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文艺工作 很久就有和内蒙古文艺界同志们见面的愿望了,昨天阎部长让我来和大家谈谈, 这正是个好机会。但不知道该谈谈什么,我姑且把自己感到的问题和大家谈谈,请 同志们指教。学习写过一点东西的人就像走过了一小段路,我先谈谈我这一小段路 是怎样走的。今天谈过去,就像站在山顶上俯望爬上来的小径,有些清楚了,而当 时却迷迷茫茫仿佛在云雾里。 文艺工作者一辈子需要解决的事,就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有时候看见了自己的缺点,有时看见了自己的长处;有时候也遇到困难,感到苦恼。 “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我们自青年时代就看不起,所以还不是个问题。 谈起为政治服务,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二、如何为政 治服务?我们小时候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读线装书,受封建教育,启蒙 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叫我们尊敬统治者,让我们服从统治阶级。我 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特别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在那漆黑一团的环境中,有些不甘 于鬼混的人很苦恼,有的委委屈屈地过了一生,有的则振作起来,斗争过来了。除 了封建教育外,我们还受了当时以为是很进步的资产阶级教育,对“赛先生”(科 学)、“德先生”(民主)很崇拜。 那时,阶级教育是没有的。所以我头脑里有两个东西很长时间是模糊的,直到 解放后才搞清楚。这就是“自由”和“国家”的概念,当时总觉的这两个东西是神 圣的,永不变的,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源泉。 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个性”不得自由;在“外国人”(实际他是今天 孩子们都明白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民族”不得自由,所以争自由有两 个目的:一是个性解放,一是民族解放。大家都想跳出家庭的牢笼,把帝国主义赶 出去,求得民族的解放。当时最流行的格言是“不自由,毋宁死”。我第一个接触 的外国诗人就是匈牙利的裴多菲。他那首著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道出了那时的知识分子渴望自由的心情。 直奉战争时期,社会简直黑暗极了。记得我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演易卜生 名叫《国民公敌》的话剧。这戏写一个医生,他不肯与贪污腐化的市政府同流合污, 揭露了他们,被指为是“国民公敌”,给赶了出去。剧刚排好,督办就派来了侦缉 队,不让演。原来督办他认为自己就是“国民公敌”。 那时候,我们很盼望北伐军来,看见“青天白日满地红”,就觉得它是自由的 象征;但那时蒋介石早已叛变了革命,有的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自由”。 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局面就更黑暗了,人杀的更多了。我才感到自由不是绝对 的,这部分人有自由,那部分就没有自由。以后进一步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根本 没有超阶级的自由,统治阶级有自由,被统治阶级就不可能有自由。 有一段时期,还以为欧美有“自由”。后来,许多残酷的事实告诉我:那里, 只有少数的统治阶级有压迫人的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自由可言的。我逐渐明 白旧的“自由”的概念是毒药,它麻醉人,使人看不清阶级社会的真实面目。 旧的“国家”观念,也是一个极能迷惑人的东西。我们那时认为“国家”对于 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它既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它是一切人的最公正的代表。实 际上这种超阶级的“国家”是没有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四说过,“国家就是我”, 正说明国家是他一个人的,而不是我们大家的。把国家说成是一切人的,全民的, 正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人民的手段。解放后,一位同志介绍我读列宁的《国家与革 命》,我反复读了几遍,才恍然大悟。原来社会和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国家” 是产生在阶级社会里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法院、警察都是 暴力,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然而,直到参加了一些实际斗争,更证实反动派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 须和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保护住今天人民的幸福生活,我才进一步明白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列宁说过:“谁仅仅承认阶 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是没有离开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 政策范围的人。