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这个女儿来的不是时候 我在黄村安了家,两口子天天贴饼子片儿汤,艰难度日。所幸我没有受到批判, 也没害什么大病,作为一个劳动力“苟活”而已。 1967年春天,琴忽然病了,病得还不轻,吃什么吐什么,吐到后来连苦胆汁儿 都吐了出来。房东大嫂怀疑她是怀孕了,我却不信,因为她搬来黄村之前,已经到 朝阳医院放了节育环。大嫂说村里有个老太太会号脉,是不是怀孕一号脉就知道。 趁我上班的工夫,大嫂把那老太太请来替琴号脉。我一下班,大嫂就给我道喜,说 是老太太号脉以后,非常肯定地说是怀孕了,还给开了一张专治孕妇呕吐的土法偏 方。我有些半信半疑,问琴是不是把节育环摘了,她又肯定地说没有。为了确切起 见,我带她到黄村医院做了尿检,化验证明确实怀孕了,X 光透视则证明节育环的 确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摘也没掉。 这可真是越渴越吃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要孩子?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 已经不是我所愿,那是在去新疆的前提下临时抓的老婆,后来变卦不去了,我不能 不负责任地把生米做成熟饭的老婆退回娘家,这才勉为其难地组织了一个根本就不 像家庭的家庭,过的也是苟延残喘的生活。三十二块钱工资,除去四块钱房租、一 块钱电费,剩下二十七块钱,两个人的衣食住行包括一个月一百五十块蜂窝煤都要 从这里面出,也实在太难了点儿。遇上特殊的情况,例如琴的肺病复查,就不得不 动用爸爸在临死之前汇给我的那一百五十元“基金”了。如果再生个孩子,这日子 怎么过? 我要求做人工流产,琴同意,医院也同意。医院给定了个日子,我带琴去,偏 偏那一天停电;再定个日子,偏偏那一天大夫有事停诊,第三次去,那大夫听说琴 患有肺病,不肯做了,要她先到内科检查、X 光科透视。等到一切都检查完毕,大 夫又说胎儿太大了,做人工流产有危险,先是动员她:“第一个孩子,做什么人流? 生下来算了。”我们说经济力量达不到,她却鄙夷地反问:“生不起孩子,你们结 什么婚?”我们再三请求,她又说胎儿太大,孕妇又有病,这样的手术县级医院做 不了,要我们到城内去找大医院做。总之是这个大夫根本就不同情我们,明明是她 把时间耽误了,却又不负责任。 一拖两拖的,琴的妊娠反应期倒是过去了。既然胎儿已经太大,做手术有危险, 加上琴的两个妹妹都答应孩子生下来以后大家相帮着扶养,我们也就只好勉为其难 了。 琴怀孕期间,按理说应该增加营养,但是我的经济力量达不到,剩下的几个 “私房钱”还要准备她生育的时候用,无可奈何,只能多熬些骨头汤给她喝。据说 这玩意儿加上西红柿、土豆,不但能增加钙质,有益于胎儿,对孕妇也有好处,可 以说是穷人们价廉物美的最佳营养剂了。 为了迎接孩子的出生,我花两块五毛钱到集市上买了一只小羊,每天上班就牵 上,把它拴在葡萄床外面吃草,下班再牵回家来。 琴怀孕到七八个月,也许是骨头汤喝多了的缘故,胎儿长得不算小,肚子大得 看不见自己的脚,穿着的长裤自己也脱不下来。那时候,中队的“正面教育”已经 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几乎每天晚上的学习都要延长到十点钟以后,有时候还 要延长到十一点。只有我是例外:第一我住在外面,第二我必须回家去给老婆脱鞋 脱裤子,不然她就无法上床睡觉。中队指导员叫刘耀先,斗起人来虎着个脸挺凶的, 但对我却格外客气,晚上开会只要超过九点半,我一喊报告,不用说内容,他就知 道是什么事情,一摆下巴颏儿,让我先走,有时候不用我喊报告,他就主动让我走。 我在浙江的大姐听说琴要生育,给我们寄来了小衣服、小棉袄,这是我们老家 的“催生”风俗。我们四处向人家讨破床单、旧被里子,用来做尿布。包孩子的小 被子,用的是新面子、旧里子,但棉花是全新的。我又在陶然亭公园旁边的废品站 花五块钱买来一件绸里绸面的小娃娃披风,相当漂亮。