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需要理由吗? 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这些念头涌上来,”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 罗拉·安德森写道:“为什么非得要有‘理由’?”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 情,寻找线索、原因和解释,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我阅读关于自杀者 的记载时,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在越战时自杀的年 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一样,又长又令人痛心。在自杀发生前,每个自杀者都有 一些剧烈的创伤: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抛弃、受了严重的伤、爱人死于重病、破产、 车子被撞毁。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有人痛恨周五 的夜晚。如果有人自杀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那些 理所当然的原因。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哗众取宠的媒体却 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就像说重度 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两者界 线并不明确。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 有自杀行为?又是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自杀可明确地 说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但在这致命结果 的背后,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高危险的行为(故意让自己处于感 染艾滋病的环境中、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多半是拟 自杀的行为。自杀企图的程度,从产生意识、认真思虑、慎重考虑、确定目标,到 最轻微的自毁行为。“自杀行为过程中,”凯·杰米森说:“是一直摇摆不定的。” 阿瓦雷斯写道:“自杀的理由,大多是随便讲讲。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 周围亲友的罪恶感,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 无止境的追寻。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 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迂回、矛盾、错综复杂,多半隐而 未见。”“报纸上常谈到‘属于个人的忧愁’和‘无药可救的病痛’,”卡谬写道 :“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 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 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描述了人生的无常:“背叛 行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残疾,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或是这 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或者……我还能说什么?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1952年,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试着提出实用的(而 非理论的)自杀思想架构。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失控、自我形象受到重创、忧 愁和愤怒的结果。“几乎可以说,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这出戏会自行 思考。这使我们了解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就 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凯·杰米森感叹着“心灵深处是个穿 不透的城墙”时,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 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 情,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但实际上, 我一无所知。一位十九岁的朋友,克莉西·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她在安 多佛中学(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 间上吊。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因被逮到偷喝酒(他十七岁)而遭撤换。他 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就了结了自己。克莉西和他只是点 头之交,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起初十五分钟 我还不相信,”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觉得自己 一时之间感受到好多情绪:对这被亲手结束的短暂人生,难以形容的哀痛;对学校 的愤怒,一个无趣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地方,竟因为喝酒而对这个男孩做出这么重的 惩罚;而最令人害怕的是,我觉得自己哪天也会在宿舍的楼梯间吊死自己。为什么 我在学校没有认识他?为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唯一苦闷、忧愁的人,而这个最受 同学喜爱的男孩也有这么多相同的感受?为何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 压力?高二时,我躺在宿舍里,感受到深沉的悲恸,我被这个世界和生活所困惑… …哦,我就活在里头。我知道我不会走那一步,我真的不会。但我觉得自己离那样 的可能性好近。是什么样的情形(勇敢?病态?孤立?)竟可以把一个人推上那终 极、绝命的边缘,到想要舍弃生命的地步?”隔天她又补充了几句:“他的死,使 得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现在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却又 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感到迷茫。”基本上,这就是自杀者留给生者的愁云惨雾:不 单单是失去了某人,还有未能及时劝这个人打消念头,未能及时与他沟通的懊悔。 人们都渴望能及时与自杀者沟通。“如果早知道”是自杀者父母的心愿,让这种事 情发生又受其惊吓的人们,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早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 了。 但是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凯·杰米森有一次情绪 极端混乱的时候,产生了自杀企图,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无论大家付出多少 爱——满满的爱——都没有用。