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冯牧 ——“冯牧文学之路”研讨会发言 关于冯牧同志,文艺界有口皆碑:好人冯牧。 关于冯牧文学现象,则属于另一个话题,诚如张昆华同志说的:包涵着五十 年代由冯牧培养帮助而成长起来的那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军旅作家所创造的边地文 学,还有他本人四十多年来深入云南边疆之后所写的大量的优秀散文。 冯牧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随着他的去世,我们日益发现他的不可或缺, 有人这样说:新时期文学的结束以冯牧同志的去世为标志。王蒙在《难忘冯牧》 一文中提到冯牧同志的许多个“之最”,我以为十分准确和精当:在中国作协领 导人中,冯牧是“读作品最多,联系作家最广,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最热烈专注, 陷入各种矛盾最多,被致敬与被骂差不多也是最多,对于文学事业的责任心最强, 发表意见最多,或者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最专职、最恪守岗位、最受罪也 最风光,最尽作家的朋友与领导责任、最容易兴奋也最容易紧张的评论家——组 织家——领导人。” 用黄宗扛同志独具个性的语言评价冯牧:真像个文坛上的老牧童!“他从来 爱护羊群,爱护伙伴,尊老护青,是个能疼人、乃招人疼的人。” 袁鹰同志评价冯牧:文学战线的指挥员、组织者,也是一名执枪荷戟的战士、 一名不知疲倦、战斗不歇的勇士! 冯牧同志,无论远观还是近瞧,本色不变,表里如一,所以我说他是“说不 完的冯牧”。 在与李迪同志编选《远行的冯牧》一书时,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在我的 记忆里,至少在走上文坛这近二十年中,还没有哪位作家得到过如此多的“之最”, 尤其是悼念文章之众多,作者之广泛,感情之诚挚。 一报还一报。冯牧同志向文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目光关注到中国这块广袤 土地上众多的专业作家,业余作者,他向文学的芳草地放牧自己的心灵,收获的 自然是蓝天白云悠悠不尽地敬意。 此次云南省电力文联以汪明传同志为首召开“冯牧文学之路研讨会”就是一 个明证。冯牧同时以《澜沧江上的“小太阳”》证实了他的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 统一。配合任务搞创作,虽然是时代性的需要,但不能理解为被动式地为配合而 配合。如果这一任务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就应该主动去深入它、了解它、表现 它。冯牧同志关注产业文学的作家成长,这是极典型的一例,正是因为他这种生 命的投入、热情的关注,才赢得各行各业文化人的广泛的敬重。 冯牧同志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从1978年8 月我从云南军队转业到《文艺报》, 直到他1995年9 月5 日逝世,是在他的教导、辅导甚至训导下,我才一步步地进 入文坛,了解文学,从一个文学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文学工作者的,我个人的成 长是如此,刘心武、李存葆、梁晓声等作家何尝不是如此?冯牧同志不仅仅扶植 了大量的作家(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还带出了许多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编 辑家,像唐达成、束沛德、陈丹晨、谢永旺、刘锡诚,像吴泰昌、雷达、孙武臣、 何孔周,所以像冯牧同志这样全面的文坛领导人,实在难能可贵。 我跟随冯牧同志十七年,感觉到他有许多人所不及之处,一是宽容随和,二 是勤勉多思,三是信念坚定,从不苟同,四是热诚待人,从不敷延。 关于冯牧同志的宽容,作协尽人皆知,一位“文革”中毒打过他的干部,八 十年代初期清查“三种人”,此人本该受到惩罚,可是冯牧同志不肯出具证明材 料,我曾好奇地打听过这人,他却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冯牧宁肯当“东郭先生”, 性情使然,谁也奈何他不得。 说到冯牧同志的热诚待人,我又想起一件小事;有一次一位泰国女作家宴请 《中国作家》几位负责人,吃罢饭归来,冯牧同志拿出几十元钱给司机当误餐费, 事实上那天没发误餐费。虽是小事,但可以看出冯牧关心群众、诚以待人的特点。 由于文债太多,冯牧同志晚年有许多想写的文章无法进行,把主要精力全用 于各种“序”的写作。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的叹息与无奈,我也曾劝他老人家 “戒序”,可他办不到,几乎有求必应,哪怕挤时间也要完成众多的“序”。