有这些摆脱了意识的 控制、却因此得以蜷缩在心灵深处的伤痕一样,以便好歹对自己说,由于没有生 活,我才在她身后幸存下来。 我的生意兴旺发达,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却不适于再从中获益了,我所能做的 就是款待我的同伴们和我的教子。他的母亲没有再婚,在一个港口旅店里当守夜 人,他们两人就靠她微薄的工资为生。一清早,她在旅馆里看着船只起航,一连 几个小时凝视着这片大西洋的海面,这种暗暗的期待标志着她逝去的爱情。我知 道无论哪一天,我都能在那里,在她的岗位上找到她。每当我的生意把我带到这 个地区,我总是在吃早饭之前到来,和她谈论一些别的事情,动身的时候给她留 下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扎得很紧的钞票,不等她来得及谢我就走了。 纺织品的谈判使我经常与中欧的犹太人打交道,他们做起生意来非常精明, 是一些谨慎和守信用的人。他们间接地知道在那个反对这种使他们造成大量死亡 的瘟疫的时代里,我参加过抵抗运动。他们的目光深处全都隐藏着这种惟一的表 情,哀伤无法抹去这种对狂热罪恶的惊愕。我随时显示出快活的好好先生的样子, 而且通过给人深刻印象的少量接触,出示一些只和他们一起引用的某些证据,使 他们明白那些年头对我来说也和他们同样重要,从而消除了他们的疑心。我与一 个叫雅各布·维特斯坦的人关系特别密切,他是一个批发商,向我购买了几千米 的丝绒和花色毛线衣。他从不谈论金钱,而且只是在我穿上外套、就在我们分手 之际,他才补上最后的报价,他认为这是名誉攸关的事情。他让这些数字从他的 嘴唇里冒出来,犹如人们用来有助于消化的一首美妙的小曲。谈到金钱他似乎总 是显得局促不安。而这正是我们相交的原因。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逐渐接近起来, 即使有时不做任何买卖,交往也越来越密切。我们的午餐往往延续到下午两三点 钟,正是在这样一次午餐过程中,雅各布向我谈起了他的兄弟纳坦。纳坦比他小 一些,住在伦敦,是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据我的朋友说,他是在死亡集中营的历 史方面最负盛名和最敏锐研究者。 带着他的哥哥的介绍信,我动身到伦敦去,在一个小办公室里拜访了他。里 面的书籍和资料堆得满满的,差点儿要倒下来把我们淹没。这个人似乎是为了理 解才活着的,这种脆弱性使他只有在努力求知的时候才能够生活下去。如果有朝 一日问题没有了,他也会为这种并不触及人类本质本身的、无法解释的悲剧的荒 诞性耗尽生命而死去。他的很蓝的眼睛隐藏在巨大的近视眼镜后面,卷发和他脸 上的线条一样乱七八糟他以这种研究者特有的随意接待了我,这类人从来不会真 正地立刻进入状态,除非你给他们带来一个对他的研究有用的信息。我到这里来 不是为了协助他,而是有求于他的。一旦我们谈到我要寻找的对象时,他天生的 怀疑就消失了。他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 “您要找的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吗?”他一开始就这样问我,接着又眯着眼睛 补充说: “我问您这个,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向您提出一个寻找的价格。” 面对我半喜半怒的神情,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继续说下去: “我向您保证,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我的报酬由 英国大学来支付。” “我实在没有办法回答您。她在抵抗运动时期的姓是米拉,或者不如说是她 的名字,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姓,哪怕是化名都不知道。” “您认为德国人会了解她真实的身份吗?” “我想不会。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她在酷刑下面没有招供。” “即使她从未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盖世太保也有可能在逮捕她的前后通过 对证来知道她的身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德国人如果无法找到她 的真实身份的话,她就可能以她在抵抗运动中的姓名、也就是米拉这个名字被编 入名册。我刚才问您她是不是犹太人,因为在识别所有进入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 方面,世界上有几十位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样也可以通过法国监狱的 管理机构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并非总是那么愿意配合,对外国人尤其如此。您 本人有没有尝试通过您在抵抗运动中的关系,提出一个要求呢?” “说实话从来没有。跟您直说了吧,我是和她在同一个联络网里,在她之后 几天也进了同一个监狱。