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无意插柳柳成荫 我为此情绪十分低落。不是为恋爱的失败,而是感觉到受了欺骗,受到了愚弄。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处对不起她的地方,她不应该跟我开这样大的玩笑。 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设在江湾体育场附近(所以后来改办上海体育学院),离 市区较远,干部们都是每星期回家一次,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我已经有两个星期不 回家了。第三个星期六,怡姐姐见我又不打算回家,就对我说:“振作起来,别那 样蔫头耷拉脑的。大丈夫只怕事业不成,何患无妻?难道因为李萍不嫁你就这样闹 情绪么?”我强辩说:“我不是闹情绪,第一大热天儿的懒得动换,反正家里也没 什么事儿;第二我正在写一篇小说,趁星期天这里清静,写完它。”她笑了起来: “别蒙我了。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难道我也不知道?这样吧,明天你到我家里 来,我给你做点儿好吃的,散散心,怎么样?”我也大笑:“别凑热闹了!星期天 你家里客人踏破门槛,难道你叫我做第七个客人不成?”她想了想,微笑着说: “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就来我家,咱们早点儿出去,躲开那些人。上午咱们逛公园, 中午我请你吃生煎馒头,下午我请你看电影,来他个尽一日之欢,行不行?”我见 她是真心,不是打哈哈,就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执行,上午在公园里果然聊得很开心,一天烦恼云雾散, 中午胃口大开,一两三个的生煎包子,我一口气吃了十个,整比她多一倍。 下午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的是德国影片《冷酷的心》。当时居民的 家里还没有空调机,只有电影院里才有冷气,而当时的电影票价又不太贵,因此就 有人宁可花看电影的钱,却到电影院里去享受凉快。在我们座位的前后左右,居然 有好几个人歪着脑袋昏昏入睡,有的还轻轻地打着呼噜。 反正上午在公园里已经说了很多话,在电影院里,我们遵守规矩,基本上没怎 么说话,只是偶尔交换一下对影片中人物或情节的看法。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她忽然凑近我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谁叫我比你大那么多呢?要是我比你小几 岁,那就好了!” 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弦外之音,已经十分明白。既然她敢于这样说,可见这 个问题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果断 地说:“就是你了!年龄问题,我不考虑,你也别顾虑!”她也抓紧了我的手,低 沉地说:“你不懂,这不单单是你我两个人的问题,家庭,亲友,压力都很大……” 进电影院的时候,她还是我的怡姐姐,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就不是我的姐姐了。 情况果然如她所说,连她的妹妹还比我大三岁呢,这事儿叫她怎么向父亲开口, 向亲友交代? 旧的烦恼刚下眉头,新的烦恼又上心头。在这以后的几天当中,关上了办公室 的房门,我们讨论的,尽是这个问题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论是:除非我离 开上海,不在她的亲友面前结婚,事情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这样做又未免过于残酷: 她母亲早亡,哥哥在美国,妹妹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如果 我们再离开上海,家里可就只剩下她父亲一个人了。不过既然她愿意为此作出这样 重大的牺牲,我不能不努力一下。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有三方面活动,第一是写小说、诗歌,第二是组 织合唱团,作曲兼指挥,第三是从事文字改革,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我1950年就参 加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从部队回来,又参加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上海新文 字工作者协会的会长是陈望道,日常工作由副会长倪海曙主持。倪海曙同志和我的 关系比较密切。他本来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正奉调北京筹建通俗读物出 版社。他说出版社开张伊始,人手极缺,问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到北京去。这简直是 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立刻答应了。1954年7 月,我奉调北京,但是没到通俗读物出 版社,而是到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具体工作是参加编辑《光明日报》的 《文字改革》专刊,因为这个专刊就是倪海曙主编的。