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谈《蜕变》 曹禺对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都发表过谈话,唯独对《蜕变 》很少说。《蜕变》自问世以来,四十年代有人就据此说作者是理想主义者,提倡 好人政府。解放后,现代文学史家认为:“这种贤明的官吏( 按:指剧中主要人物 梁专员)在当时国统区是不可能存在。”六十年代,一个著名的话剧院计划上此剧, 排了两幕竟怕有“歌颂国民党”之嫌而作罢。三十六年来,这部名著没有一个剧团 上演过。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情况有了好转,对《蜕变》的议论多了起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作为“雾季艺术节”的剧目,重庆市话剧团决定把 《蜕变》搬上舞台,为此导演徐九虎专程访问了曹老。曹老很高兴,抱病接待了来 访者。 我为何要写《蜕变》曹禺对徐九虎说,写这个剧本的意念开始于长沙。一九三 七年下半年他从香港经武汉,到达国立戏剧学校所在地长沙。在那里,他听了一位 老人的演讲,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讲话使人振奋不已。一打听,这位 老人就是当时被称为“异党分子”的徐特立。曹禺说:“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拜访 徐老,他已经出去了。徐老的勤务兵告诉我,他和徐老同桌吃饭,同床睡觉,晚上 还给他盖被子,教他读书。这真了不起。国民党大官中,哪里有这样的人。我十分 感动,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我在《蜕变》中,把梁专员的勤务兵取名叫 朱强林。朱者赤也,林者多也,强者强大,这就是我的寓意,表达我对党的敬佩和 祝愿。” 促成曹禺写《蜕变》还有其他原因,他以前谈过:一是民族义愤,在天津、在 重庆,他亲身感受过日机轰炸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二是人民爱国热情的鼓 舞,在天津,他亲眼看见一个普通中国人怒打日本侵略军的英勇行动;他还看到国 立剧校不少教师放弃优裕生活,投入抗日洪流中去。黄佐临和丹尼,留学国外,放 弃家里的花园洋房,到重庆住潮湿的地下室里,两人还把结婚戒指捐献给抗战。张 骏祥专程从美国来参加抗战,住在江安小县城,拿很少的薪水,毫无怨言。这些知 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使他很感动。三是国民党的腐败。有些伤兵医院竟有官员贪污抗 日将士的医药。曹禺参观江安伤兵医院时得知,有些官员和地方上商人合伙做生意, 囤积居奇。曹老对徐九虎说:“《蜕变》第一幕写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现象,就是剧 校在长沙的情景。地方上的绅商,给秦院长夫人作寿送礼,官商勾结等等。我要在 剧本中揭露出来。” 梁专员是改造得好的知识分子《蜕变》中梁专员是在我国现代文学中争议了几 十年的人物。曹老对徐九虎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写的梁专员是共产党在 国民党政府里工作的干部。抗战前期,国共合作较好,不少共产党干部、进步人士 参加了政府工作,他们给抗战注进了新鲜血液。要了解这个人物,就要了解这段历 史。” 徐九虎问道:“梁专员是不是有点泥土气息?”曹禺说:“可以这样理解,但 他不是农民出身的干部,而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经过工农革命队伍的长期 锻炼,革命干部的作风和他结合为一体。他熟悉知识分子,深深懂得知识分子愿意 有所作为,有抱负,有理想,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变化;懂得哪些事情该放手让他 们去做,替他们解决困难创造条件,哪些方面该如何恰如其分地去诱导他们,给他 们适当的满足。不然他就留不住丁大夫。梁专员到这个医院来,先私访了三天,他 知道丁大夫对医院里乌七八糟的东西深为不满,对梁专员的到来以为是天下乌鸦一 般黑,不寄予希望,见都不想见。 梁专员上场后,踏踏实实办了几件好事。如为免遭敌机轰炸,抢运了伤兵,限 令职工家眷撤离医院,特别是对医院进行了改组,该留的留,该查办的查办。这些 事的处理,使丁大夫不得不感叹:‘这才是中国的新官吏!’”