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我 从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记得在中学生时代,我的身体又矮 又瘦,显出额角格外地鼓大,站起来全身失去了支点。又因为小时候多病,头发黄 短,在额后垂着长不盈尺的卷曲的辫子,恰像一条猪尾巴,老是给身材高大的同学 们,当作开玩笑的资料。 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间,我的父亲送我去投考绍兴府中学堂。那时绍兴是革命 伟人的产生地,绍兴府中学堂是以闹风潮著名的学校。府中学堂的监督(中学校长 当时称监督)一年中总得换过两个。据说当时学校当局怕事,以身材短小作为录取 新生的标准,以为人小是一定不会闹风潮的。而我却是全校生得最短小的一个,所 以便被录取了。(这还是最近听鲁迅先生──当时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说的,以 前我还不知道。)学校当局的眼光是不错的。我在府中学堂,是最安分的学生,不 但不会闹风潮,连同学们的欺侮嘲笑,我也从不敢反抗。我是一个多么羸弱的孩子 啊!又是第一次离开家庭,进都市的学校里。初进校的新生,照例是要受老资格的 同学的欺侮的;又何况许多同学们,一个个长得又高又大,我自然只好忍受一切, 始终抱着“不抵抗主义” 这时候离开武昌起义,不过半年,清室的统治,已开始动摇。绍兴的革命伟人 徐锡麟,行刺恩铭不过是前二三年的事。我们时常经过绍兴府城的轩亭口,不免回 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斩首的情形。因此青年的中学生,给神秘的革命情绪笼罩着。 我说“神秘的”,是因为当时的青年不像现在的青年那样,有明白的政治社会意识。 不过因为清廷惨杀革命志士,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又因受当时报纸民主思想、种族 思想的影响,所以觉得非革命推翻清室不可,而且觉得非牺牲生命去革命不可。当 时,我和同学们最感兴味的是谈革命。虽然学校当局恐惹起外间的注意,劝学生们 勿谈政治,但是我们都把革命问题,看作比校课更有兴味。有几位教师,是曾经参 加过同盟会的,我们都特别对他们表示敬仰。 到了那年四五月间,这郁积在青年人心头的革命情绪,是非表现不可了。而表 现的方式,却是剪辫子。说也奇怪,因为有一二个同学剪去辫子,大家相率仿效, 剪发竟成了一时的流行病。虽然学校当局为避免外面的压迫,劝告学生勿剪辫子, 但是一大部分的学生却都变成了光头。我的堂兄在府中学堂里,他也是首先剪去辫 子的一个,他的家庭知道了这事,告知我的父亲,父亲着慌了,连忙来一信。叫我 万勿剪辫子。我便写信去要求,我的父亲又来信,申斥了一顿,引了“身体肤发, 受之父母”的大道理。其实我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反对剪辫子,不过因为当时清廷压 迫甚严,凡是剪去辫子的人,往往被称作革命党,捉去便杀头。父亲是怕我发生意 外罢了。 究竟我是一个赢弱的孩子。我没有反抗父亲的勇气,只好暂时把辫子留着,但 是因此我却出了重大的代价。我被同学们当作侮弄的对象。“猪尾巴”变成了我的 代名字。自然同学中留着辫子的还很多,但是他们是“大人”,没有人敢取笑,而 我却只好吞声饮泪,独自受着高大的同学们的欺侮。不单是剪发的同学们,扭住我 的小辫子,当作把戏,连那些和我一样留着辫子的同学们,因为自恃拳头大,也称 我叫“猪尾巴”,这是多么难受的侮辱啊。 这一年暑假,我是拖着小辫子回到家里,但要求父亲下学期转学到别处,为的 是不愿受“猪尾巴”之辱,不然父亲便应该准许我剪发。可是这两个要求,都被父 亲拒绝了。暑假过后,我只好依旧拖辫子进绍兴府中学堂去。 可是这时候情形却不同了。捉拿革命党的风声突然紧急起来,许多人因为剪辫 子,都被捉了去正法。因此本来已剪掉发辫的同学们,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装着一 根假辫子,回到校里。我心里虽然暗暗得意,觉得剪发的同学们,实在也不见得比 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却更深切地感到“猪尾巴”之辱。他们虽然装了假辫 子,比“猪尾巴”到底威风些啊。 秋季开学以后,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我的病是伤寒症,热度很高。 人们雇了划船,把我送回两百里路外的家乡。当我到家的时候,已不省人事,我的 父亲,祖母。一家人都忧急得不堪。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个月,中间有两个月不吃 东西,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医生都说希望很少了,后来总算是慢慢救活了。这以 后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头奖,可以说是意外得来的。 快到深秋的时光,我的病已过了危险的时期。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到 来了。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到几天,革命的声浪,震破我们这个小县 城里的寂静的空气。有人说杭州城已挂着白旗了,有人说革命党已占领绍兴了。这 些消息马上就传到我的病榻旁。父亲来和我说,满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间已经有 许多人剪掉辫子,天下应该是汉人的天下了。 在病担榻中躺了三个月的我,正没法消除闷气,听了这样的惊人消息,自然喜 之不尽。我正自忖着,我这回虽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我至少 可以剪掉了辫子,不再受“猪尾巴”之辱。我是多么快活啊。 那时我听到革命军光复各地的消息,感情的兴奋,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遇到 来看我的人,我都和他们谈论国事。甚至一个不懂事的佣妇来我房里的时候,我也 要问她外面变成了什么景象,街上有没有挂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去看看这 大转变后的新世界,满足我的兴奋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亲要报纸看,父亲却不许可。医生说我的身体还是十分虚弱,看书 看报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闭目想象外部世界的奇异变象,想 象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载着的惊人新闻,我委实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合家人正 在午饭的时候,我的房里没有人。我从病床上奋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 对面我父亲的书室里。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时报》,就折回到病室里。还没有回到 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亲进房来的时候看见我晕倒在地上,手中拿着一 份《时报》,全家都着急起来。忙扶我到床上,请了医生来,总算又把我救过来了。 但是以后就绝对不许我看报,而且不让我一个人在房里。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没有气力,一九一二年的 一月一日,清廷逊位,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我的父亲本也是“新党”, 到这时他再不犹豫了。他选定了一个吉日,叫了理发师来,替合家男子剪发。父亲 是第一个剪去辫子。自然这一回父亲不再主张“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时我已经能从床上起来,准备在我的父亲叔父之后,剪掉我的小辫子。但是 当我起来照了一下镜子,发见那我认为奇耻大辱的猪尾巴,早已不见了。原来一场 大病,把我的几根又黄又短的头发,脱的干干净净,我已成了一个秃头。因此直到 了最后,我还是没有机会表现我的发辫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没有比这一件事失望 更大的。 至今回想,我是一个多么赢弱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