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惨淡经营穷安家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正在白热化,我们不再去新疆的事情也逐渐明朗 化。每次回家,都告诉家里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不可能也 不应该继续隐瞒下去了,因此第四个休息日我回到家里,把这些日子来所发生的情 况统统跟家里人都说了。我的原则是:是怎么回事情,就说是怎么回事情,绝不隐 瞒。该怎么处理,一是我听家里的,二是我绝不推卸责任。 琴首先表态:既然已经决定嫁给我而且事实上已经嫁给我了,不管发生什么变 故,都要跟着我。老丈人接着说:既然去新疆的结果是这样,不去倒是幸运。如今 眼前要办的事情,是赶紧去领结婚证,不要把合法婚姻变成非法同居。至于今后的 日子怎么过,古话说:船到桥门自会直,先不要想那么多,只能一步一步走着瞧, 总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也绝不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从此不管 琴的死活。 既然琴本人和老头子都表了态发了话,其余人也不便说什么。我心里明白,这 种兄弟姊妹合在一起过的大家庭,谁心里都有一本小九九儿,可又谁都不愿意出头 露面。好在老丈人眼下还主事,只要老头子不死,至少琴还不至于被轰出来。 我们当即商定,琴这边先找大队开结婚介绍信,然后我们到大兴县登记结婚, 喜事就在农场办,家里不再举行婚礼了。 我把近日来的一连串变化,写信详细告诉了我的父母亲。 几天以后,琴果然带着大队开的介绍信到农场来了。当时的劳改农场,不论是 队部还是场部,对于就业人员的结婚问题,采取的是既支持却又不积极支持的策略。 说支持,指的是凡有就业人员要结婚,只要女方开来了介绍信,农场一定也开男方 的结婚介绍信。这叫“道义上”的支持;说不积极支持,指的是队部或场部绝不参 与任何婚礼,干部们绝不来吃一块糖,抽一支烟,也不提供任何方便,包括居住、 交通、饮食、礼仪等等“物质上”的支持。我拿上琴的介绍信,到场部顺利地开来 了我的介绍信,然后一起到大兴县民政科去登记。 那一天,正好是大兴县的县长、书记被游斗的日子,我们还没进县政府,只见 一帮人敲锣打鼓地从县政府里涌出来,以红旗为前导,县长、书记头戴纸糊的大帽 子,身上挂着写有名字、打着红叉叉的大牌子,被“革命造反派”押着游街。我们 估计今天县政府里面一定没人办公,抱着姑妄试之的想法进去一看,民政科内居然 还有人留守。我们问结婚登记在哪里办,那人把我们的介绍信要过去看了一下,只 问了一句:“你们可是自愿结婚的?”我们同声回答:“是自愿的。”那人就没再 问,拿出大红色的结婚证书来填上,问我们要了两角钱,手续就算办完了,连例行 的“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之类的官话都没说。我们没想到办结婚登记原来这 样简单。我估计,要不是县长、书记被游斗,至少还要多问几句的。 从县政府出来,我们买了几盒烟、几斤糖,又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的合 影,就算是结婚照了。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完,回到中队,我却为把新房做在哪里 犯了愁。中队根本没有一间空房,即便有,队部也绝不会答应借用。因为事情明摆 着,只要一借出去,想收回来就难了。想来想去,只有工具房里面的一间放了半间 农具,还空着半间,以前就有人在这里办过“喜事”,还有可能借来。但是我与工 具员的关系不怎么“铁”,怕碰钉子,想到班长王一民与工具员是多年的老朋友, 就托王班长去说情。王班长却说工具房里面太杂乱,帮我出了个主意:去找食堂管 理员借用澡堂子。 我所在的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以前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的机关农场, 是干部们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蔬菜瓜果的生产基地,1957年以前,我就在这里劳 动过。后来机关农场撤消,房和地都交给了团河农场,成为二大队二中队。