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的来临 十七世纪出现了一位史上最伟大的为忧郁症辩护的人士。伯顿结合了一千年来 的思想与持续涌现的零散个人观点,写成《忧郁的剖析》,他将一生都倾注在这本 书中。这是在忧郁症的领域里,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之前最常被引用的书, 晦涩、自相矛盾、结构松散、博大精深,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西诺的哲学、莎 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基督教会的 宗教冲动、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 形而上学之间,开创出一条将精神与物质统一的道路。但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伯顿这 种因尊重各家不同观点,而把自相矛盾的观点融为一体的作法。他时常对同一个现 象提出六种相冲突的解释,而不说明这些都太过武断。现在的读者看这本书,有时 候会觉得古怪,但如果来检阅最近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发表的文章,会发现 忧郁症之所以复杂,实在是因为人们对它太过武断——忧郁症是殊途同归的疾病, 不管发生在谁身上,发生什么特定的症状,可能都是多种不同途径造成的同一结果。 伯顿一开始以生理的观点来看忧郁:“我们的身体和时钟一样,如果一个齿轮 出了故障,其他部分也会出问题,整个人都会感到痛苦。”他认为“哲学家为冷与 热订出八个等级,我们也可以订出八十八种忧郁,因为有此病症的人有多种病因, 或者陷入这恐怖深渊的程度有所不同。”后来他又说:“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的 人物,具变形的能力)本身并没有那么多面貌,你也可以像忧郁症患者一样,把月 亮当成新外套或者观看扇子在空中的动作。”伯顿作了大致的分类,区分出脑为主 的“脑性忧郁”、“全身性忧郁”,以及因“肠、肝、脾或薄膜”而导致的忧郁, 他称之为“肠气忧郁”。他依此分类和再细分,建立了愁苦的地图。 伯顿把忧郁与单一的“沮丧、伤心、烦闷、愚钝、坏脾气、孤僻、敏感和不高 兴”区别开。他说,这些特质人人都有,不能依此就推断为病症。“男人是由女人 所生,”他引用《公祷书》的话说:“缺乏毅力,时时遭受烦恼所苦。”这不代表 我们所有人都有忧郁症。实际上,伯顿说:“我们的人生中充满苦难。平凡人要追 求一辈子的永恒欢乐,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这十分愚蠢,不明了这点、不学习忍 受的人,无法存活在世间。因此,如果不容忍这个现实,就不可能避开这些事情, 但是,要培养宽宏的气量,别让自己陷落进去,接受痛苦,持久忍耐。” 除非你能承受不幸,否则无法活在人间,每个人都会遭受苦难,但苦难常会愈 滚愈大。“虽然小小的咳嗽是可以忍受的,持续不断却可能是肺结核,忧郁症的发 作也是一样。”伯顿也确立了新的理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忍受创伤的能力,创 伤的程度和忍受力的程度二者的较量决定了病症的程度。“有些人只觉得是跳蚤咬 一口的小问题,对其他人却是无法忍受的事;一个人可以自行调适,冷静面对,轻 松度过难关,短暂的痛苦一下就过去了,但若不断受到欺凌、伤害、烦恼、侮辱、 失败、背叛、中伤等等,到了令人爆发的程度,他的脸色就变了、理智就消失了、 不能入睡、精神萎靡、心情沉重……忧郁把他压垮了。就像因欠债而进监牢的人, 一旦他被关起来,所有的债主都会找他麻烦,这可能会使他关得更久;如果一个受 苦的人遭到不幸,一时之间,所有烦恼都会找上他,然后他就像只跛脚的狗或断翅 的天鹅般垂头丧气,最后他就得了忧郁症。”伯顿也简单说明了焦虑的经验,精准 地将其放在他忧郁的叙述中:“在白天,他们依然会被某些可怖的东西所惊吓,为 猜疑、恐惧、悲伤、不满、担忧、羞愧、悲痛等等这么多管不住的野马所苦恼,他 一分一秒都静不下来。” 伯顿用多种词句叙述忧郁:“猜疑”、“嫉妒”、“怨恨”、“贪婪”、“满 怀怨言”、“欲望无法满足”和“想要复仇”。这同样也是他写的:“其实忧郁的 人大多很机灵,而且‘他们的忧郁倾向’使他们得到多次神圣的狂喜,那是一种宗 教狂热……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哲学家、诗人、先知等。”他以谨慎的手法处理忧郁 症中与宗教有关的部分,以回避当时的言论管制——但他仍然主张过度的宗教狂热 可能是忧郁症的表现,或形成心神错乱的绝望,他断言,那些因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上帝的要求而感到难过的人,可能是陷入了忧郁症的妄想。他还说——终于有人这 么说了——忧郁其实不仅属于灵魂,也是身体的病症,不过当时如杜劳伦斯等人, 会避免提及失去理智(这会使他的病人变成非人,也就是动物),称这种病症是 “失去想像力”,而不说是失去理智。 伯顿接着开始为忧郁症疗法归类。有些是邪道的疗法“来自于魔鬼、法师、女 巫,施以符咒、迷惑、魔法、幻象等”,而正统的疗法“直接来自于天上的木星准 则,属于大自然,这些疗法是医生、病人、药师们所关心和愿意采用的”。虽然伯 顿在书中零零散散地提到数十种疗法,他最后说“最重要的”疗法在于努力去找到 “心中的欲望和迷乱”。他还提议要对朋友“开诚布公”,追求“喜悦、音乐和快 乐的伙伴”。他提出自己的独门药方:金盏花、蒲公英、白杨木、柳木、樫柳、玫 瑰、紫罗兰、甜苹果、葡萄酒、烟草、罂粟浆、甘菊、“在星期五木星的时辰采的” 贯叶连翘,并戴上用驴子右蹄制成的指环。 伯顿也处理了自杀这道难题。虽然忧郁在十六世纪末成为时尚风潮,但自杀仍 被教会法律禁止,经济制裁更使其成为禁忌。在当时的英国若有人自杀,家人得缴 出自杀者所有的财产,包括犁、耙子、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位磨坊主给了自 己致命的一刀,临死前懊悔地说:“国王会没收我的财产,我的妻儿将一贫如洗。” 面对当时的言论禁忌,伯顿也十分谨慎地讨论自杀的宗教意义,但也承认极度的焦 虑是如何难以忍受,他发出疑问:“就忧郁来看,一个人对自己施暴是否合法?” 他后来写道:“他们过着肮脏、丑恶又愁苦的日子,悲惨的人生里,他们找不到一 点喘息的空间和解脱之道,于是想用死来了结一切……当自己的刽子手,为自己行 刑。”这种言论十分惊人,因为在伯顿之前,忧郁和“自戕”这种忤逆上帝的重罪 是完全分开的。事实上,“自杀”这个字似乎是在伯顿的历史巨著出版后不久才开 始出现的。