这 一点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格外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的伟大,责任心的沉重,以及 不忍拒绝任何人的那种善良和容忍。 在编辑工作上,冯牧同志言传身教,无数次地为我和我的同事们讲课,讲自 己在延安办《解放日报》的经验,讲编辑的责任,关心与爱护作者的义务。他反 复强调过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强调刊物的大团结,强调贴近现实,求新求精, 雅俗共赏,曲高和众;强调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却不排斥各种风格流派,要求兼 收并蓄。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中国作家十年精品选》一书由甘肃敦煌文艺出 版社出版,书印得精美漂亮,厚厚五大本,每本前都有冯牧写的“序”,这序言 是由我代为执笔,他老人家一字一句修订过的,总结了《中国作家》十年风雨路, 也自豪地宣布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汐中,固守我们的精神家园,认准我们的 文学坐标,以一种踔厉发奋的姿态冲向新的目标,迎接下一个世纪的曙光”这一 宣言。 当我把刚收到的新书送到他病房时,我感到老人家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惊喜, 当然,还有壮志未酬的凄怆。 为《中国作家》这本刊物,他耗尽了多少心血?组稿、退稿、改稿,尤其是 改那些略嫌粗糙但又确实是好的作品,他下的工夫最大。有的章节光批注就达千 字以上,他为的是说服作者、说服编辑,更为了把准刊物的正确方向,以免出现 不应有的失误。在这一点上,他的谨慎细密,他的小心翼翼,都达到在我看来有 些过分的地步。在陈凯歌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周涛的《游牧长城》、卢 跃刚等合著的《寻找农民的真理》等长篇纪实文学或“大散文”上,冯牧同志付 出的巨大劳动,只有像我这样置身在他与作者之间的“二传手”,才能切身地感 觉到。 冯牧同志不愧是饱经沧桑、历尽风浪而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他对中国国 情、民情直至党情、政情的了解,远非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所能匹敌。 当倚天老树为你遮风蔽雨时,你感受不到它的伟岸;一旦这老树訇然倒地, 露出炽热的太阳之后,你才加倍怀念那难能可贵的浓荫!倚在浓荫下又该是一种 何等样的恬静与温馨! 冯牧文学现象是一种特殊又普遍的现象,说特殊是因为冯牧本身特殊的战斗 经历,他走过的山山水水,他率领过的文学队伍,都与他本人的气质、修养、个 人爱好有密切关系,所以云南的山水因有了冯牧才更典型、更美丽、自然也更传 神;如果说北京是冯牧的自然故乡,延安是他政治故乡的话,云南则是冯牧的精 神与文化的故乡。冯牧之于云南,像沈从文之于湘西、萧军之于东北,是一种艺 术共生的关系。云南的作家队伍,也因为有了冯牧的早期引领才显得别具一格, 我戏称他为“滇军总司令”就是基于这一点。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革命文学质的 规定性,文学必须呼应时代、感应社会才有可能发展和前进,冯牧的创作本身是 这一主张的实践,他又用自己评论家与领导者的身份加以推动和促进这一主张的 实施,所以冯牧虽然只有一个,但云南作家以建国初期强劲的创作雄立于全国文 坛之首,是普遍现象中很自然的现象。 如果研究一下冯牧文艺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我想他在充分肯定现实主义的 前提下,一直真诚地鼓励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竞赛。这一点与他做人的宽容原 则相一致,仿佛是天性中带来的,许多人想学,但往往学不到。我们研究冯牧、 纪念冯牧,最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下宽慰的,应该是这种宽容、谦和和大度的风气 的确立;是一种商酌的、友好的批评与反批评学风在文坛的营造;更重要的是党 中央提出的“重在建设”的原则在文学界的普遍认同、执行并贯彻。 在最后,我想引用张锲同志去年9 月写就的一首七绝《悼冯牧》来做为本文 的结束语,我觉得这首诗很能概括他的一生:“人生祸福本无凭,只问耕耘不问 名。莫叹仕途多坎坷,书生原自爱苍生”。冯牧同志一生执著于一个“爱”字, 爱苍生,爱文坛,爱青年,爱事业,盖源于这个“爱”,才有了说不完的冯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