因此, 在二大队的各中队中,二中队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设施都比较好,不但有一个像模像 样的食堂(别的中队只有做饭、卖饭的伙房而没有可以放桌子坐着吃饭的食堂), 而且还有一个澡堂子,内外两间,内间是水池子,外间是换衣服用的,有铺板和凳 子。澡堂子归食堂代管,每星期开放一次,平时锁着。食堂管理员马义扬也是个右 派,与我的关系比较好。我去与他一说,他只要求我第一不要长期占用,第二到了 洗澡的日子一定要把铺盖搬出来。我一保证,他就把澡堂子的门给开开了。 我把我的铺盖搬进澡堂子,同时宣布:“文革”期间,到处都在破四旧,我今 天结婚,不敢散发喜糖,但是谁进我的“新房”,烟和糖还是有的。 王班长是个热心人,他请宣传员用大红纸写了一张贺词,贴在我的“新房”内, 然后让班内的人分批到我的新房来祝贺,还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喧哗哄笑打闹,以免 队部干涉,自讨没趣。 那时候,果园里正是葡萄采摘的旺季,园林工白吃葡萄,那是公开的秘密,虽 然是在“文革”期间,也禁而不绝,看见那最大最好的,往大衣兜儿里一揣,就带 回来了。因此,在我的“澡堂子新房”里,各种品种的葡萄都有,当然都是“哥儿 们”送来的“贺礼”,而且只能藏在铺底下,不能公开地放在明面儿上。 “老就”结婚,按例也有三天假期。这时候城里到处在斗黑帮、扫四旧,老舍 已经跳湖自杀,北海公园已经被江青一伙儿独占,进城没什么地方可玩儿的了。于 是我干脆用自行车带上我的新娘子到团河农场四周去转转。离农场东面不远,有一 个团河行宫,本是清代皇上秋季狩猎之后的休息场所,如今是团河农场的酒厂所在 地,虽然没有经过修整,不过也有苍松古柏荷花池,池中游鱼可数,池边垂柳依依, 御碑亭中还有乾隆亲笔书写的石碑,不是风景区,也是名胜地。如此广阔的一处胜 迹,却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闲逛,多么逍遥! 三天一过,我应该出工了。琴反正没事儿可干,就跟我进果园,帮我采摘或疏 果。她是个不领工资的义务工,别的没有,葡萄管够,品种繁多,喜欢吃哪种就吃 哪种。琴的一生中,恐怕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多这么好的葡萄吧! 不久就到了我们的休息日。我用一毛五分钱一斤的“内部价格”买了两箱子葡 萄,每箱二十斤,当然都是最大最好的,又用五分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一箱子疏下来 的葡萄珠儿,也是二十斤,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我买的那箱子葡萄珠儿,是精 选的。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葡萄上市之前,要经过一道“疏果”的工序,把未熟的 青粒或太小的葡萄珠儿剪去。出口的葡萄,凡是小于一分钱硬币的葡萄,都要剪掉。 那时候,二中队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给市政府某首长疏剪“特供”葡萄,每天四 箱,每箱二十五斤,每天下午由首长秘书开着小车来取走,当然是不给钱的。这种 “特供”葡萄,要求比出口葡萄的个儿还要大,因此规格和档次往上提,凡是小于 二分钱硬币的葡萄珠儿,都要剪掉。我专门用一只箱子把这些小于二分钱硬币的葡 萄珠儿装起来,装满了一箱,让统计员检查过,然后以五分钱一斤的“官价”买下。 这种葡萄未经授粉,个儿虽然小,但是没有籽儿,吃起来则一样甜,因此实际上是 “价廉物美”的好东西,是穷就业的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吃的最好的礼物。 两天休息日转眼过去,等到我们从家里回来,食堂管理员通知我:由于他自作 主张把澡堂子借给我作新房,队长已经批评了他。他也没想到琴回家以后还会回来, 已经答复队长“下不为例”了。琴跟我回来,如今却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怎么 办呢? 采摘期间,葡萄园里的几个水泵房都已经住进了看守果园的人,别的地方根本 就没有房子。考虑了半天,毫无办法。这时候王班长给我出了个主意:住狗舍去。 