书中提及几个因为政治或道德的理由而自杀的故事,都是因令人烦恼的 问题而作此抉择,并不是因为病痛。接下来谈到非理性的自杀者,把两件事合并在 一起,以往受人厌恶的自杀行为,从此就成了独立的讨论主题。 伯顿谈到一连串有趣的忧郁症妄想——有位男子认为自己是贝壳,还有人认为 “他们是玻璃,所以没人理会;有人自认是软木塞、轻如羽毛或重如铅锤;有人担 心自己的头会掉下来,肚子里有青蛙等;有人不敢过桥,不敢接近池塘、石头、陡 峭的山峰,不敢躺在有横梁的卧室,因为怕自己会想上吊、溺死或跳下去”。这些 妄想都是当时忧郁症的特征,这类记录充斥在医学或一般文学作品中。荷兰作家巴 流斯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认为自己是玻璃,是用稻草扎的,随时会着火。塞万 提斯写过一本小说,叫《玻璃硕士》,谈到一个自认是玻璃做的人。由于这类错觉 实在太多,当时有些医生干脆称其为“玻璃妄想症”。那个时代前后,在所有西方 国家中都可看到此种现象。那时有许多荷兰人认为自己的臀部是玻璃做的,担心坐 下会破掉而苦恼万分:有人坚持要用稻草把自己包起来放进箱子里才可以出门旅行。 卡萨诺瓦写了篇关于一位面包师的长篇传记,面包师认为自己是奶油做的,害怕自 己会溶化掉,坚持不穿衣服,只用树叶包着,以保持低温。 这些妄想造成了的一整套忧郁行为——使人们畏惧正常的生活,活在持续不断 的恐惧之中,抗拒人群。受此苦的人常有一致的症状——莫名的悲伤、总是感到疲 累、没胃口等等——与现代的忧郁症相同。这些存在于早期的妄想倾向(教宗比约 二世称法王查理斯六世为“愚人”,他早在十四世纪时就自认是玻璃做的,并在衣 服中缝进铁骨,好保护自己跌倒时不会摔破。追溯到更早,古代的鲁福斯就记录了 这类妄想——译者注),于十七世纪达到高峰,现在已很少听闻。最近有报道提到, 一个荷兰妇女认为自己的手是玻璃做的,她唯恐手臂破裂而不愿穿衣。情感性精神 分裂症的病人常有幻听或幻视;强迫症的人会过度恐惧,如害怕不干净的东西。不 过,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忧郁症愈来愈不会造成这种妄想。十七世纪的妄想者, 都是在表现他们的偏执和被害妄想,以及一般生活会带给他们已超出能力控制范围 的恐惧感,而这种情绪也正是现代忧郁症的特性。 我记得我自己在忧郁时无法处理平常的事务。“我没办法坐下来看电影,”有 一次朋友邀我去看电影时,我这么回答:“我没法出门。”我说改天再去。我没办 法解释这种感觉,并不是害怕自己在电影院里溶化掉,或是在寒冷的户外冻成石头, 基本上,我知道自己害怕出门很没道理,但我确定,我没法出门就像我没法一跃跳 上高楼一样。或许我该(也真的这么想)归咎于血清素。对于十七世纪的忧郁妄想 为何会有如此具体的形式,我认为没有可信的解释,不过,可能是因为忧郁的科学 说法和疗法开始出现,人们就创造出解释的武器来对抗恐惧。只有在进步的社会里, 才不会有人因为自认为有玻璃骨骼而害怕被人触摸,害怕站或坐;只有在错综复杂 的环境里,人们即使会无由地害怕热气,但不至于害怕自己会融化掉。这些令现代 医师感到难以理解的妄想,只要找到它们的前后脉络,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笛卡尔是十七世纪医学的伟大改革者,至少从哲学观点来看是如此。虽然他提 出的意识的忧郁模型仍依附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身心分离论,但还是一脉独特的医 学分支,尤其是心理疾病的疗法。笛卡尔十分强调精神对身体的影响,反之亦然, 他在《灵魂的热情》谈到精神状态会立即影响身体,但他的后继者的研究倾向于身 心完全分离的假设。事实上,笛卡尔主义生物学开始主导人们思想,而这种生物学 大部分是不正确的。笛卡尔的理论导致忧郁症患者命运的大倒退。无止境地在什么 是身体和什么是精神上钻牛角尖——忧郁症是“化学失衡”抑或是“人性的弱点” ——是笛卡尔留给我们的遗产。直到最近,我们才解开这个困惑。不过,为什么笛 卡尔的生物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如一位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所说:“就我的 经验来看,没有身体,没有精神,就没有问题。” 威利斯的研究专注于证明精神易受身体影响,他于十七世纪中发表了《关于野 兽灵魂的两篇论述》,这是第一份条理分明的忧郁化学理论,并不承衍古老的黑胆 汁、脾或肝的体液论。威利斯相信血液中有“不燃之火”,由“含硫磺的食物”和 “含硝酸的空气”滋长,大脑和精神汇聚了“不燃之火”,形成精气来引导感官和 行动。对威利斯来说,灵魂是生理现象,是视觉可见的身体里的“阴暗沼泽”,依 赖血气而生。威利斯认为在不同环境下,血会变得较咸,抑制了体内之火,使大脑 变得晦暗不明,使忧郁的黑暗升起。威利斯相信,血的盐度受种种外在环境影响, 包括天气、用脑过度和缺乏运动。受忧郁缠绕的大脑看到了黑暗,二者结合成为人 的个性。“因此,当生命之火变得微弱时,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使它摇晃、颤 抖,无怪乎,忧郁的人就像有颗陷落而荒废的心,总是感到悲伤和恐惧。”这样的 问题若持续下去,会造成大脑结构的变化。忧郁的血会“在附近的组织挖出多孔组 织”,“变酸的精气”和“忧郁的秽物”改变了“大脑本身的构造”。于是精气 “不再依原来管道流动,而是异常地占据大片大片的新空间”。虽然这种理论的来 源不明,但是已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持续的忧郁的确会改变大脑构造,挖出“不 寻常的空间”。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科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随着新人体理论的建立,忧 郁症的地位也有显著改变,出现一连串有关精神生物学及机能障碍的理论。罗宾森 于1729年提出一套身体的纤维模型,指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罗宾森并 不太信任我们现在所说的谈话治疗,“若你想劝一个人走出极度强烈的狂热,”他 写道:“就等于是试图利用声音的意象来改变他的行动能力,没人有这么好的口才。” 从此医学界倾向于认定忧郁症患者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并以此作为医治的根据。 1742年,波尔哈夫延续这种想法,提出所谓的医学机器模型,以水力学的理论 来解释所有身体的功能,他把身体看成“活的、有生命的机器”。波尔哈夫认为大 脑是一种腺体,神经液从这个腺体出发,借血液流遍全身。