我对她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晰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找那 些当时也在那儿的人去打听这个女人的消息,那些人在她受刑时也许在场,哪怕 是被迫的。” “法国确实并未被真正地清洗,我还要说如果它被真正清洗的话,今天就会 是一片净土,就像向西方蜂拥而去的第一批殖民者到达时的俄克拉何马(姜围的 一个州)一样。不过群众确实是无辜的,百分之一是抵抗运动成员,百分之一是 狂热的法奸,而百分之九十八是左右为难的可怜的人,他们一方面经受着饥饿和 绝望,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地需要找到为他们的不幸负责的人。永远宣布群众无 罪,这是对民主政体的主要限制之一,否则的话,以后怎么搞选举呢,对吧?然 而当我们知道他们是多么令人失望地被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轻易操纵的时候,又怎 么能抱怨他们呢?从您满足他们的具体利益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忠实于您了。群 众是可以收买的。比分别地收买个人更容易。我们回过头来谈您的寻找,我并不 担心,我们会找到这个女人。可以这样推论,如果她是由于在西南方参加抵抗运 动、用德国人的术语来说就是因恐怖主义而被捕的话,我认为存在着一种极大的 可能性,就是她被流放到布痕瓦尔德去了。如果她走的是一条通常的路线,我可 以很快就找到她,如果列车由于一个什么原因改变了方向,花费的时间就要长得 多。纳粹分子发明的死亡是一个工业过程,您要是明白在一条生产线上是怎样装 配一辆汽车的,您就掌握了种族灭绝的逻辑。” 他沉默了一会,取下架在鼻尖上的眼镜,露出因为每天研究这种伪装成科学 的恐怖而变得冷酷的目光,然后说道: “我会使您吃惊的,加尔米埃先生,我会使您吃惊的,因为我认为在人类的 历史上,从长远来看,即使恶在一些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善最后总是战胜 恶的。以交易所为例,从长远来看,这总是最佳的投资方式,美国人经过长时期 的观察才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您只要注意一下一九二九年那个年头,那显然是一 场灾难。所以必须观察人类的无数个十年,才能明白它是在走向善,即使对于我 们这样经历过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那个阶段的人也是如此。而对于同一时期 的犹太人、茨冈人、抵抗运动成员来说,要相信人类在前进就更困难了,可是我 们能选择吗?” 他陪我一直走到这个知识之库的走廊尽头,用力地紧握我的手,向我保证不 久就会有消息,同时要我向他的哥哥转达他的良好祝愿。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刚听到铃声就急忙跑过去接电话, 焦躁不安地窥视着邮差的到来。我既担心又高兴地等待着这些消息,它们对我的 影响就像是第二次解放,而且能使我从原来的起点重新开始。 我有个把月没有去看我的教子和他的母亲了,孩子已经长成了青年。他生性 极为活泼,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像从未怀疑前途的小拉斯蒂涅(巴尔扎克 的《高老头》等小说里的人物,是一个在社会上飞黄腾达的青年)一样意志坚定, 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想到要进修法学以成为律师就高兴得跺脚,我鼓励他接受 自由、独立的教育,以摆脱企业或机关的小头头之间的矛盾,他们在用自己庸俗 的表演毁掉青年人的热情。他毫无畏惧地走着自己的路,我为这个小伙子感到真 正的自豪。 十一月份的一天上午,当我打开位于交易所广场的办公室的门的时候,纳坦 ·维特斯坦给我来了电话,他还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就两腿发软地坐了下来。 我请他什么都不要说,并且提出第二天我到伦敦去看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在 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眼镜架在鼻尖上: “您来得正好,都是好消息,先不说别的,我本人也得到了小小的满足。我 提到过布痕瓦尔德,我没有弄错。我冒昧地说,这是一条经典的路线,是德国景 色优美的海岸,人是难得碰到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我们也知道她是犹太女人, 西班牙女人,她的真名是埃尔维拉·菲茨,一个西班牙的犹太女人。现在我们来 谈事实:在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她离开了布痕瓦尔德,在东欧过了几个星期之 后,她来到了以色列,在那里呆到一九五四年,此后她到摩洛哥定居,一直生活 在那里,确切地说是卡萨布兰卡。不瞒您说,我在将近两个月之前就知道她还活 着,但是我要等到有办法告诉您她目前的地址时才和您联系,否则您在以色列是 找不到她的。靠着我的联络网,我重新勾勒出了她的直到终点的行程。我给您准 备了这个小信封,里面有她的地址,连她的电话号码也写上了。现在您明白以色 列的情报部门为什么有如此高的效率了吧?” 对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感谢都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