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北京人》 创作总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但是,它又不是简单地按照现实那个样子去写。 创作也是复杂的,这其中有着许多似乎说不清楚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你写作的时候, 真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那些生活的印象,人物、场 景、细节等等都汇入你的脑海之中,在化合,在融铸,在变化,是在创造新的形象、 新的场景、新的意境。 我写《北京人》时,记忆不仅把我带到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带回到我的孩提时 代。那是非常奇怪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些童年的记忆就闯入我的构思之中。譬如 第三幕,愫方和瑞贞谈着知心话,在瑞贞说话的时候由远远城墙上断续传来未归营 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到闭幕。我为什么这么写, 这个印象是有生活根据的。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到宣化任镇守使。我一个人非 常寂寞,就常常走到城墙上坐着,经常听到那种单调的却又是非常凄凉的号声。偌 大的宣化城,我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没有了亲生的母亲,心情是十分悲凉的。听 到那号声似乎是在呜咽,在哭泣。号声引起的是伤痛,是心灵的寂寞和孤浊。我写 这一幕时,这种生活的印象和感受便进入形象思维之中,化入这场戏的意境和氛围 之中。它当然和我童年的生活有联系,但又不是我那时生活印象和感受的简单重现。 人们总爱问我,你剧中的人物是写的某某人吧?碰到这种发问,我总是不以为 然。我常说,我十分熟悉我剧中的人物,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写的就是生活中熟悉的 某个人。《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就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曾皓毕竟不是我父 亲的再现。我对我的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我爱他,也恨他,又怜悯他。他是 很疼爱我的,他盼着我出国留学。那时,家境逐渐欠佳,他就对我说:“为了你留 学,我再出去奔一奔,赚点钱!”曾皓的台词也有类似的话,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借 来的。还有,曾皓发现文清还偷着抽大烟,于是便跪在文清面前,求他不要再抽了。 这个细节也取自我的父亲。 我父亲这个人总是望子成龙,他看我的大哥不争气,便恨他。我大哥也抽鸦片 烟。有一次,我父亲对我说,“你哥哥又抽大烟了,我就给他跪下,求他!” 像这些,我就说曾皓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是,我的家和曾家不大一样,我的父 亲也和曾皓不一样。曾家这个封建官宦的世家,曾经是炫耀几代、气象轩豁的望族, 而如今却是家道衰微,内里蛀空,徒有其表了。这个家庭,我是有生活依据的。我 认识这样一个家庭,它的老主人就颇有曾皓的遗老之风,原先在北平也是颇有名气 的官宦人家,现在败下来了,手中还有点钱,便还摆着阔绰的架势,每天去中山公 园吃茶聊天。他家少爷、姑娘不少,外表看上去,都是知书明礼的,一到夜晚,少 爷们就把家里的东西偷出去卖。曾家的住宅,小花厅的格局,诸如装饰摆设,都和 我认识的这一家有点关联,但是,又不全是这一家的。《北京人》中的北平的秋天 景象和生活习俗,我是根据剧情费了些思索的。像白鸽的哨响,还有奶妈送给文清 的鸽子,北京胡同里的水车的“孜妞妞”的声音,剃头师傅打着“唤头”的声响, 我有的用来作为渲染刻画典型环境,有的就融入人物的创造。至于思懿、愫方、文 彩、瑞贞这些妇女形象,我记得曾经同你谈过,我很熟悉她们。特别是像愫方这样 秉性高洁的女性,她们不仅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打内心里尊敬她们。 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同来 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说到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故事。 大概是一九五七年,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演《北京人》,周总理去看戏了。散场后, 他请剧团把第三场“天塌了”那场戏重演一遍。总理看完后就问导演说,台词中 “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是不是新给愫方加的?导演说,原来的 本子上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就是这样理解愫方这些妇女 的,我没有夸张。人都说愫方傻,她怎么能爱上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 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 只有“天塌了”她才能改变她的看法。她跟着瑞贞走了,毅然决然地走了,的 确是“天塌了”。她总是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的,离开这个家,也说明她对美好的前 途的憧憬和追求。思懿这个人是招人恨的;她的性格虽然奸险,她也有她的难处。 她为人惹人嫌恶,但这个“家”是她支撑着。 