血液是多种物质的混合 体,若是失衡,他认为就会发生问题。忧郁症是因为血液中的浓稠油性物质堆积, 神经液供应不足而引起。在此情形下,血液会流不到该流通的地方。波尔哈夫说, 这通常是因为人在繁重思考时耗掉过多神经液;解决之道是少思考、多运动,让血 液成分平衡一点。波尔哈夫和威利斯一样,洞悉某种道理: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 应量减少,可能会造成忧郁或妄想;而老人忧郁症的发作,通常是血液无法正常流 到大脑,特定部分变厚(好像凝结一样),无法吸收血液的养分。 这种理论完全摒除了人类的人性。波尔哈夫的大力拥护者之一,拉·梅特里于 1747年发表的《人是机器》震惊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被法国宗教法庭驱逐至来登 (后又被赶出来登,四十二岁时死于偏远的柏林)。他认为人不过就是会产生机械 动作的化学物质体——我们承袭了这样纯粹的科学理论。拉·梅特里坚称活的物体 天生就是烦躁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来自于烦躁。“烦躁是我们所有感觉、所有愉悦、 所有激情和所有思考的来源。”这种看法源于一个人类天性的概念,这所有一切, 都是有秩序的;忧郁症这样的失常,就如同这部精致的机器出了故障,无法正常运 作,而不是它原本功能之一。人类到这里只差一小步就可以把忧郁症理解为一般精 神障碍的一个侧面,霍夫曼是第一个清楚且有力地提出遗传理论的人。“疯狂是会 遗传的疾病,”他写道:“而且会持续一生;它有时候停下来,这时候,病人各方 面看来都没问题;每隔一阵子就会复发。”霍夫曼提出十分传统的忧郁症疗法,并 以充满怜爱的口吻说:“对于少女因爱而产生的疯狂,最有效的药是结婚。” 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在十八世纪快速发展。但在理性的时代,失去理性的 人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状况,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忧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 了一大步。斯宾诺沙在十七世纪末时说的一段话,可视为理性大获全胜的预兆: “我们愈能掌控情绪,理智就相对愈活跃,我们也就更能了解情绪,”而且“每个 人都有能力清楚、明确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绪,也有能力更客观地看待它们。” 所以有关忧郁症患者的印象不再是恶魔,而是放纵,是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除了 宗教法庭治理时期,十八世纪是历史上精神障碍最肆虐的年代。虽然波尔哈夫和拉 ·梅特里已将其理论化,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一旦被清楚归类,他们一半被视为实验 品,一半是像丛林外的野兽,需要接受驯服。着迷于礼仪和习俗,敌视不遵从的人, 看到从殖民地带回来的异族人就感到兴奋,十八世纪对违抗习俗的古怪失常者强施 以酷刑,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这些人与社会隔绝,集中于光怪陆离的 英国贝德兰疯人院,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 会发疯。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 的精神障碍者——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理智”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 共存的涵义,基本上,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理智”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把极 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精神的极端状态不 算正常逻辑的边缘,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在十八世纪,精神障碍者全无 权力和地位。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连布莱克(英国诗人) 都要叹道:“鬼魂属于非法。” 在各种精神障碍中,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 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肮脏、卑下、折磨和悲惨,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 摄政时代的命运。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 到压制的,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因为精神障碍者和 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 以治愈,而且“要治疗失常者,‘手法’和医术一样重要。”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 症的人,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 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还用到像怪诞画 作里的怪异机器,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 较轻微的忧郁症者,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鲍斯韦尔(十八 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在 他之后,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 苦的感受。