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习惯性逃离? ■被访者:杨澜 □采访者:何东 作为电视人,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占尽机会、运气和观众缘。然而令 人不解的是,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候儿上一再地"出走":1995 年离开中央电视台,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种"习惯性逃离"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困境,还是缘于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 性? ■走出"凤凰"为抬头看看天气 □何: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百年叱咤风云录》和《人物访谈》两摊儿, 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你肯定承受着巨大工作压力,现在一下子被松绑,是不是有 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 ■杨: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百年》相对好一点,而主要压力就在《杨澜 工作室》的人物访谈上。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 外打,所以节目从选题、策划、题纲、编辑、串联,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之 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但累归累,又有点自得其乐,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 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前后总算保持 了统一的风格。 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又把其它一些零碎收 尾工作打理干净,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现在暂时停下来,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我觉得前两年一直就像 是埋头种地,撒种、锄草、施肥、收割,始终忙忙碌碌,现在好了,也能抬头看看 天上是什么样了。 ■"凤凰"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 □何: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工 作条件上,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 ■杨:恰恰相反。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凤凰卫视都远远低于内地电 视台水平。但这样的条件,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 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那事先就得算好,我要带两个摄影师、 一个灯光师、一个导演,那么他们的路费、住宿费,都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 这样时间一久,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管家婆,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都必须细作 打算。相比起我原来做电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这种经济上的拮据,正好对我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但起码我现在知 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还是非常感 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 □何:在凤凰卫视这几年,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 ■杨:总的来讲,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而且所有同事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 相对而言,我一直很追求那种比较职业的工作状态,这也许和我从小在家就是 独生女有关,和别人相处起来,内心总是比较简单,所以既没心思也不愿介入更多 人事纠纷,只顾闷头做自己的节目了。原来我确实天真地以为,在香港可能很容易 让人进入理想的工作心态,可后来真正进入才算明白,其实这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绝对完美、纯粹的工作环境。而且我又不是去香港搞公共关系的,所有的努力,就 是为了能做出一些像样的节目。很多人事,你越介意,纠缠也越多,但如果你真不 在意,心思自然就会全集中在节目上。 ■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 □何:我听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有人私下议论,说凤凰卫视所以能在这 几年大出风头,是因为在不公平的竞争条件下,才让他们占了便宜,你作为一个曾 被称为凤凰"当家花旦"的主持人,感觉这些议论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呢? ■杨:这话也得分开讲。一方面,凤凰台的确享有比较宽松的选题和谈话空间, 这也是当初我肯接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比如,我曾做过"同性恋"话题,也做过社 会敏感人物的访谈。这些对于内地同行,可能就算不公平竞争。但有时候,凤凰相 比内地电视台,也受到过另一种不公平。1998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其实我在他访 华之前很久就和他的新闻班子联系上,并递交了采访申请,可等克真到中国之后, 明摆着就只能接受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所以我后来又在上海碰到了中央台的水均益, 于是就和他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也得算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呢? 把全世界所有著名电视台都算上,也不会有绝对公平的竞争条件。