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 无望;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 穿透我的厚厚外壳。未来的路寸步难行,而且我相信(毫无疑问)我的亲人、朋友 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无论如何,我原来的面目,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我想, 若我死了,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 见的想法。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我仔细想过,若我死了,对朋友和亲 人的伤害会少一点。” 我不会因巨大的悲怆而自杀,但是突如其来的小小忧郁却可能把我压垮,我觉 得很讽刺。厨房里堆满肮脏的碗盘,我一点清洗的力气都没有。或许我哪天会自杀 也说不定。或者——看,火车开来了,我是不是该跳到铁轨上。该不该跳呢?但是 我还没下定决心,火车就进站停好了。这些思绪就像一场白日梦,虽然觉得很荒唐, 但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存在的。我不愿为了这种想法而死,我也不想诉诸暴力,但 从某种荒谬的角度来看,自杀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我若是自杀了,就不必修屋顶、 割草坪或者洗澡。哦,想想看,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和强烈自杀意念 的对话让我相信,企图自杀的念头,可能是这种感觉所促成的,而非我在最低落的 忧郁时那种彻底的绝望。这是一条突然闪过脑海的出路,它不一定是郁闷的感受, 但可能会发生在不愉快的时候。我也知道那种想要赶走忧郁,但除了自杀之外无计 可施的感受。诗人米蕾这么写道: 痛苦,我真必须与你,共处一室 就这么度过一生?——共用我的炉火,我的床铺 共用——哦!最惨的事情!——共用同一个脑袋? 而我喂养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喂养你吗? 当苦恼愈来愈庞大沉重,难以负荷,无助带来的疲惫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 逼得你只想斩除痛苦,而不是拯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为数甚多的自杀幸 存者谈过,其中一位特别令我惊异。我在他因自杀躺进医院后的第二天进行访问。 他事业成功、受人欢迎、婚姻美满,住在风光明媚的美国海岸城市郊区,在一家生 意兴隆的餐厅担任主厨。他苦于断续发作的忧郁症,但两个月前以药物疗法治愈了, 他觉得以后不必靠药物也可以好好过日子。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但是逐渐 地降低剂量,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头几天还不错,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 烈的自杀意念,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他还是正常工作,但心里老是 不断地自责。终于,他下了决心,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他把生活中待处 理的事情处理好,安排了后事,接着在某天下午,他觉得时候到了,于是吞了两罐 止痛药。事情进行到一半,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好让她了解 他自杀的原因,希望她能体谅。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但马上就发现他是 说真的。通电话的同时,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 的想法而恼怒,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吞光其余的药。 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自己决定出门 和外头的人聊天。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 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他知道,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止痛药就会摧 毁他的肝功能(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他心想,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至少也要 挡住一阵子。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 事件。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无论如 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他及时接受了洗胃。 访谈进行时,他叙述整个过程,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我在梦中扮演让人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经过洗胃之后, 他慢慢恢复过来,而且受到惊吓,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想死,”他对我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我们进 一步深谈,“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他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若死了, 对老婆会有多好,对餐厅会有多好,对我又是大解放。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个想 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太聪明了。” 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 能形容为神情愉快,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那 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说他爱她,也知道她爱他。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或 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打通了电话给妻子, 而不是只写份遗书。若真是如此,他心里会舒服些,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 东西。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 在哪,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 医生说:“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 再兴起自杀念头。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他摇摇头,用苍白又迷 惑的表情看着我说:“我哪知道?” 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乔尔·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 的男士,曾多次企图自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孤独。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 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他们丢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我开 始有自杀倾向。