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在这封信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 命运。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最苦恼的地步。我沮丧透了。我的心中塞满了最 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你相信吗?我疯狂地满街走,号啕大哭,泪流 满面,从我内心发出呻吟。哦!老天爷!我怎么受得了!哦!我的朋友,为什么我 会这么悲惨。我该怎么办?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都那么枯 燥乏味。”当年的不久,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 我觉得自己老了,悲惨又凄凉。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愁苦。”鲍斯韦尔开始每 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虽然写得很简略,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 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 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你回到家祈祷……”几天后:“昨天你在晚餐后心 情很差,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你感到疑惑、不确定,瘫软下来,说想要上床, 勉强读着希腊文学……” 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 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 的生活,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 症,事实上,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约翰逊说伯顿写的《忧郁的 剖析》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约翰逊总是很 注意道德,害怕浪费时间,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 “我总是希望能抗拒‘黑狗’,”约翰逊写道:“在驱赶它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 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从 早到晚,它都在吠叫着。”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的诗 句对约翰逊说:“忧郁,和‘大智慧’一样,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但依我来看, 二者大大不同。” 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 堂兄:“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接下来的 一年,他发生严重的崩溃,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 的诗给朋友,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我,遭天谴,封于血肉之坟/葬于土地 之上。”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事实上, 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1780 年,他在写给约翰·纽曼的信上说:“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而非我 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 议的心。”杨格(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藏于内心的 陌生人”,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不过/更为悲 惨的是,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斯摩莱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写道:“过 去十四年来,我内心中有座医院,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女人的命运更加悲 惨。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更别说是被它吞 噬了。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告诉我, 烦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依然怕死。”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 级患病率特别高。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解决之 道是除去傲气。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并发现“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 不奢华,就我所知,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布朗(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 兼作家)也说:“我们颓废、胆怯的生活,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使我们的意志 越来越消沉,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令人难堪。”