这就像"围城 ",里面的人想外面,外面的人想里面,可其实里外里细算算,都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儿,所以谁也不用感到不公平。 □何: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又像当年离开《正大综艺》 一样,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 ■杨:从表面上说,每一次导致我离开,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比如整个 去年、前年,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可家又安在了上海,我不可能老把父 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结果弄得两边都不讨好,工作特别累,还要惦记 着家里,可一回到家里呢,又想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 康的,所以我一直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 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如果再追根问底,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复同样的工作 心里很不乐意。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也会对我有一点小的影响,但每次真正让我 改换门庭的原因,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分。 ■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 □何:你在美国留学,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杨: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比如我刚去香港时,包括凤凰台领导层, 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台风格上靠。但我却觉得,要真是往什么上靠,那也得向 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因为港、台的电视风格,抄日本东西太多啦,而日本又一 直在抄西方,所以再转到港、台电视节目上,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而且 我一直认为,港、台电视风格,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就显得太轻太飘, 根本它们就衬不起来,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绝对不能被港、 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还要从根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 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 □何:去香港凤凰卫视之前,你就曾做过一个叫《杨澜视线》的节目,而且也 得到了一定的好评,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节目又半途中止,最近又有消息说, 你在离开香港卫视之后,也不会赋闲很久,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现在有没有 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 ■杨:像当代人物访谈,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所以今后可能会接着做下去, 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那样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得多。另外我 现在还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时,就修过不少这方面的课。所以从制作人的角度,今后我可能并不是非要依赖 太多的出镜,去继续维持自己的电视生涯。但这些也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想法,要 真正实施还得条件相对成熟再说。 ■心里存一点傲气 也许非常可贵 □何:你性格里那种直爽率真,是天生如此?还是因为你自幼年就一路顺风而 后来形成的? ■杨:两方面原因都有。我父亲就是个性格很倔的人,所以在我的遗传基因里, 肯定有这种成分。另外,我的确一直活得很顺,虽然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总的来 讲,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比别人得到的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又想,人并不 是非要经历外在磨难才能长大的,有许多心理磨炼其实又在于一个人能不能自讨苦 吃,并在这种只有自己明白的"心苦"之中,弥补外在经历的不足。比如最早上《正 大综艺》,的确有很大的机遇性,好像很多偶然的幸运,一下都凑到了我身上。但 现在再看我离开《正》之后的经历,就不能说全是靠偶然凭幸运了,其中有很多东 西,还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的。最早走红,就像是坐着高速电梯,哗---一下就把我 升到老高老高,再往下仔细一看呢,却又空空如也什么都是虚的。经过那一段时间, 我也很自觉地反省过:老这么忽忽悠悠的可不成,我还得下去重新垒砖头去。可能 我现在垒起的高度,还不如当初的一半高,但对自己而言,这却是一个从100回到0, 再由0向100努力的过程。因此我如今在电视上说每一句话,都比5年前心里要踏实得 多。 □何:这种重新垒砖的过程,会不会又让你感到另一种自傲呢? ■杨:傲气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但人心里有时存一点傲气,也许非常可贵。我 想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做人风格,并不在于你又去多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你不屑去做 什么。比如说,做电视主持,就很容易产生讨好取悦别人的心态,像卖弄自己的容 貌或聪明等等;但如果心里真有一点傲气,就可能不屑去卖弄,久而久之,它就可 能会成为一种另类风格。当然,这种傲气还得严格把握分寸。 ■节目播出时我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 □何:你那份从骨子里就有的自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杨:(摇头加撇嘴)你完全大错特错,我恰恰是一个从来都非常缺乏自信的 人,所以我就得不停地干活,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我才能获得某种自信。比如当我 把一个节目翻过来掉过去刚编好的那一刻,我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自信和快乐,但当 节目真正播出时,我又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而且马上就能找到许多让自己不 能接受的毛病和错误。所以我这人从骨子里就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 □何:既然你觉得自己很不自信,可为什么越是盛大隆重的场合,比如像在北 京主持世妇会的开幕式、大学生辩论会,才越能看出你的沉着与优雅,甚至也有人 就因为接受不了你这种气度,所以背后议论你已经从当初的清纯自然变得越来越盛 气凌人了,我不知道你对这种意见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和说法儿? ■杨(笑脸一下就收起来,非常不自信地问):真有人觉得我变得很盛气凌人 吗? □何:可能是对你心里那点傲气的一种误解? ■杨(非常严肃加吃惊):那我以后可真得注意这事儿了。 □何:(笑)你不必太在意个别人一句话。 ■杨:那也得好好反省反省。至于你刚才说的主持大场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 是心态的纯粹,越是在那种时候,越不能讨好别人和卖弄聪明,别像好不容易赶上 一次舞台表演一样,浑身解数恨不得全使出来才过瘾。 ■我敢担保我的同事都不会说我聪明 □何:对你来说,进行重大采访之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 ■杨:准备。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我觉得进行采访,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 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迅速跨过年龄、地位、资历的距离,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 者的认同感。 □何:在学习和事业这两件事儿上,你是不是很少对自己感到自卑和沮丧? ■杨: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所以沮丧时时都会在我心里出 现。就拿采访举例吧,我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如果在某一次采访之前,心里忽然冒 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那我就特别高兴。但绝大多数情况,我还是像学生做家庭 作业一样,事先把该看的资料全看完,然后再理出一条比较清楚的思路,但在这种 过程里究竟有多少创见和灵性,那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我总是为自己缺少 灵感和创见而苦恼。而且这沮丧和苦恼没办法去化解,总不能因为天资不足就开刀 对大脑进行修理吧?所以也只能靠加倍努力去以勤补拙。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 我敢担保他们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像当年在《正大综艺》,我真是 很努力想把大家逗笑,但站在那里光着急可就是想不出办法,那种内心的无助,谁 也帮不上忙!所以我最喜欢有充分准备的工作,就怕那种全靠灵机一闪的场面。从 上中学起,我就不是那种巧解难题的高手,但在基本分上我却从来一分不丢,那全 是靠平时做习题做出来的!当时背历史、地理我能用功到什么程度?你随便问哪道 题,我马上就能告诉你它在哪一页上。这么说吧,我是东方教育模式之下,一个绝 对的好学生,凡老师布置下的作业,我没一样不是完成得仔仔细细。但我认为自己 的某些创造力,已经在接受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 ■我不认为感情秘密可以与人分享 □何:不少人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会多少产生一点距离感,不知你自己对此有 没有感觉? ■杨:有。我自认为对别人一直很真诚,只是我对自己私人空间保护比较多。 比如我不认为个人的感情秘密,就可以和谈得来的女朋友共同分享。而人与人的距 离感,往往就是在能否分享秘密之上建立起来的。 □何:你有没有能够真正交心的朋友?你认为有没有能够交心的朋友? ■杨:别人曾说这辈子我都注定会有一种孤独感。你要问"交心的朋友",那现 在只有我老公一个。因为在他面前,我才可以完全袒露自己的软弱和痛苦。小时候, 我父亲算是我的知心朋友,所有困惑和痛苦,都可以向他倾诉。但现在长大,我就 不愿意让父母再为我过多操心,所以总是把自己灿烂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后来我 生了儿子,于是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回家也得春风满面地对他。有一次别 的朋友问我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我说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感觉。他说你才多大, 怎么说话就跟中年人似的。我当时也乐了,其实心里真有这种感觉。 □何: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和打交道? ■杨:职业的、干净的、充满敬业感、对自己总有更高一点人生期待、对事业 对别人都有一点责任心的人。比如每当我发现好一点的内地媒体时,就总是羡慕他 们那种团队式的工作精神和环境,这一点在香港媒体就相对弱些,但我恰恰非常向 往那种氛围,原来在中央台时,我就能从别的节目组里感觉到这种精神。说到底, 我以为这个世界还是非常需要光明和理想的。所以也特别愿意和那种心里有光明有 理想的人打交道。 后记: 大约在五六年之前,我曾经和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去采访杨澜,那一天杨澜兴致 很高,几个小时里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神采飞扬、激情洋溢。完事之后我和那女 记者一起告辞下楼,她忽然就站在大街上自卑地哭出了声,我当时一看就慌了,连 忙问:你怎么了?那女记者擦擦眼泪愤愤然说道:怎么聪明、自信、运气、风头, 全让她一个人都占全了? 如果那位女记者能听到杨澜这番敞开的谈话,心情大概会平复一点。杨澜绝不 承认自己有过人的天赋,如果说她曾经赶上过一次万人难逢的好运气,那么之后呢? 之后其实全是凭自己一块砖一块砖再垒起新的人生高度。坚守着内心的真诚,埋头 不懈地努力,为电视更为她自己,杨澜今后肯定还要经历更多更远的"新长征路上的 摇滚"。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