……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 思主义者。”这句话真是对啊!我常想,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能更早一点认识这 些道理,他的作品会有怎样不同的精神面貌哪! 事理的认识的过程往往是艰难而曲折的。我们有时可以为它睡不着觉,吃不下 饭。一旦明白了,就像太阳出来了,在你面前哪处是陷阱、那处是绿水青山,就清 清楚楚,豁然开朗了。 如何为政治服务呢?周扬同志说:为政治服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违反党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 党的政策总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定下的。我们的文艺工作在过去几年里有很大的 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有些作品的质量不高,作品不够多样化,这是因为 我们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不够彻底的原故。 我们有些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的狭窄了,以为文艺作品都应“立竿见影”, 顿时发挥作用。文艺有鼓动群众的任务,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但文艺也有力长期教育群众,培养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提高人民群众的艺术 教育水平的任务。 文艺除了思想感情的教育作用而外,还有使人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中美好事物 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我们的认识领域,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因此,文艺必须反映 人民想知道的生活中最深刻、最丰富、最壮丽的东西。有的地方,组织一些人下去 很短时间,就回来创作,因而写不好,或者写不出来。 这虽然是极个别的现象,却说明有人只要求马上见效,忽视了认识生活,深入 生活的艰巨工作,忽视了掌握创作技巧、长期的辛勤锻炼和劳动,也轻视了文艺为 政治服务能起的重大作用。(这里,应该指出,运动中即时反映问题,迅速写出鼓 动群众的短小精悍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一样也可能写出好作品。问题在 于作者是否平时注意深入生活,用心思考,锻炼创作技巧的劳动。)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不能走“小路”的。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有人写文章鼓吹, 看见西瓜就应该想到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鲁迅先生说:如果一吃西瓜就应想 到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其结果连西瓜也吃不下去了。 唐弢同志提起他看见的一幅画,画的是一竿笔直的墨竹上题“干劲冲天”。 这样硬装思想,他说“看了实在叫人不舒服”。文学艺术的作用是不能这样 “简单化”的。 “简单化”的土壤是不能遍开丰盈多采的好花的。要百花齐放,我们可以写今 天,也可以写过去。题材、风格应该多样化,也应该各有特点。这样,文艺为政治 服务的道路就宽了,也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民的需要。 文学艺术可以帮助人理解生活,可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便需要我们写出各 色各样的英雄和人物性格。但我们的戏里写的光辉夺目的英雄人物还是不够多的, 写领导干部似乎只写到师级和市委,往上写就很少了。这些“干部”有时也是姓张 和姓李的差不多。青年人认识今天的生活,有的是通过文艺作品获得理解的。我们 写的简单,他们就不会理解的丰富。古典小说的人物大都写的血肉丰满,这便大有 益于我们对当时社会和各阶层人物的了解。 我生在旧社会,总以为自己对那些腐烂的阶层是有所了解的。但读了清末谴责 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同观之情现状》等书以后,才晓的过去自己对这 些阶层知道的多肤浅。处在今天伟大的时代里。更需要我们写出能反映壮丽而丰富 的生活的作品。只有真正写出了人物的气韵神态,表现了时代的风貌,才能更好地 教育下一代,发挥文艺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我们必须提高文学艺术的质量。这几年来文学艺术各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 品,但也有不少文艺创作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听说夏衍同志提起今天一些创作的毛 病,他归纳为“直”、“露”、“多”、“粗”四点。我想这是说中了病处的。 什么叫作“直”呢?人物性格,故事结构都采取“直”铺“直”叙的办法,波 澜较少,开门见山,没有“启承转合”,看了上面就知道下面。文章写的“直”, 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写的急促,酝酿没有成熟就动笔,因此故事和人物的发展便容 易简单肤浅。今天我们要写波澜壮阔的各方面的生活斗争,要写斗争中的英雄人物 和动人心魄的场面,我们仅仅采取“直铺直叙” 的写法是不够的。 写斗争中的大事不该“直”,写普通事物写的“直”也不好。用“直来直去” 的写法写人物,往往只写出人物的一般的一面,难写出他的特有的精神面貌。用 “直来直去”的写法写一件普通事情,往往只写出它的平凡部分,难以写出这件事 情的深厚的一面。