就在二中队的东边不远,有一排很漂亮的房子,洋瓦的房顶,绿漆的门窗,每 间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围着绿色的铁栅栏,只是房子和门窗都比通常的 房屋要小三分之一。猛一看,倒像是“微缩”了的标准住宅的模型。其实这是专门 养狼狗的狗舍。据说公安局用的警犬,有的是花大量外汇从外国进口的,要求很高, 不但要保持品种纯,而且不许接触太多的生人,因此每头警犬都有一间房间,由专 人饲养,那伙食标准,比三四个就业人员的工资还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警 犬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狗舍一直空着。反正门没锁,只用一根铁丝拧着。 如果不嫌矮,比住水泵房还舒服。 我犹豫了许久。一种“人不如狗”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跟 琴商量:要么让她回家去,要么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她说她不想回家,愿意跟 着我。我带她去看了狗舍,房子还真不错,虽然矮了点儿,也有两米来高,一个人 是站得直的,比上海的穷人住的“阁楼”强多了。可我们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 而且是新婚夫妻,住进了狗舍,总觉得太“那个”点儿。琴虽然没有工作,但总还 是个人,让她住进“狗窝”里,我也觉得太对不起她。世界上哪有新婚夫妇是在 “狗舍”里“度蜜月”的呀?可是她嫁给了我这样的“摘帽右派”,却连个睡觉的 地方都找不到。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耻辱,但是对她来说,却是莫大的羞辱, 至少是痛苦。 琴站在狗舍面前,好久好久一句话没说,两眼却湿润了。我知道她心里难受。 狗舍再好,终究是给狗住的。尽管我当时的处境和身价都不如一条警犬,但我究竟 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让两个人而且是“新婚夫妻”去住狗舍,未免过于丧失人 格。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决定立刻送她到汽车站,让她先回家再说。这时候天还 不黑,晚了,怕郊区车没了。 正在这时候,炊事员老钱推着泔水车喂猪来了。原来狗舍的尽西头一间,喂着 二中队食堂的两头“伙食猪”,也就是利用食堂的泔水喂养的猪,归食堂所有,与 中队办的猪圈不相干。老钱的“家里的”就住在黄村一街,而且是街道的积极分子, 因为行动快速,外号人称“快颠儿大妈”。“颠儿”是北京土话,有“行走、小跑” 的意思。──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老钱见我们两个站在狗舍前面发呆,就问我在这里看什么。我也不隐瞒,以实 话相告。他听了,摇摇头说:“这里怎么能住人?甭说房子太矮,憋气得慌,就是 高高大大,总是狗舍不是?再说,这里四面没人,离中队又远,你们住在这里,也 不安全。弄得不好,转眼间连被褥都会不见了。”他沉思了一下,又说:“这样吧, 让你媳妇儿今天晚上在我家凑合一夜,明天我让我家里的替你在一街找间房间住。 哪怕小点儿呢,总是正经房子不是?”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有人伸出了援救之手。 等老钱喂完了猪,我和琴就跟着他到了黄村一街。 这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农村小街,很窄却很长,北头直达村外田野,南头则与黄 村大街相通,基本上与村外新修的公路平行。说它是“街”,其实两面根本就没有 商店,都是农户。我在大兴县住了那么多年,不但没走过这条街,甚至不知道还有 这么一条“街”。好在老钱家住在一街的尽北头,离二中队特近,出了农场管区, 穿过马路,再走几分钟就到了。 第二天一早,老钱来上班,告诉我昨天晚上他老伴儿就已经给我找定了房子, 就在他家隔街的西面,是一间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披屋,琴也已经去看过,点头认可 了,给房东说定的房租是每月四元钱,另外加电费一元钱左右。