琴说很可能是死鬼孩子用过 的东西,怕不吉利。我说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百无禁忌,什么都不怕,只要把它 放在火炉子上烘一烘,就算是“高温消毒”过了。此外,1954年把我从上海调到北 京来的倪海曙老师(原文字改革出版社总编辑,“文革”后出任国家语委秘书长) 又送给我一大包袱他的孩子用过的小衣服,都是比较高级的。这样,孩子的服装基 本上齐备了。 月子里吃的鸡蛋,我自己买了一些,几个老就朋友送来一些,装了满满一箱, 足有二十几斤。为了让产妇产后好好休息,我又到大红门买了几块铺板,多搭了一 张铺。屋子本来就很小,搭了两张铺,屋子正中只剩下一米见方一块地,只够放一 个炉子的了。 琴的预产期是一月上旬,但是我们到大兴县医院去联系提前住院,还是那个大 夫,正是她动员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如今却根本就不答应为琴接生,理由是琴有肺 病,必须到安定门一个专为肺病病人接生的医院去生育。从大兴县到安定门少说也 有五六十里路,等她肚子疼了再叫车送医院,第一是费用很高,第二大兴县当时根 本就没有出租汽车,第三万一孩子生在车上,麻烦可就大了。 万般无奈,我只好决定自己接生。我的两个嫂嫂都是助产士,怎么接生,要准 备些什么东西,平时听也听熟了,再买本农村接生员手册看看,无非剪脐带的剪子 要经过开水煮,胎儿头部出来的时候要保护好产妇的会阴,避免阴部撕裂,脐带里 面的血要向外挤掉,称为“钝性剥离”,婴儿落生以后不要用水洗,只要用棉花蘸 上淡硼酸溶液轻轻擦去血迹即可,等满了三朝再用温开水洗,等等。 房东大嫂也说:生孩子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她生了五六个孩子,没一个是在医 院里生的,都生在家里,不过有个老婆婆帮着而已。为了更保险起见,她把这个老 婆婆请来与我们见了面。这个老婆婆已经七十多岁,解放前本来就是“老娘婆”, 解放后接受过新法接生培训,懂得一些卫生知识,还有一定的接生经验。她当即给 琴做了产前检查,用土制的像高脚酒杯似的听诊器听了听胎儿的心声,告诉我们胎 位和胎儿都正常。这我们就更加放心了。不过为了预防万一发生的难产,我还是准 备了随时叫车和送医院的现款。 预产期过了一天又一天,看看过了一月中旬,我开始不相信那个不负责任的大 夫了。看看过了一月下旬,我完全不相信那个产科大夫了。超过预产期的事情不是 没有,但一超超过二十多天,是比较少见的。一月二十七日是除夕,琴连一点儿要 生的动静都没有。我不管她生不生,把羊宰了,准备过年。劳改十几年,什么活儿 不会干?宰羊的活儿不敢说很拿手特利索,至少也宰过好几头,还不发怵。 除夕平静度过,一连三天什么反应都没有,年初四早上我们还一起包了饺子吃, 晚上她就喊肚子疼。估计这个不该来又迟迟不肯来的孩子应该降生了。我去把老婆 婆请来,她过来一看,说了声“还早呢”,吩咐准备好草纸和炉灰,让我把炉子生 得旺旺的,为了准备熬夜,她回家睡觉去了,叫我等琴疼过两三阵以后,再去叫她。 过了半夜,琴已经疼过了三阵,我怕临时去叫老婆婆来不及,去把老婆婆请来, 先做了几个糖水鸡蛋,让老婆婆和琴都吃了,安排老婆婆在另一张铺上躺着休息。 琴在那不足一平方米的房内空间围着火炉子一圈儿一圈儿转,“妈吔妈吔”地 叫着折腾了一夜,终于在年初五的清晨五点零五分顺利生下一女。我的第一个女儿 名叫吴永,我连见都没见过,就跟她妈走了,这第二个女儿,我仍给她起名叫吴永, 但愿她能够“永远”是我的女儿。 年初六正好老丫头给我们拜年带送大米和肉来,就留下来伺候她姐姐几天。她 年纪小,性格也憨厚,有点儿没心没肺,对什么都无所谓,更主要的还是她跟我特 亲,帮我家干什么活儿,老对她姐姐说:“你以为我是帮你干活儿呀?告诉你,我 这是冲老吴,要冲你呀,我才不干呢!”我们的房间实在太小了,琴母女睡一铺, 我睡一铺,没法儿再搭铺了,反正老丫头才十七岁,还是个大孩子,晚上就和我一 铺上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