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 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 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 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 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 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 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 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惟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 及到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 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 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 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 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 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 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 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 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 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 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 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 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 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风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 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 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所能够做到 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 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一九四五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 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 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 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 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 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 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 我虽满口答应不会说,可是一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笠一个 钉子。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便恶狠狠地朝我说:“以后你别管这些事。我也不要听 这些。”这件事明明是在戴、唐之间进行挑拨,我当时还很得意,因为从戴笠当天 对我别的事都表现出很高兴,我便认为他是喜欢听这些话的。 这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所干出的丑恶勾当,反映出反动派之间勾心斗角、尔虞 我诈、两面三刀等等丑恶行径,在这里写将出来,或可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当然,我不是说我写东西就没有顾虑了。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我亲自看到林彪在 重庆与戴笠往来时,彼此十分亲热,互称“学长”等等。但我在写戴笠时,曾提到 不少人,却不敢写林彪的名写。直到林彪死去、罪行被揭露之后,我才把这一情况 作了交代。又如江青、张春桥当年在上海与军统特务的往来,我虽知道一点点,也 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才敢写。 有人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存心保留什么。 如果有想不起来的事,将来我女儿美娟给我整理我的资料时,会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集子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