一篇文章要写的好,必须经过作者千锤百炼,才能显出它夺目的 光彩。如果能避免“直、露、多、粗”这四个缺点,许多文章都可以锤炼成为动人 的作品。(不用说,文章离开生活和思想,是写不好的。) 最近在《红旗》杂志第二十期上看到杨朔同志的短篇小说《雪浪花》,读了真 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极了。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说明一篇文章如果写得不直、不 露、不多、不粗,会给你多么大的艺术享受,多么委婉而深刻的思想教育。事情很 简单,仅仅叙述作者在北戴河遇见了一个名叫“老泰山” 的老渔民,一次在海边礁石旁,他正打鱼归来,一次在休养所的苹果树前,替 人磨刀。但这个人物却深深印在我们的脑里。他的音容笑貌,尤其是他的深厚朴实、 勤勤恳恳的精神,使我们无法忘记。作者写老渔民,说他的“眉目神气,就像秋天 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用笔细致委婉,一点不直来直去。他描绘这个人 物,和衬托人物的环境,如铁画银钩,鲜明有力。 你看,作者介绍人物出场,用的手法是多么高明。凉秋的海边,“…… 几个年青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地追着浪花玩”。她们议论起浪 涛上的海鸥,沙滩贝壳,连奇形怪状的礁石也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礁石硬得 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钻子凿,还是怎的?” 这时作者仿佛随意一领:“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 …… 作者便这样自然地,”却“不直”“不露”地介绍出“老泰山”来,听,“老 泰山”这段话是多么有味道,又多么真实:“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 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江 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好文章在曲不在“直”,在含蓄不在“露”。这篇文章起得巧妙。整个篇幅都 充满了结构的美丽,有起、有承、有转、有合,写得匀称,写得舒坦。 仅仅两千五百字左右的文章,写出深藏在一个普通人物心中永不磨灭的真理。 作者的笔曲折有致,陡然一转,便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那个“大白熊似的”外 国胖子,是个活脱脱的坏东西。)文章像一道清澄的河流,在人眼前流过。作者把 “老泰山”这个令人深思的老人刻在我门的记忆里,不着一丝雕琢痕迹:他“…… 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 里去”。 接着,作者回忆起来:“……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 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 造人民的江山。” 然而作者还不肯放笔,又徐徐地推出一道浪纹。“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 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怎样一种细致、有回味的笔触啊!这个结尾,看出作者对 中国古文文学传统的修养,无意中流露出来的。 古人说:“晦之义,大矣哉!”文章写得晦,晦得人都不懂了,是文人学士的 坏习惯;但“晦”作为含蓄不尽,经得起揣摩的意思来讲,这句话还是可以说得通 的。人民喜闻乐见的绝不是“直、露、多、粗”的东西。民歌,老百姓最喜欢了。 有人说民歌就是又直又露的,这才能通俗。我看不然,许多动人的歌谣,都是在 “不直不露”的手法上下了功夫,才能打动人的。“直而露”常是表面现象,好歌 谣多半是“深入”了以后。才“浅出”的,因此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感情。如《红 旗歌谣》里选的一首《县长同志你不要走》。 一把拉住县长的手,县长同志你不要走! 你又耕田又插秧,浑身泥泞汗水汽,水田耙得平如镜,秧苗裁得直溜溜。 泥里水里忙一天,烟没抽一筒,茶没喝一口。 我们不能放你走! 姑娘们,快烧水,小伙子,快打酒,快把门儿关,堵住大路口,一把拉住县长 的手,县长同志你不要走。 这首歌谣把群众对县长同志的情感,点点滴滴都写出来了。它表现得多细致, 多么有层次,又多么简练。从开始一句“一把拉住县长的手”起,便看见一群老老 少少的农民围住那位浑身泥泞,满脸热汗的县长,你一句我一句地劝着他,一只一 只灼热的大手拉着他,不让他走。叙到他们喜爱的县长同志“泥里水里忙一天,烟 没抽一筒,茶没喝一口”就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从心腔里流露出来的那一句:“我 们不能放你走”是多么亲热,多么赤诚! “不能”这个字真是用得好极了。“决把门儿关,堵住大路口”,这“不能放 你走”的情感真是红火似地滚热!它生动而深刻他说出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时代里党 与群众的关系!单凭表面上“直而露”的写法,不先从“深而曲” 的构思着手,这种深厚的情感是难以表现的。 精炼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个道理仿佛还没有十分重视起来。梅兰芳同志谈盖叫 天老先生的艺术时说过,搞艺术的人,大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少,第二个 阶段多,第三个阶段又少了。年轻学艺。有多少使出多少,后来慢慢懂多了,就要 求精炼了。这时的“少”应该说是恰到好处,达到真正的丰满,说明功夫深了,知 道选择。在“精”不在“多”,任何艺术都是这样的。 要“精”,便须多“炼”,一般文章的文字还嫌粗糙,是提炼得不够。 