柏克(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 及哲学家)说:“忧郁、丧志、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 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伏尔泰小说中的人 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依然持续奋斗,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 公说:“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屁股肉被削下来、挑 战保加利亚军队、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被刀砍、在大船中当划桨工 ——就我们的经验来说,每件事都很痛苦——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问题 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不 过相反的看法(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工作会使其降低)依然很流行。华尔 波尔(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开给朋友一个药方:“处方——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 天。”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 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崇高而又令人悲痛。忧郁又一次被放纵,比费西诺的时 代更受人景仰。格雷(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捕捉到时代的气氛,这个时代再度 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他的“乡村墓地挽歌”成为经由悲 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人们可借此学到“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 在伊顿学校(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译者注)的操场上,他看到: 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 慰藉他人之苦, 以忘却自身之苦。 不要再有愁苦了; 无知才是真幸福, 聪明人其实愚蠢。 柯勒律治(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苦闷的喜悦” 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 嚣,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而“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 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在此气氛之下,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 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当时 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于是有一个 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他们常 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与此同时,他们还 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社会制度依然僵硬,道德标准很高, 孤立感尤其强烈。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处方”,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 可以甩开忧郁。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也叫人发疯,因为这种唯一的 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 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 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马瑟(当时的清教徒领袖)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 问题的人。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如 同被撒旦附身”的忧郁而改变态度。接下来的几年,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 忧郁症的问题,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将神圣、生物、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 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马瑟在1724年出版了《贝西斯达的天使》,是美国第一本关于 忧郁症的书。他在疗法上着墨较多,很少提到恐怖的病因。“作为可怜的忧郁症患 者的朋友,你不能太快就对恼人的事感到厌烦,要耐心对待。对他们的烦恼和愚蠢 一定要耐心忍受。我们是坚强的人,必须克服脆弱的缺点:以毅力、忍让、宽宏的 心同情他们,像对小孩一样迁就他们,用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对待他们。他们说的 话令人生气,就像在刺痛你一样,我们不可以以牙还牙:这时候不是他们在说话, 而是他们的病在说话!