生活的感受终于化为舞台形象,或者写到剧本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 透视,经过蒸腾,或是说是发酵才能实现的。这里,既有思想的,也有感情的、心 理的因素。在《北京人》中,我不只一次提到耗子。我为什么会写耗子?曾皓老是 把儿孙比作耗子:“活着要儿子干甚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甚么哟!”我 在北方生活,也看到过耗子,印象不深。抗战期间到了四川江安,江安的耗子好大 哟,耗子成了灾。我准备写历史剧《三人行》,把搜集来的资料放到抽屉里,想不 到资料与一部分稿子被耗子啃啮成了碎片,那是费了不少心思得来的。有一次,耗 子竟然钻到我的棉袍子里,吓了我一跳。因之,我就对耗子格外憎恶。吴祖光同志 为此曾写过一篇《鼠祟》,他说的是实情。但是,一旦我把耗子写入《北京人》里, 就不是我那时对耗子的憎恶所能概括的了,可以说,是那时对耗子的认识,对耗子 的厌恶的一种延伸、升华。它含蓄着更多的东西,但又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你说耗 子是象征什么隐喻什么,说什么都可以,那就任凭群众去联想了,也任凭评论家去 分析了。我写的时候,倒没有想得那么多。 我总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在这个戏里,瑞贞觉悟了,愫方 也觉醒了,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 她们由袁任敢带到了天津,检查很严,又是在日本占领的地区。 这样写,不但要写到日本侵略军,当然把抗战也要连上了。这么一个写法,戏 就走了“神”,古老的感觉出不来,非抽掉不可。这个戏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 但不能那样写,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 这点,我和有些人的主张是不大一样的。现实主义当然要写时代,但不一定把 那个时代的事都写进去。写对时代的感觉,我很佩服我的师辈茅盾先生,时代感写 得很准确,政治是个什么情况,经济是个什么情况,都写进去了。 这个戏是在四川江安写的,写的是北平。要明写,袁任敢带瑞贞走,他是有路 子的,他自己可能就是共产党人,或者是靠近党的人士,他装傻就是了。 甚至连江泰也知道瑞贞是接近共产党或进步人士的。我不能这样写,我也不愿 意这样写,更不能把这些都写个透底。如果这样,我就觉得这样的戏失去了神韵。 说得明白些,戏就变了味,就丝毫没有个捉摸劲儿,也就没有“戏” 了。说到底,我的体会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路子,并不是说都按现实的样子 去画去抄。我还是那句话,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 《北京人》里的瑞贞去的是延安,我没有指明。但在我的剧本前面,我引了唐 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 那时,我已经见过周恩来同志了,他不单是作为一个长我一辈的南开学长,更是作 为一个革命家来关心一个年轻作者的。从政治上指点着前进的方向,生活上也给予 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国立剧专也有党的支部,当然是不公开的。我知道谁是共产党 员,我不说,我心中明白。我的学生方琯德、梅朵等都是党员,他们每天都到我家 里来。从他们身上我受到启示和鼓舞,他们同我讨论着我的作品,那么坦诚那么友 爱。我总是怀念江安那些十分清苦但却充满令人温暖的师生情谊的生活。我家的房 东,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是共产党人,都是我家里的常客。我就生活在这些共 产党人身边。 可以说,写《北京人》是党影响着我。 我曾说过,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河夫的影响。《日出》还不能说有契 诃夫的影响,《北京人》是否有点味道呢?不敢说。但我还是我。契诃夫那种寓深 邃于平淡之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使我叹服。像他的《三姊妹》,每次读了都使我感 动。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我看过演出,更迷恋着他的艺术。但是,只能说是受 点影响。我以为学某某艺术家,学是学不像的。契何夫的戏剧,中国是演不出来的, 就是演得出,也没有很多人看,学外国人的好的东西,是不知不党的,是经过消化 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人,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 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总之,是引出新的创造来。我说《北京人》受点影响,但我 还是那句老话,我写作时,也没想到我是在学习那位大师。 (田本相整理) 整理者附记: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二日,我曾访问曹禺,把他 的讲话整理出来,经曹禺同志亲自修改审订发表出来,这就是《我的生活和创作道 路》。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听到曹禺关于他的生平和创作的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 要编辑出版《曹禺论创作》,嘱我把曹禺谈《北京人》的部分先整理出来。此文仍 然经曹禺同志审订修改。 (原载《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11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