针对几十年来文学 界、戏剧界对梁专员的议论,曹老说:“封建社会里还出了个清官包文正嘛。”徐 九虎告诉曹老她对戏剧的理解,认为全民抗战初期间共合作,中华民族生气勃勃, 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能说就没有为抗战做好事、兴利除弊的官员。冯玉祥、范筑 先不都是国民党的好官吗?何况梁专员的生活原型是共产党员徐特立。曹老对此称 是。曹老说:“现在有些观点要纠正。打日本不光是共产党,国民党也打了的,也 打过不少胜仗,台儿庄大捷就是嘛。” 《蜕变》中的丁大夫《蜕变》中另一个主角丁大夫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评 论者认为她仅仅是一个茹苦含辛的寡母,一个爱护伤兵、仁慈的孤零零的女性。 曹禺构思丁大夫的现实基础何在呢?他说:“我在长沙时,在一份小报上见到 了白求恩的事迹,它使我大为感动。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地来援助我们抗战,其 精神真是太崇高了。”但是更重要、更具感性的原因是,曹禺教书的国立剧校当时 就聚集着许多著名的爱国艺术家和教授,曹老说,写丁大夫他从当时在该校执教的 戏剧家丹尼女士身上就汲取不少东西,在思想、情感和气质上,她很像丹尼。丁大 夫是集中了许多群像典型化而成的。曹禺同意徐九虎以丁大夫贯彻《蜕变》始终的 导演处理。丁大夫自己也处于蜕变过程。在政治腐败,狼犬当道的旧中国,丁大夫 要有所作为,她不仅要战斗,而且要忍耐。像这座伤兵医院,她要多做一些救护伤 兵的工作,不仅要和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不讲究工作效率作斗争,要和马登科、 秦院长之流斗,又要相容忍,不然,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弃伤兵而不管。丁大夫 对这个医院的腐败现象已经忍无可忍,她本来去意甚坚,箱子都收拾好了,又有伤 兵来了,她又一心扑在抢救上面。丁大夫本来鄙视“伪组织”,可当她落魄后有求 于丁大夫,还是给她想了办法;丁大夫还把自己的热水瓶送给受伤的日本战俘用。 曹老强调指出:“丁大夫在痛苦地忍耐,这个国家正蜕脱旧躯体的痛苦。”而她 “自己也在蜕变之中”。她在年轻的、正直的人,梁专员以及重返前线的伤兵的支 持和鼓舞下,决心在这个医院坚持下去。丁大夫不仅是个慈善的女性,而且在蜕变 中成长,具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蜕变》的命运及其他四十六年来《蜕变》的命运是令人感慨的。曹禺对徐九 虎说:“在剧校,你和你们班上同学是参加《蜕变》到重庆首次演出的。国民党审 查剧本机构先是由顾毓琇先生来和我疏通意见,顾先生是学者,也是写剧本的。后 来由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亲自出马,请我、张骏祥、余上沅吃饭,提出四个问题, 除了余上沉答应把省立医院改为私立医院,其他我应付过去了。一九四二年,史东 山排这个戏,蒋介石看了,他说:“拿了一出共产党的戏给我看。”第二天就禁演 了。还是派潘公展来找我,叫修改剧本,我说:“写剧本还是我们内行,不改,要 我修改的意见中有一条:不要提伪组织。伪组织是指当了汉好的汪精卫。为什么不 准提,至今我没有搞懂。这个戏宣传的当然是爱国主义,至今也有现实意义。比如 剧中说克复了‘大都’,就是北京。那时北京并未克复,是表示一种愿望,一种抗 战必胜的信念。那时候我还希望中国以后就建都北平。”一九三八年,曹禺在重庆 认识了周总理,曹禺说:“那时候,我对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保持信心,我是极为 感谢周总理的。” “《蜕变》也被日本人禁演过。”曹禺对徐九虎讲了一段往事:“一九四○年, 我把这个剧本寄给在孤岛上海的黄佐临夫妇。第二年,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卡尔登 剧院演出,黄佐临导演,丁大夫我是照佐临的夫人丹尼写的,丹尼自然就演了丁大 夫。这个戏在上海演了三十几天,演出后上海是人人争谈《蜕变》,爱国主义情绪 高昂。演出当然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干涉,最后,日本对租界当局下了最后通牒,在 日军压力下,这个戏被迫禁演了。” ( 原载《重庆日报》1985 年10 月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