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被封锁消息的“兰州事件” 两天之后,去新疆的人终于上车走了。是半夜里在黄村车站直接上的火车,而 且听说是由解放军押送的。当时的传言说法很多,多数人认为,既然是“同志”了, 就不应该再用解放军押送。我倒认为:既然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解放军系统,接 送的时候由解放军带队,不能理解为押送,何况这也算是军事行动,军队讲究组织 性、纪律性,不由解放军带队,只怕还管不住这些“小闯将”们呢! 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这期间我回过两次家,依旧先是四个人同住一室,然 后天亮之前再再与妻同床。琴已经与所有该道别的朋友都道了别,但是第二批去新 疆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如今是连新疆来的政委也走了,想找个人问问也没人可问了。 就在我第二次回家之后返场,团河农场已经是传说纷纷。因为有许多人回家之 后收到了新疆来信,终于得知这次去新疆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路上发生的重大情况。 综合各人收到的来信,情况大致是这样:那天上火车,确实是由解放军押送的。 上车之后,每节车厢都由两名带枪的解放军把守,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上了锁,不 同车厢的人不许来往,进站停靠之后也不许任何人下车。理由是为了安全和便于管 理。因为这是一次军用专列,是在班车之间“插空”行驶的,没有固定的停靠与开 动的时间,说停就停,说开就要开。有时候只停三五分钟,有时候一停就是几个小 时。 开头一两天,大家都忍受了。两天一过,大家感到憋得难受。特别是上车之前 发的干粮,都是些馒头、烙饼、饼干之类,第一是干得不行,车厢里开水供应又不 足;第二是车厢里空气热,干粮焐在口袋里,都有些变味儿了。因此每逢进站停车, 许多人都要求下车买点儿吃的和喝的,顺便活动活动腿脚。但是这样的要求,却得 不到警卫战士的许可。他们口口声声只说这是上级的规定,进站以后,任何人不得 下车,以免有人掉队。因为车子什么时候开,谁也不知道。 经过这样几次三番的交涉,都得不到允许,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开头只是一些 “小哥儿们”吵吵,后来连老成持重的人也憋不住了。牢骚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第三天,列车进了兰州车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既不开门,也不开走。几个 “小哥儿们”再也忍不住了,就从车窗往外跳。有人带了头,就有人跟着。不一会 儿工夫,月台上就到处都是“兵团战士”了。好在他们下车以后,不过是买点儿吃 的,顺便活动活动腿脚,并不是想逃跑或闹事。但是负责警卫的解放军见“跑了人”, 当然要出面阻止。于是“兵团战士”们先是和警卫战士们戗戗了起来,继而双方动 了手。警卫战士虽然手上有枪,但是上级并没有下达开枪命令,实际上他们并不敢 开枪。再说,每节车厢中只有两名战士,而且分守在车厢的两头,而车厢里面,却 有上百名从前的劳改犯、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而其中多数人则又是在北京城 “玩儿闹”惯了的“小哥儿们”,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一忍再忍,忍了两 三天,就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了。如今既然戗戗了起来,其中有几个脾气暴躁的, 惯于犯浑闹事的,就一哄而上,几个人兑付一个,把警卫战士手中的枪夺了过来, 然后打开车厢门,一哄而下。 一节车厢闹开了头,别的车厢也照此办理,不一会儿工夫,警卫战士们手中的 枪,都被“建设兵团战士们”缴了械。于是兰州车站月台上,到处都是乱窜的“小 哥儿们”了。 兵团来的政委一看事情不好,立刻向当地驻军求救。据说不久之后当地驻军派 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当然这只是人们按当时月台上可以见到的军人数量估计的), 企图以武力“劝说”下车购买食物的人回车厢中去。可是这些毛头星们既然做开了 头,谁是那么听话的?驻军无奈,只好开枪。据说开头不过是朝天开几枪,无非是 恐吓恐吓,并不真想杀人,没想到手里有了武器的小哥儿们,一看对方先开的枪, 立刻也开枪还击。这一来惹恼了驻军,正式下令“镇压叛乱”。既然被称为“叛乱”, 那枪子儿可就不是朝天飞,而是老实不客气地往人们的肉体内钻了。 月台上登时乱了套。有枪的躲在柱子或掩蔽物后面打冷枪,没枪的四处乱跑, 有钻到车厢底下的,也有逃进车厢里面的。一场混战的结果,终于因为双方实力悬 殊,夺过来的枪并没有几颗子弹,于是持枪的、为首的,都被绑了起来,没枪的、 只为透透空气而下车的,则统统被赶上了车。──这一场事端虽然前后不过个把小 时就平息了下去,也没有任何新闻媒体报导过,但是却被称为是“兰州事件”,事 后在新疆建设兵团作为一件大案进行处理,为首者若干人被枪毙,若干人被判刑, 还有的进了学习班被批斗。据说小改和小茅是这次事件的“为首肇事者”之一,有 说当时就“死于非命”了的,有说这俩小子机灵,很可能是逃跑了的;另一些不是 为首者,充其量不过是“支持者”,本来只要检讨一下就能够过关的,但是却有好 几个人“畏罪自杀”了。──传闻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消息来自亲历者和目击 者,情况应该基本属实。 至于到达新疆的人,据与我同班的右派朱源(划右以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1980 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延庆县体委工作)给我写信说,他们被输送到南疆的大森林里 去伐木,那里离乌鲁木齐坐汽车要开六天,只能看见半个月以前的《人民日报》, 什么蔬菜也吃不到,天天吃罐头,每天除了砍树还是砍树,人就像机器一样,或者 说像牲口一样。但是那地方四周无人烟,想逃也逃不出来。凡是到了新疆的人人人 懊悔,劝我尽一切可能千万别再去。 关于这种传说,队部、场部当然都知道,但也不见有哪一位首长出来解释或辟 谣,而是采取“黑不提白不提”的回避政策,根本不提此事。 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一方面是建设兵团不想再到团河农场来“招兵”,一 方面是即便还来动员,还来叫“同志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积极响应了。多数 人估计不会再有第二批,事实上也没有再开动员会。 尽管领导上对这件事情采取“回避政策”,不再提起;多数带家属的这一次没 有去成,纷纷念佛,大为庆幸;但是我却不能不提这件事。如果不动员我去新疆, 如果不说带老婆到新疆有工作,我是绝不会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违心地“抓”一个 老婆来的。因为我“抓”了个老婆,导致我不能去新疆;既然去新疆是这样的结果, 应该说这是“歪打正着”,是琴救了我。琴是一个大功臣也是我的大恩人。但是我 不去新疆,就只能在团河农场继续当我的“一级园林工”,只能继续每月拿三十二 元工资。换句话说,我继续在团河当工人,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养活一个老婆的。 事情既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办成了这样,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仅 仅是订了婚,还没有入洞房,说明情况,退婚也就是了。但是我们的情况又比较特 殊:明面儿上我们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同床,实际上暗渡陈仓已经非止一次,琴已 经实实在在地是我的老婆了。如果到了新疆以后她不满意,要求跑回来,那是她主 动,而且是与家人在一起协商好了的,我可以不负责任;如今是没去新疆,我怎么 能够以无力负担作为理由来解除婚约、来否定这宗既成婚姻呢? 我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