吃过中午饭,让我 自己去看看,没意见,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连连道谢。没想到他老伴儿办事这样快,真是“快颠儿大妈”,果然名不虚 传。马上就要出工,上午是没工夫去看了,一切等中午再说。 九点多钟,琴找到果园里来了。这几天,她几乎天天帮我采摘疏果,不花钱的 葡萄足吃,对果园已经很熟,道口上几个值班的也都认识她,不会拦阻。她一面疏 果,一面跟我描绘那房子:虽然是西披屋,面积也小了点儿,但在院子里面,有围 墙、院门,不是篱笆墙,跟街路并不直通,在农村还算是比较严谨的。缺点是木板 门,门上没有玻璃,窗户是方格子的木窗楞,只能糊纸,也没有玻璃,所以光线暗 了点儿。我说:“四块钱一个月的房钱,能够租到就不错了,哪儿还能挑这挑那的? 我犯愁的,不是房子不好,是一点儿家俱也没有。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去新疆要用 的东西了,如今不去新疆,却要买家里动用的东西,这笔钱,还不知道该从哪里出 呢!” 我这话,其实是说给大家听的。琴知道我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那是她万一要 从新疆逃回来的路费。如今“后顾之忧”倒是没有了,这笔钱,当然可以用来“安 家”的。 吃过中午饭,琴带我到黄村一街看房子,当然同时也要拜访房东。房东叫周广 金,虽然家住农村,却是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一个星期只回来一次,家里的事情 都是房东大嫂作主。家里还有她婆婆和好几个孩子,大的已经十四五岁,最小的小 姑娘才四岁。昨天晚上,“快颠儿大妈”就是带着琴来找的房东大嫂。房东大嫂也 是个极痛快的人,听“快颠儿大妈”说我们结婚以后没房子住,就一口答应,对琴 说:“只要不嫌房间小,你们就搬来住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你们来了,我们还 图个人多热闹呢,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最后还是“快颠儿大妈”给说了个每月四 元的价,大嫂也二话没说,就点头答应了。 大嫂领我看了看房间,里面还堆着一些杂物,看样子以前是小厨房,后来当作 储藏室用了。这房间,的确如琴所说,关上房门,暗得就像地洞一般。不过我有办 法:房间里四面糊上白纸,窗户不糊纸,改为半透明的塑料布,房间里面立刻就会 亮堂起来。我还有一手绝活儿:在房顶拉几根细铁丝,在铁丝上糊上一层旧报纸, 干了以后,再糊一层白纸,不用吊顶就是一个“顶棚”,也能够增加亮度。我关心 的是房东能不能提供一些床铺桌椅板凳之类的家俱。大嫂笑着说:她自己睡的也是 大土炕,家里缺的就是桌椅板凳。这个忙,她帮不上。不过她却给我提供了一条信 息:大红门木材厂,每天清早处理不成材的木板,也有六尺多长一块的,每块不过 一两元钱,买那么七八块,就够一副铺板了。再买几根方子,也就是方形的短木料, 钉两张搁凳,把铺板架起来,不就能睡觉了么?不过这种木材眼下很缺,去买木料 的人都是天不亮就出发,等天亮了一开门就蜂拥而入,买木板像抢的一样,好点儿 的,一会儿工夫就抢光了。所以要去的话,必须早起,去晚了就没了。 我谢过大嫂,当时就付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打发琴先回家,嘱咐她在这段时 间内到朝阳医院去放一个节育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怀了孕。又跟她说定: 这几天我集中力量把这个“窝”絮好了,到了下一个休息日,她就可以到这个“新 居”来住了。 我把情况向队长汇报,要求适当给一些时间。队长倒是挺同情的,因为我是个 “极听话的”标准型“老就”,从来不惹事儿,没给队部添过乱。何况这一次我是 因为去新疆而娶的老婆,如今突然变卦,去不成了,“善后问题”,农场不能不管。 我没找队部闹去,就已经很客气了,给点儿时间用于安家,怎能说不许? 一连几天我就忙这些事情。木板和方子都买来了,再买一斤寸半钉子,从房东 处借来锯子和锤子,钉了两张搁凳和两张方凳,床铺支起来了。剩点儿木料,又钉 了一个书架子。我的财产中,除了被褥和一个皮箱之外,还有几捆书。我的“新居” 中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文化气息。