有人批评一般文章写女孩子的眼睛只能找到“大、黑、亮”三个字,再没有别 的了。这表现出文字的贫乏,也表现了用字的粗糙。唐朝诗人贾岛写“鸟宿池边树, 僧推月下门”,觉得“推”字不够好,要换一个“敲”字,边走边想,不觉撞上了 不相识的大官韩愈。韩愈也是个诗人,为他选用了“敲” 字,说“敲”字活一些。从此就有了“推敲”的说法。这两句诗并不怎么好, 但我们却看出古人用字是肯下苦工夫的。“多”不好,“粗”也要不得,我们必须 养成反复推敲的习惯。如果我们遣词用字能像作战的将军调兵遣将,部署军力那样 精细、慎重、负责,想到每个字的“生命”,想到每个字的“作用”,不多用,不 滥用,文章会写得好的。 党号召我们学习文艺工作的规律,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学习任务。文艺工作的道 理我们都知道一些,但往往了解得不够透,认识得不够深,因此有些道理明明白白 的摆在眼前,却被忽视了。譬如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内容,有一条道理,是大家都知 道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如果不出自作家心灵的话,作品是不会感人的。用外来的 思想生硬地加在自己的作品里是不行的。作品的主题必须从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 深厚的生活土壤里产生出来。因此,我们要写出好作品,首先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 深入生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急息相关,而不是急于交卷,抓 着一个主题,一个题材就写。没有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很难写出好东西。但这个 规律我们时常忘记了。 此外,生活中的故事和材料本身往往有它具体的主题思想,最好不要更动。更 动了已经活在故事和材料里的思想感情,作品容易写得生硬。臂如蒙古的《瑙力格 尔玛》的故事,材料很丰富,像是一本悲剧的题材。据说根据这个故事,写过两种 不同处理的剧本。一种写儿媳受婆婆虐侍,写旧社会一个蒙古妇女的悲惨命运。另 一种,却离开了故书材料中最丰富的源泉,写了牧民和王爷的斗争(据说,材料中 有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似乎不是重要的),最后牧民起来反抗的内容。为什么要 使用《瑙力格尔玛》这个材料来反映牧民和王爷的矛盾呢?有人间我:哪一种写法 合适?我看,第一个写法更好一些。因为它是根据了《瑙力格尔玛》丰富的材料里 自有的思想感情来写的。 又一个道理:我们写完了一个作品,自己常常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心中 悬着的一个标准分明没有达到。艺术质量的提高,总得心中有一个具体的艺术标准, 只空空洞洞地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是不能有助于提高的。必须有“的”,才能放 “矢”;悬“的”高,才能放得高。因此我们心中必须有一个较高的具体的艺术标 准。我们一再着重“具体”这两个字,就是因为“具体的艺术标准”并不能轻易得 到,要付出很大的劳动才能领会得出。古今多少艺术大师、学戏、学画、学音乐, 求师访友,跋涉千里,求的就是一个“具体的艺术标准”,要求亲眼见到他们梦寐 以求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体的艺术标准”。有了较高的具体的艺术标准, 才有迈开大步的可能。 我们自然要从生活中学习,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学习。但眼前还 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也需要我们开拓,那便是从古今中外多少文学艺术的著作学习。 只有从那些光辉灿烂的经典著作里(不用说,今天一些优秀作品中也有很多值得我 们学习的东西),我们才能逐渐体会到“具体的艺术标准” 是怎么回事。要善于读书,要善于把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们的“艺术标准” 和自己的作品具体地联系起来,扬弃其中我们不需要,不可学的部分,学习其 中可学的部分。这不只帮助我们提高心目中必须有的具体的艺术标准,也必然会丰 富我们的文化修养。修养是和艺术标准有密切关系的。修养之于创作,有如水与船, 水长,船自然高。 内蒙古的文学艺术这几年来是很有成就的。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音乐、 电影、舞蹈,各方面都出现了优秀的作品和有前途的新人。这是万分可喜的事情。 我很愉快,能够在呼和浩特参加这次文艺座谈会,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是我们难 以忘记的。我相信这次文艺座谈会一定开得好。 我想起诗人杜甫。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他没有生活在今天这样美好的时 代,他半生饥寒交迫,颠沛流离,至死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大志。在他青年时,他曾写过一首题名《房兵曹胡马》的诗,赞颂一匹好马:胡 马大宛名,锋棱疲骨成。 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扦死生! 骁腾如有者,万里可横行。 诗人的豪情壮志使我想起党对我们的期望。让我们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在群 众的鼓舞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像这匹横行万里的骏马,向前奔驰吧! (原载《草原》1961 年第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