调令到达,她和我父母亲一 起送我上火车,终于叫我父母亲一声“爸爸”“妈妈”,承认她是吴家的儿媳妇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快就结婚,原因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把我列为肃反对象,起 因则是办公室内一个女打字员从我的照相本中发现我的几张“戎装”照片,其中除 了身穿解放军服装之外,还有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照片。其实这是我演话剧的剧 照,要不然,我怎么会冠冕堂皇地放在照相本子里?但是以积极分子自居的打字员 不懂这个,竟把我的照片偷走并交到人事科去了。为此隔离审查了我半年多,最后 还是派人到我家乡向我的老师、同学取得旁证,方才将我解放了的。肃反领导小组 向我口头致歉,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别的都不提,只希望把我的未婚妻调来。领 导经过快速运作,终于在1956年国庆后把怡调来了。当时肃反运动还没有结束,单 位特意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婚礼,各级领导几乎全都到齐了。很显然,这是一次非正 式的当众宣布:吴越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政治问题。 那一年,怡已经三十岁,考虑到年纪太大生育不便,婚后才两个月,怡就有了 身孕。1957年8 月,怡回上海去做产,我一个人住在北京。当时反右派运动进行得 如火如荼,我却因为肺部发现乒乓球大小的一个瘤子而半休,没有参加运动。一个 星期天,我看到报纸上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觉得太小题大做了,就写了 封信给《人民日报》,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况储安平的话“也不是没 有一点儿根据”。 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有120 多人,按照5%的指标,已经揪出了六个右派, 基本上完成任务了。但是《人民日报》把我的这封信转了回来,于是掀起了轩然大 波,结果是揪出了第七个右派,超额完成了任务。 下面的事儿长话短说: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怡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与我成了“两股道儿上跑的车”。为了不让孩子当 “右派崽子”,她与我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也下放到江苏海门县当英语教师去了。 孩子由外公起名叫“吴永”。直到1965年春节,孩子都八岁了,我摘了右派帽 子,有了探亲假,回上海探亲,才有机会硬着头皮到姚家看了她一眼,拢共不到五 分钟。她的脸型长得跟怡一模一样,我递给她一块巧克力糖,她不知道我是谁,翻 着大眼睛说了声“谢谢叔叔”,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她外公倒是挺通情达理的, 给了我三张孩子的照片。我也挺自觉的,立刻就告辞。 我去姚家,本希望能够看见怡,没想到我去早了,她还没放寒假。春节期间, 我请一位女同志打电话给她,把她约了出来,在人民公园见面。公园还是那个公园, 人也还是那两个人,但是心情与十二年前可大不相同了。她面容憔悴,愁眉不展, 瘦了许多。她告诉我,她与我结合,父亲和妹妹其实都不大同意,只是不想横加干 涉而已。等到我出了事儿,父亲和妹妹会说些什么话,可想而知。除了来自家庭的 压力之外,单位对她的压力也很大。我是倪海曙介绍来的,一直跟着他工作。创办 文字改革出版社的时候,编辑部就我和他两个人:他当总编,我当编辑。在别人看 来,我是他的亲信无疑。怡调来以后,就在总编室工作,等于是总编的秘书。当时 文改会内部有学术观点的分歧是事实,与倪海曙观点相左的人姓郑,原是周总理的 秘书,早先当过文改会的秘书长,是真正的当权派。但是有人把这种分歧说成是拉 山头的“派系”,而且把我和怡都列入根本就不存在的“上海派”中去,与“本地 派”对立起来,则是冤枉的。倪海曙不是党员,在会里不是当权派。于是他们两个 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关系上的磨擦,就难免要拿我们这些无辜者当牺牲品了。1957 年我被错划为右派,“自己跳出来”固然是原因之一,“清君侧”和“削弱对立派” 至少也是因素之一。我被送去劳改以后,怡在单位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所 以一有下放的名额下来,她就首当其冲了。结合以上两重原因,加上避免让孩子当 “右派崽子”,她离开北京之前,不得不提出与我离婚,这些苦衷,希望我能够谅 解。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事情都是因我而起,做出牺牲的是她, 她不埋怨我,倒要我谅解,确实让我无地自容了。我岔开这个话题,只希望她把孩 子带出来让我再看看。她说:我到她家里去了一趟,她父亲已经知道我在上海,不 但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对她也盯得很紧。再说,孩子还小,最好不要让她增加心灵 上的创伤和思想上的负担。这一次因为打电话过去的是个女同志,她爸爸倒是没有 起疑心,但她也不能在外面呆太久了,得赶紧回家去。