尽管忙得没工夫看,那怕就拿它当“新 房”的摆设,也是好的。 “家”的概念,第一是睡觉的地方,第二是吃饭的地方,特别是有了老婆以后。 如今睡觉的问题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要在家里吃饭,就得有锅碗瓢盆, 还得有炉子煤炭。何况天气一天天冷了下来,即便不做饭,总也得取暖不是? 锅碗之类好解决,价钱不太贵。一口小铁锅,当时不过卖一两块钱,加上全套 炊具,有十来块钱勉强够了。难办的是火炉。当时一个铸铁的新火炉,要卖十多块 钱,新的铁皮烟筒,也要两块多钱一节,买四节就要十来块。单这两项,就要花我 半个多月的工资。尽管我手里还有几十块钱,但总不能全部花光了,不能不防个万 一。“开源”是无望的,只能在“节流”上想想办法。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 那时候,黄村汽车站对面,有一家很大的废品收购站,不但收购各种废品,也出售 收购来的废品。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开发不尽的“富矿”。五十年代,北京 的居民冬季取暖和做饭用的大都是“花盆炉”:生铁铸就,下面是三条半尺来高的 炉腿,中间的炉身周围套着一圈儿像草帽沿儿似的铸铁花边儿,可以用来烤馒头片 之类,所以叫做“花盆炉”,上面是方形的炉盘,有三四个炉圈儿,后面加一个拐 脖,可以接烟囱。后来出现了新式的取暖做饭两用炉,炉腿取消了,炉身加长,增 加了散热量,于是这种老式的“花盆炉”就逐渐被淘汰了。而废品站中,却不乏这 种炉子。那是当废铁收购进来的,当然大都残缺不全。好在它数量多,只要肯花时 间翻,东拼西凑,还是可以凑全的。废品站收购废铁是几分钱一斤,卖出来也不过 一毛多钱一斤,一只二三十斤重的铁炉子,有两三块钱就买回来了。再买几毛钱青 灰镗一镗炉膛,就跟新的一样使。铁器无新旧嘛! 废品站里也有旧烟筒。当然都是使用多年,有了窟窿,无法再用的。不过有的 是半截儿烂了,半截儿还可以,或者只有少量的几个小窟窿。我就把这种烂烟筒买 回来,剪去朽烂的部分,半截儿半截儿地接起来,再用旧布条儿蘸上石灰浆,一圈 儿一圈儿缠上,外面再刷一层石灰浆,做到绝不漏气,把比较新的一截放在最下面, 承受比较高的温度,廉价的旧烟筒,就又可以当新烟筒使了。只有铁拐脖无法用旧 的改造,只能买新的。 房东大嫂过来看了,笑着说我这是“舍命不舍财”,这样的烟筒也敢用,一旦 煤气泄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她哪里知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身上无钱,寸 步难行啊。不过我对自己的“产品”倒是信心十足的,知道它绝不会漏煤气。退一 步说,即便真的让煤气醺死了,也是因为贫穷而死,对穷人而言,不正是“死得其 所”么? 人离不开水。有饭吃,还得有水喝。要烧水,最好有一把铝壶。用铁锅烧水, 不是有油腥味儿,就是有铁腥味儿。但是买一把铝壶,价格也是十多元。小点儿的, 也要七八元。这对我这个每月只挣三十二元还要养个老婆的穷光蛋来说,简直是奢 侈品。后来发现废品站中有好多没底儿的破铁壶。这也是早年“老北京”们使用的 东西,后来有了铝壶,铁壶渐渐地没人用了。这些破铁壶,有的壶帮还挺好的。我 就花几毛钱买回一把来,敲去沉积的水碱,到工具房找块薄铁片儿,自己学着换壶 底。叮叮噹噹地敲打了一个多钟头,壶底换上了,外面抹上点儿油灰,烤干了装上 水一试,居然不漏!没想到“小炉匠”的手艺并不难学。后来我给人家换过好几把 铁壶的壶底儿,手艺也越学越精。换脸盆底儿更容易,找两个罐头盒儿拆开一拼, 剪圆了,咬上口,抹点儿油灰,一小时不到就换一只,一分钱不花。那年月,我义 务劳动帮人家换的脸盆底儿多了去了。难友们有儿女下乡插队,家里的洗脸盆漏了, 又买不起新脸盆,也是我帮他们用罐头盒儿换的底儿。 将近半个月时间的惨淡经营,除了队部特批的三天事假之外,我利用午饭和晚 饭的饭后休息时间,像燕子垒窝一样,一口一口地絮我的“窝”,总算四壁和房顶 都糊上了白纸,窗户也钉上了半透明的塑料布,四尺来宽的床铺,也足够两口子同 时躺下了,锅碗炊具,也勉强凑齐了,米面芝麻酱之类,也按定量向食堂买来了, 除了还缺一张桌子,只好用琴的陪嫁──那口樟木箱子暂时代替之外,我的家,已 经颇像一个家,甚至可以自豪地说:并不比当地贫下中农的“家”差多少呢。 