他们的个性还是和以前一样。”马瑟提出的奇特疗法混合了 驱魔和生物学的方法:以开紫花的紫蘩蒌熬成药汁,贯叶连翘的顶部,以及治疗疯 狂的药物,和相当令人怀疑的方法——“使用活燕子,切成两段”;“剃光头发, 用蒸汽薰”和“四盎司褐色的糖浆,混以合适的溶剂,一天分两次服一汤匙”。 罗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将强烈的情绪视为一种“增强或削弱生命与自然 作用”的能力。他断言,当“激烈情绪超出常态与限度时,就成了放纵,必须避免 ;不单是因为它会扰乱心灵的平静,还会伤害体质”。他以清教徒的传统,建议清 心寡欲——减少强烈的情绪和性爱——是避免走极端的最佳良方。这种基督教的观 念在别的地方都已渐渐消失,在美国却是十分普遍。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美国狂 热的宗教复兴几乎造成人们的心理疾病。美国是发生“狂热厌食症”最多的地方, 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赐予的粮食(通常还有睡眠)而绝食,把自己饿到 生病甚至死亡:他们被当时的人称为“饥饿的完美主义者”。 如果理性时代是对忧郁症特别恶劣的时代,那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浪漫时代到维 多利亚思想全盛时期,则是对忧郁症格外优遇的时代。这时候,忧郁不但被视为具 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上帝的本 质是明显的,但却无法显现具体精确的外貌;而工业的兴起也首次孵育出现代主义 的异化,把人和人所生产的物区分开来。康德认为崇高总是“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 郁”。在这个时代,绝对实证主义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在过去,很久远的 过去,人与大自然无疑曾经十分亲近,后来人类失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就失去 了无法挽回的喜悦。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隐讳对过去时光的悼念——不只是年老,不 只是力衰,还包括人无法使时光停止流逝。这是个歌德写出《浮士德》的时代,他 曾说过对刹那的看法:“你真美好!停下来吧!”人类愿意为此出卖灵魂、万劫不 复。童年重现了天真与欢乐,童年流逝后,便步入阴暗、痛苦、堕落的成人世界。 就像华兹华斯(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说的:“我们诗人以开朗的年轻时代为始/ 但以消沉和疯狂为终。” 济慈写道:“我相当渴望安逸的死亡”。——因为生命的实践是极大的痛苦, 令人无法忍受。他以不可承受生命无常的悲伤语气写了经典的《忧郁咏》和《希腊 古瓮咏》,这样的悲伤使最值得珍视之物成为最令人哀伤的东西,所以欢乐与哀愁 终究没有差别。关于忧郁本身,他说: 她看重美貌——那必将逝去的美貌: 还有欢乐,曾在他唇上找到的欢乐, 尝试分离,快乐却又痛苦不安, 投向那蜜蜂啜饮着的毒药: 唉,在快乐的殿堂里, 披上面纱的“愁”有她至尊的圣地。 所以雪莱也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光阴的流逝、悲伤结束之后是另一次更大的悲 伤: 今日绽放的花朵 明天就谢了; 我们不愿放过的东西, 来了又走。 …… 当时光缓缓流过, 你看到美好——在睡梦中 醒来时只剩泪水。 意大利的利奥帕底也有同样的情绪,他写道:“命运留给我们的/除了死亡外 别无他物。”这与在乡间墓园思索着美丽沉郁的格雷所说的不同,而是最早的虚无 主义,这种万物皆空的想法,比较像圣经中的《传道书》——“空的虚空;凡事皆 虚空”,而不像《失乐园》。在德国,这种感觉有一个忧郁以外的名字:“悲观主 义”或是厌世。于是这种感觉变成了一个透视镜,透过它看到其他感受。歌德,最 伟大的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学家更多地描绘了这种忧郁本身狂暴、悲剧的 特质。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他叙述了永恒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时间,我 渴求快乐的无知,希望脱离这陌生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 粮和喜悦,借此填饱和满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奥妙的知识。如今我回到那广大 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带着失望和破灭的理想而归……人都会在最需要力量 的时候感到无力吗?当人喜悦地高高飞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沦,他都会停下来吗? 他都会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状态吗?或者,他会渴望迷失在无止境的充实里 吗?”在这里,忧郁就是真理。波特莱尔提出了“怨念”的说法,这个词是随着法 国浪漫主义而产生的情绪。他笔下悲伤不幸的惨淡世界,所企图达到超越忧郁的境 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盖 令人痛苦渴求光明 辽阔的地平线隐而未现 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还阴郁 …… 没有鼓和其他乐器的灵车 列队缓缓走过我的灵魂:沉郁,悲伤, 哀悼希望与惆怅,凶残、无所不能, 把黑色的旗帜插在我低垂的头颅里。 除了诗这条线之外,另一条线是哲学,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的 乐观和笛卡尔思想中与忧郁有关的冷静,还有《哈姆雷特》剧中角色的无力与无助 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期时送给我们一句话:“历史 不是滋养快乐的沃土,快乐在历史上是一片空白。历史上有几段满足的时期,但是 满足并不等于快乐。”这种否认文明是朝着追求快乐的方向发展的看法,开启了现 代犬儒主义的先河。