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挫折
对于梁氏夫妇在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全面叙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零碎、片
断和未经鉴定的消息传到西方。下面就是这样收集来的一些情况。
在北京易手之前,人民解放军就已渗入了清华园地区。一位军官给思成一份地
图并请梁教授标出当必须使用大炮的时候要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思成非常
感动,记起了他在重庆曾交给周恩来几份他认为在战时应予保护的类似清单。
城市易手以后,新政府对它进行了大扫除。在1949~1950年间那些污染北京大
街小巷的成堆的废弃物以及成吨的垃圾和腐臭的残渣都被用车拉走了。若干里的下
水道得到清理,淤塞着污泥、废弃物和疯长的杂草的湖泊疏浚出来,湖水得到了净
化。
政府其他的两个行动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它和普通人民的蜜月时期。整个战争年
代使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时代结束
了,民族的自豪感代替了公民们的屈辱。
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
首都的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
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注1.)。关于工业,彭真市
长在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
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消息使思成非常丧气。他有一切理由爱北京的老城。这不仅
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个事业进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丽。保留紫禁城是不够
的。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一定不能毁坏。
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
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
陈占祥的帮助下,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他把它印出来并自费发行。他还
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间大批涌人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
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自
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尽管不赞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议,
党中央在其规划中还是寻求他的帮助。梁氏夫妇都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
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
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
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
广场中心。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塔?一个亭子?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
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
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
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死去的英雄
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得梁氏夫妇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
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
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
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
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
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
“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
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
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
链’,而应梭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
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
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
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
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
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
下注意美观”。思成被责成设计出一种符合这个方针的全国性建筑式样(注2.)。
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实际经验的建
筑师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尽管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还不属于这个范围。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尽管他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方面的
公认专家,但这个时期的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
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
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
现在是20世纪,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它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
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
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
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
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要创造一
个巨大的现代半高层建筑的全国规范风格,使用钢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
就惊异于现代建筑的钢筋骨架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柱梁支撑的相似性,二者的设
计目的都是支持屋顶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墙,以便容许开窗户的充分自由。
他对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议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对他的批评是他搞
“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忽视了“经济和实用”。琉璃瓦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资
金,画梁也是一样。古代的风格被死搬到现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号召对思成进
行批判:“反形式主义、反复古主义和反浪费”。他成了所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
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对象,大家都被要求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公开为他辩
护。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
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
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1945年埃娄塞尔
博士曾对我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对她来说已
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过早结束已经临近。4月月日她
去世了,终年51岁。
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来说,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亲
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她,他怎么活下去
呢?
同一年,他从医院搬到颐和园去进行三个月的疗养。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
运动中他批判了对他影响很深的他父亲的保守的改良主义。他承认他一度有过一种
封建观念,“暗下决心要让我著名的父亲为我骄做。”以后几年他学习了马列主义,
并在1959年1月最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把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有利的。早
在1953年他就和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联去过。1956年他参加了在波兰
和东德举行的国际建筑会议。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参加了
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1963年他在一次延长的出国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
巴西,在那里他高兴地和建筑学家奥斯卡·尼迈亚再次会面。他最后一次出国是
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国际建筑会议。
除了不时受到这些出国日程和许多中国国内的委员会、学会和专业会议的打断,
更不用说他有时生病,思成继续作为建筑系主任在清华教书。一直到1953年,他教
中国建筑史课都是没有教科书的,但那一年清华用胶印复制了他和徽因在李庄研究
出的手写稿。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它被认为不适于正式印刷发行,只能
在内部传阅,也没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华从思成在重庆拍的缩微胶
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它们也没有署名,只限学生内部使用。
有些图片传到了欧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国建筑的作者把它们发表了,也没有署思
成或研究所的名字。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剽窃行为。
那一时期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
他的系办公室,没打开的信件和杂志积成了堆。他需要帮助。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后来和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离婚而
结束,留下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归她抚养。她的母亲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担
起了看孩子的责任,而她就继续在建筑系供职。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他的文牍工
作时她欣然接受,并安排为此隔一天来他家。她自己是这么叙述的:
“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
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
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
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
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
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
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差
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
下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
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说与此不同——译者注。
注2.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说与此不同。——译者注
亦凡书库扫校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