到了休息日,我不但已经把“新房”布置得井井有条,还从果园里偷偷儿拿出 两个葡萄筐来,用铁丝拧上两根木棍儿做成一副架在自行车后架上的“驮筐”,到 黄村煤店买了两百块蜂窝煤(那时候蜂窝煤还不定量供应,给钱就卖),生上了炉 子,炖上了一锅骨头汤,只等琴来擀面条了。──那年月,食油是定量供应的,每 人每月半斤。我自己开伙以后,食堂虽然按月退给我油票,可是根本不够。肉铺里 卖的大骨头棒子,七分钱一斤,花几毛钱熬上一锅汤下面条,可以不用再加油,熬 过的骨头拿到废品站去,还能卖四分钱一斤。所以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 买些大骨头来熬汤,而片儿汤、贴饼子,则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几乎天天演 出。 下午四点多钟,琴和她的大妹妹一起来了。家里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只会花钱不 会挣钱的姑娘,希望她早日离家,但是一旦真的离开了,却又有些不放心,所以责 成五妹一起来看看。五妹胖嘟嘟的,不但身体好,做饭也很利索,和面、擀面、切 面,一会儿工夫,面条就下锅了。尽管只有白菜、酱油,因为有大骨头汤,味道还 可以,姐儿两个吃得还挺香的呢。 五妹也和她姐姐一样,喜欢唱歌也善于唱歌,还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独 唱演员。姐妹俩一高兴,引吭高歌,加上我的男高音伴唱,“新房”里搞得喜气洋 洋,不但把房东的几个孩子都引了来,连房东大嫂子都站在房门外面听得笑眯眯的。 当天晚上,四尺宽的一张铺板上,愣是挤着三个人睡觉。我心里暗暗好笑:头 一次入洞房,是三个姑娘陪着我;这次算是有了自己的“新房”了,第一次进“新 房”,居然还有个“第三者”! 这时候,同一个中队的摘帽右派张永贤见我在黄村安了家以后,早上来上班, 下了班就回家去,生活上自由多了也舒服多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媳妇儿是延庆农 村娶的,家安在延庆,不但休息日回家很不方便,夫妻二人分两地生活,开支也大。 因此托我在黄村也替他找间房子。 我的房东周广金,有个弟弟叫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而且是并 排的。我知道周广银还有一间朝北的南房空着,面积比我租的那间大些,里面还有 一张床。经与广银商量,同意租给张永贤。于是不久之后,张永贤也搬来黄村,与 我同一院居住了。 我还有琴的一只大樟木箱暂充桌子,张永贤则只有床而没有桌子。他是右派队 出来的人中最早结婚的,已经有一个儿子,房间里没张桌子,什么活儿都只能盘腿 坐在床上干,当然不方便。 与我同一个班的李群英(原是国家民委的干部,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央民族大学 设备处处长,现已退休),他比我早一些日子娶了个极漂亮的老婆,原来是北京展 览馆的解说员,如今下放到鸭场工作,婚后他们在朝阳门外神路街附近租了一间民 房住。因为他有老婆,老婆又有工作,所以新疆之行,他没赶上。也算是“托老婆 的福”没到新疆去受苦的人。他老婆还带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为了给这个小 姑娘做床,他也是到附近的废品站买的刨花板。据他说,这种刨花板有的只是缺一 个角,并没有别的毛病,一张刨花板有三尺多宽、五尺多长,只卖一两块钱一张, 给小孩子做床满够了。我灵机一动:何不买一块刨花板回来,自己做张桌子?我跟 张永贤商量,他也说这是个好办法,不妨去看看。 转眼又到了休息日,我和张永贤一早就到神路街去找李群英。在他的带领下, 到废品站挑了两块相当不错的刨花板。张永贤也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当时就在 李群英家里设计好面板、底版、后板、帮板的大小,又借他的手锯一块块锯开,绑 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然后又顺路到大红门木材厂买了几根做桌腿、桌档用的方子 (方子不紧张,随时去买都有)。我们两个回到黄村,用螺丝钉一拧,两张虽然粗 糙但却还算结实的桌子,就制造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