我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消极的异端邪说——真 相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受苦,痛苦将一直持续下去,而能够了解苦难,在苦难之下 好好过活的人,就是看透历史之过去与未来的人。但是,阴沉的黑格尔却又在其他 著作中说,向苦难投降就是认输。 在所有哲学家中,克尔凯郭尔是忧郁的模范生。他不受黑格尔致力于抗拒苦难 的影响,克尔凯郭尔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后得到不合逻辑的结论,但他绝不妥协。 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为他相信痛苦是诚实且客观的东西。“我的悲 伤是我的城堡,”他写道:“在我最忧郁的时候,我爱生命,因为我爱忧郁。”看 起来,克尔凯郭尔似乎认为快乐会令他衰弱。由于他无法爱身边的人,所以转而投 向信仰,把信仰当成对某些事物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事物和超越苦难一样遥远。 “我站在这里,”他写道:“像个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满,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遥 的靶子。弓箭手说,我办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两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办法 射中!”虽然以前的哲学家和诗人就已经谈过忧郁的人,但克尔凯郭尔却把所有人 类都看成是忧郁的。他写道:“罕见的不是陷入绝望的人,绝对不是他们,那些真 正罕见的、极少见的,是从未陷入绝望的人。” 叔本华是比克尔凯郭尔更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根本不认为痛苦是崇高的 事,此外,他也是讽刺作家和诗人,认为生活和历史的延续比悲剧还荒谬。“生活 是赔本生意,”他写道:“我们就只是看看它,在这个世界,永远吃不饱的人靠吞 食他人维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虑与欲望的手上,还时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 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对叔本华来说,活着只是因为人的动物本能需要,动物 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绝对的,是所有假设的假设”。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 天才是忧郁者的看法,他回应说,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察觉到“自身悲惨的状态”。 叔本华和斯威夫特与伏尔泰一样,相信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会产生快乐,而是 因为工作可转移人对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个华美又舒适的天堂,” 他写道:“人类就会无聊至死或自杀。”即使是可以让人脱离痛苦的身体愉悦,也 不过是自然赋予的必要休闲娱乐,好让种族可延续。“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 类不就要灭亡了吗?” 尼采是真正企图把这些观点带回到疾病与洞察力之特定问题的人。“我曾问自 己,是否以前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终极价值都不能与虚弱者、精神障碍者和神经衰 弱者的价值相比拟:这几种人,程度若是轻微,表现都差不多。古代的医生,甚至 是现在某些医生认为健康与患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两种存在的形式差 别只在程度:正常状况的过度、失衡和不协调而导致异常状态。”到了十九世纪, 有精神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又变回了人。过去数百年,他们被当成动物看待,这 时候变成中产阶级特质的仿造者,不论他们愿不愿意如此。皮内尔是最早的精神障 碍医疗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论文,提出“疯狂的精神疗法”的观念,指出 “大脑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仍然是未知的领域”,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进步的方法。 皮内尔设立了符合高标准的医院。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员工“试着让所有事都在他 的保护之下,日日警惕,作一个慈爱的监护人,他绝不忘记从事真正慈善事业的原 则。他会仔细注意全医院的饮食,让最挑剔的人也没有抱怨或不满的机会。他以严 格的纪律管理内部人员,并对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医疗者施以严厉的处 罚,那只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任何粗暴行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纪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让精神障碍者住院接受照顾的疗养院。开设这种疗 养院的图克说:“照顾忧郁症患者时,和他们谈伤心之事是极不明智的行为。该采 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种诱导精神的手段要从病人喜欢的事情下手,不能让他陷入 不愉快的思绪,”根据另一家疗养院的院长的说法,这些疗程(相对于上个世纪惩 罚性的捆绑和奇怪的“驯服”技术)的效果——“忧郁症患者,不再因渴求寻常的 关怀而使病情加剧,不再有之前夸张的性格。”疗养院如雨后春笋般一家家成立。 在1807年的英国总人口中,每一万人就有2.24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严重忧郁症也 被归为这一类);在1844年,人数为12.66 人,到1890年,人数到了29.63 人。