只剩最后一位护卫——就是我自己——依然坚守岗位,不过,这位 护卫太危险了,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我母亲自杀的那天,我二十七岁,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她当 时在癌症末期。事实上,她是在我父亲、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而且当时,我 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不幸的是,许多自 认做了明智抉择——如《最终的出路》的作者德瑞克·汉弗莱和杰克·凯佛基安 (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不拐弯抹角”。 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缓慢、紊乱、古怪的过程,是极为复杂 的纠葛,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但 我钦佩她的抉择,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总是不敢想起或 谈起它的细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谁问起,我都得勇敢说出 来。但这事实,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时时折磨着我。 行动者妄想能够在“理智的自杀”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说穿了,自杀就 是自杀——从某些角度来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鲁莽、凄凉、致命的行为。 “最好”和“最糟”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程度。理性的自杀一直是 流行又恐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叙事者问道,是否有人是 头脑清楚地自杀。“很多,”基里洛夫回答:“但以一种偏见来看,会有更多,全 都算。”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 自己或社会的偏见。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 格;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这看来却可能 十分理性。 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对她进行 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病人非常狡猾,曾用计把要注射的胰岛素换成奶水,后来 她立刻就陷入昏迷状态。“嗯,这算厌食症?”治疗她的人问:“还是自毁行为? 拟自杀?我想这显然是极为忧郁和愤怒的行为。”对那些罹患严重但却不会立即致 死的疾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呢?因阿兹海默氏症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自杀 的人算是理性吗?是否有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使这个人陷入无药可救的忧郁,在 没有其他病痛的情形下理性地自杀?某些人认为是理性的自杀,对其他人而言却是 非理性的,但所有的自杀都是不幸的事。 我在宾州一家医院认识一位想自杀的青年,我特别想要向他致敬。他生于韩国, 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发现时已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到汉城的孤儿院,六岁时 被一对酗酒的美国夫妇收养,他们常对他施暴。十二岁时,他受到州政府的保护, 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里与他碰面的。他受大脑麻痹之苦,下半身完全瘫痪, 连说话都十分痛苦而且费力。五年来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用尽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 药物和治疗方式,包括服用各种抗郁剂和电疗,身心的痛苦依旧萦绕不去。他自少 年以来就试图自杀无数次,但因为身处医院,总是会获救;而且终日困于封闭病房 的轮椅上,很少有适合自杀的独处时机。他万念俱灰,试图饿死自己,可是陷入昏 迷时,又被人以点滴喂食。 虽然身体残障使他说话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能够有条理地交谈。“活着令我很 难过,”他对我说:“我不愿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我没有生活 可言,没有东西让我欢喜或给我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到医院九号大楼的楼 上,再回到没比九号大楼好多少的一号大楼。我的腿很痛,身体也在折磨我。我试 着不和这里的人说话,他们差不多都只会谈自己的事。我吃了一大堆药治忧郁,但 觉得没什么用。我用手撑着上楼,使用电脑,这让我有事可想,转移对自己状况的 注意。可是这还不够,事情不会改变。我没办法不想自杀。割腕的感觉真好,我喜 欢看自己的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心想,‘可恶,我居然醒来了。’ 许多大脑麻痹的人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这位年轻人,心理和肉体的伤是如此严 重,他未来可能得不到更多的爱,就算有,他也不愿接受。我和照顾他的人都被他 的处境所触动,但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放弃一生来照顾他的伟大人物:地球上,无 私的人太少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将一生的时间,倾注在像他这样时时刻刻都在为活 着而搏斗的人身上。他的人生只有身体和心理的痛苦、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阴影。 在我看来,他的忧郁症和自杀意志不可能治愈,我庆幸自己不必在他割腕时负责救 治,也不必在他绝食时负责强灌食物。 我在另一家医院认识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先生,身体依然硬朗,他因为妻子得了 肺癌而双双服了份量足以致命的安眠药。他们结婚六十一年,两人早有共赴黄泉的 约定。她死了,他却幸存。“我负责治疗他的忧郁症,”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告诉我 :“给他开药和治疗,好让他不会陷入忧郁,因为他又老又有病,痛苦不断,妻子 过世了,自杀不成功。事情过了半年,他的状况没有变,他还可以活十年。我负责 治忧郁症,但他得的不是忧郁症。” 丁尼生(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在他的诗《提托诺斯》中说了一个类似的老年悲 剧。提托诺斯是黎明女神爱欧丝的情人;她请求宙斯赐予提托诺斯永恒的生命,宙 斯答应了,但她忘了要求永远年轻。结果提托诺斯愈来愈老,永无止境地老下去, 死不了又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渴求死亡,对他分手的情人说: 我笼罩在你冰冷的蔷薇色阴影中, 你散发的光芒如此冰冷,冻僵了我衰朽的双腿 你喜悦的光升起,雾气 飘在人们院子里、朦胧的草原上 那屋里男人有死的权力,他们多么快乐 也飘在死者青葱的墓丘上,他们多么快乐 彼脱罗尼亚(古罗马的讽刺作家)写了一则关于女巫席贝儿的故事,这个人也 有老朽却不能死的命运,艾略特引用这典故,《荒原》中悲绝的序文写着:“诸童 问:‘席贝儿,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要死。’”连住在宁静的纽西兰的 艾米丽·狄金生,也对老朽有着类似的看法: 心灵最渴求的——是欢娱 若无——则是解脱 若无——则是那让人忘却痛苦的止痛药 若无——则是沉睡 若无——如果心灵的审判者 决定如此 ——是死的权力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