只怕以后连她也很难出来与 我见面了。 我尊重她的意见,就出了公园,步行一直送她到家门口不远处,这才上了电车 回家来。 过了几天,怡突然到我家来,说是开学在即,她要做些准备,打算明天一早上 船回海门,所以今天特地来向我告别,也顺便看看我爸爸、妈妈。我母亲见这个离 了婚的儿媳妇又上门来,赶紧按照缙云人的风俗习惯做了满满一碗米粉干,加上两 个荷包蛋端了来。怡的饭量本来就极小,加上此地、此人、此心、此情,哪里吃得 下去?用筷子尖儿挑起几根儿来强咽了下去,就眼泪汪汪地放下了筷子,告辞要走。 我送她到车站,问她明天几点钟的船,我去送她。她再三叮嘱我不要送,不要 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化。但是我不听。我想她既然敢于到我家里来跟我道别,说明 她心中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熄灭,又特别说明是明天一早上船,不正是希望我送送她 的意思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十六铺码头,买了一张送客的码头票,站在检票处等她。 但是一直等到旅客全部上船,船都开了,还不见她来,估计她一定是改期了,只好 怏怏而回。 回家以后,我把码头票装进信封,寄到了海门,以此告诉她我的确是按点到码 头去送过她的。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取消了摘帽右派们的探亲假,我也再没有到过上 海。直到1975年我攒够了路费到缙云看望母亲,朋友们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返回 北京之前给怡发了一封长信,先告诉她老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然后问她在 目前政治形势稍许宽松的前提下是否有复婚的希望,并表示我将到海门去与她面谈 这个问题。结果是我一到上海,大嫂子就递给我一封电报和一封信,电报是叮嘱我 千万别到海门去,信则说明目前她的处境依然非常不好,叫我不要再打搅她,更不 能与我在海门见面,并说:“要想孩子叫你爸爸,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了。如果有 可能,你还是再生一个女儿叫你爸爸吧。”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多啰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遵嘱从此没有再打搅她。 直到二十二年以后的1987年,一号吴永才到北京来看望我。那是1983年我的长 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我按照老地址给吴永寄了一套书去,终于跟她联系 上了。她来北京那一年已经三十岁,在上海静安医院工作,即将结婚。她的姨妈和 姨父都在北大教书,她是先到姨妈家再由姨妈送她来我家的。我与她姨妈已经没有 任何话可说,见面只是点头而已。 在父女团聚的日子里,她告诉我:外公已经故去,不然的话,她也不可能到北 京来认爸爸。妈妈依旧没有结婚,但是交过一个脸型与我十分相似的朋友,不过到 了儿也没结婚。她从小到大都是在外公的扶养下长大的,不但从来没得到过父爱, 连母爱也极少。因为母亲在海门教书,一年只回上海来两次,而且每次时间都不长, 对她的感情好像还不如对学生深。如果阿姨(指三号吴永的母亲)不介意,她会动 员妈妈来看望我的。 我告诉她:阿姨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二号吴永的妈妈她也见过。如果怡肯来 北京,她一定热情接待,绝不会介意,更不会有语言上的龃龉。 但是这个女儿终究已经三十岁了,第一次叫爸爸,很不容易开口,在这样的背 景下与父亲见面,也无法欢快,无法亲热。探亲假的时间有限,住了几天,就要回 上海了。动身那一天,她的两个表妹、三号吴永和她妈,加上我一共五个人送她进 了车站,在月台上依依话别。直到开车的铃响了,她要上车去,这才忽然扑进我的 怀里来,叫了一声“爸爸”,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互相亲吻。啊,三十年了, 直到三十年之后,我才第一次“抱”着我的女儿,才第一次亲吻我的女儿! 四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一号吴永再次来北京探亲。这一次,她果然把妈妈 动员来与我见面了。怡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我来,是想把当时的一些 情况说说清楚……”我立刻制止她:“当年的事情,一切都已经过去,你也已经向 我都说清楚了,咱们谁也不要再提它了,好吗?”她默然,果然就不再提起往事。 尽管三号吴永和她妈都热情地接待她,但是她与我坐在沙发上聊了没有多少时 间,就起身告辞,要回她妹妹那儿去,大家怎么留她也留不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情,我也不勉强,只好听她自便,送她上了汽车。 这时候,二号吴永也已经结婚,我有心让三姐妹见见面,就定了个星期天,把 大小两个吴永带到二号吴永家里去,在她家吃了一顿“三姐妹团圆饭”,又拍了许 多照片。──张扬拿去发表的,就是这次拍的照片。 怡回上海以后不久,就到美国看望她的哥哥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也没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