维 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精神障碍者人数为十九世纪初的十三倍,这现象一小部分可归因 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实上,在英国国会施行“精神障碍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 至1862年),被断定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们不再 害怕承认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标准更加严格,另一部分是维多利亚 时代工业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还没严重到要进疯人院的忧郁症患者,以前是安 静地躲在厨房里,如今得离开狄更斯笔下快乐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 使他不会干扰社会的安宁。疗养院提供治疗的社群,但也切断了可供他享有天伦之 爱的人群。疗养院的成长也与“治愈率”的提高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某些人真的 可借着呆在疗养院而得到改善,那么,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伤的人送到他 该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种义务。 疗养院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制订。这个问题早在1807年就成为英国国会特 别审查委员会的辩论题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碍者法案”,要求每个郡都要设置 收容严重精神障碍者的疗养院,其中包括严重的忧郁症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碍 者相关修正案”开启了自愿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有精神病症状的人经过医师 证明后,可以自行入院。这项条款显示了疗养院的长足进步——十八世纪时,要到 极为疯狂的地步才能进医院。这个时期,有公家经营的郡立疗养院,有私人经营的 营利疗养院,还有收容严重病患的注册医院(如1850年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贝德 兰疯人院),经费来自公款与私人捐助。 十九世纪是个归类的时代。大家都在争辩疾病的特性与范围,每个人都在为以 往只被视为忧郁症的病症重新归类,再细分子类。伟大的分类与治疗理论家一个接 一个快速出现,每个人都把前辈的理论再做细微的修正,以大跃进的速度改进疗法。 贝道斯早在十九世纪的第一年就质疑:“到底该把发疯归为一类,还是细分到每个 病例都自成一类。” 美国的拉许相信发疯是长期持续的兴奋状态。这种状况是外在影响所引起。 “某些职业比其他人更容易疯狂,诗人、画家、雕刻家和艺术家大多有此倾向。他 们要运用想象和热情来创作,易引起疯狂。”拉许的病人中,最严重的是妄想型忧 郁症。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长,他认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还有一个人相 信自己是植物,必须常常要浇水到身上,有个朋友带点恶作剧地在他头上小便,如 此激怒他以产生治疗效果。虽然拉许不像别的医生一样,对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内 尔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对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声。“无论病 人对自己病况的了解有多么离谱,那还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疗者应该仔细聆听他 对自己症状与病因的无聊沉闷的陈述。” 在德国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归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认为“精神 障碍即为脑疾病”。虽然他无法验明这些脑疾病的病源,但仍坚称一定有原因,而 且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才能治疗、预防或是补救。他相信一种心理疾病会转变 成另外一种病——我们可称之为双诊断,为“单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认为所 有精神障碍都只有一种来由,只要大脑一不稳定,什么问题都可能因之而生。这种 原则促使我们接受了躁郁症,了解摇摆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的病患只是一种病,而 非两种重病轮流发生。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大脑解剖开始变得较为常见,尤其是自 杀者的解剖特别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 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恶化。大多数疗养院依据他的研究,开始为病人分类,把 还有机会复原并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与较严重的病人区分开来,虽然真正的精神障碍 者过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忧郁者的治疗态 度又像是对待一般人,以防他们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这条路线 的研究开始攻城掠地,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改变,某种程度上 与大脑医疗模型的改变有关。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