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天而降的媒人 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出了北门,刚蹬了十几里路,迎面碰见了徐子豪。他也 骑着自行车,见了我,喊了我一声,立刻跳下车来,高兴地说:“真巧,我正要去 找你呢!”我也跳下车来,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姐一定要见见你,逼着我 立刻骑车上壶镇去找。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真巧!要不,我赶到壶镇,还是找不 到你,岂不是两头错包了?”“你姐为什么要见我呢?她是干什么的?”“她是个 小学教师。不为什么,就为我回家以后,说起我托你在北京买灰涤卡和混纺毕基的 事儿,我姐说: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肯帮忙,还要你贴工业券, 这可是将近半年的工业券呢,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所以一定要见见你。”“可我 现在是跟我这个老同学到河阳去的,我们三十年没见,想多聊聊呢!”“那不行, 你得先跟我走。你先见了我姐,再到河阳去,还不行么?好在并不绕多远,最多多 走五六里路,骑自行车,不过十几分钟的事情。怎么样?”我还在犹豫,何同仁说 话了:“人家都要上壶镇去找你了,那可是来回一百八十里路呢?没要紧事儿,谁 愿意走这一趟?就冲他这股子热情,你也得去见见。我先回去,回头你就直接到河 阳来找我好了。到那里打听卫生院,没人不知道的。”事情到了这一步,看样子我 不去是不行的了。我只好笑着跟老朋友道别,骑上车跟新朋友走。 不过半个多小时,过了黄碧街,就到了黄碧村。这是一个离公路约三里的大村 子。村小学设在一所挺大的祠堂内,墙壁刷得雪白的,倒挺干净。子豪把我带到他 姐姐的房间里,见姐姐不在,让我先坐着,他出去到办公室寻找。一会儿回来说: 他姐姐正在上课。她没想到我会来得这样快,据她估计,最快也得明天的。接着就 给我沏茶,陪我聊天儿,问问我跟何医师的关系之类。他长年住在江西铅山县,尽 管何医师当年在黄碧街一带很出名,可他却不认识。 没过多久,他姐姐就下课进屋来了。她叫徐子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 人,小鼻子小脸小嘴巴,不过眼睛却挺大的,脸色红润,显得很精神也很干净利落。 她嘻嘻地笑着,跟我解释她很想见我的原因,是听他弟弟说起我的为人,很佩服我, 再说,我是她表姐的表弟,拐个弯儿也算亲戚,应该认识一下,赶明儿她到了北京, 也好找我帮助办事儿。我看她很健谈,也随和地应着,说一些客气的外场话。刚说 着,她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请同事帮她做的点心做好了,由那个同事端了进来,是炒 米粉干加两个荷包蛋,我和子豪一个人一大碗。这是缙云的风俗,第一次进门的客 人,请人家吃面条加鸡蛋或米粉干加鸡蛋,是最客气的招待。既然到了这里,我也 只能入境随俗,说两句客气话,坐下来就吃。其实刚吃过午饭不久,肚子根本就不 饿。 吃过了点心,子玲又沏上茶来,接着聊天儿。她介绍她自己:她是缙云新建中 学高中毕业生,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当了十几年小学教师了。丈夫叫雷一声,是畲 族人,如今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跟她一起住。她 问我做什么工作,北京都有什么人,缙云老家还有什么人,我以实相告:原先在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摘帽,如今在团河农场种葡萄。 同时告诉她:我的老同学何同仁医师正劝我在老家找个对象,然后申请把户口迁回 缙云来,图一个落叶归根。她立刻说: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姓楼,叫楼兴娟,高中 毕业,现在在食品公司新建食品站当收款员,家就在新建镇镇内,今年三十四岁了, 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还没有结过婚。她的同班女同学,大都已经做了母亲,只 有她是唯一的一个大姑娘了。从女方的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长相模样、居住地点 等因素考虑,与我都很般配的。何况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两个妹夫一个是村长、 一个是村支书,在村子里都是实力派。如果我打算在缙云找对象,这是“最佳选择”, 她可以负责给我介绍。 我没有想到子豪巴巴儿地把我请到他姐姐这里来,原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这 可真是天缘凑巧的事情。上午正与同仁学兄谈这件事情呢,下午就有人主动地给我 介绍了。看起来,她一定要让子豪把我叫到她这里来让她见见,就有了给我介绍对 象的心思,只是不亲眼见见不放心。如今见到了,对我的“第一眼”似乎也还满意, 对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政治身份也不太计较,所以才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既然 我有了回缙云务农的打算,总不免要实行“撒网政策”,广泛接触,然后从中选择 一个,因此并不一定非得等同仁给我介绍。何况我在缙云的时间有限,听她介绍的 这个女方,条件都比我见过的那三个都好。于是我向她们姐弟俩表示感谢,并说今 天晚上我计划住在河阳卫生院,那里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最好明天能够约一个时 间,我到新建镇去与女方见一面。不料子玲却说:“何必等到明天呢,从我这里到 新建,也不过十二三里路,骑自行车去,有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时间还早,咱们 说走就走吧。”我更没有想到她办事这样痛快,既然是她负责介绍,当然只能一切 都听她的。于是她把她儿子叫来,嘱咐他不要到处乱跑,她要出去一趟。她儿子一 听母亲要到新建去,不干了,非得跟着一起去不可。我们都上车走出好远,她儿子 还光着脚丫子奔跑着追了上来。办这种事情,多一个孩子一起去其实无所谓,糟的 是子玲母子都不会骑车,子豪则不会骑车带人,也就是说,去新建,必须由我骑车 带着子玲,却没人带着她儿子。为此事子玲是软硬兼施,连哄带骂的,总算把她儿 子轰回去了。 到了新建镇上,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这时候一帮子人跑到人家家里去, 岂不是赶饭去吗?子玲是个很仔细的人,她建议先到饭店吃饱了肚子,然后再去看 望人家。我觉得很有道理,表示同意。于是一行三人来到新建镇街上唯一的一家饭 馆里坐下。一问,主食只有米饭,交粮票,三毛钱一斤;菜只有一种:青菜豆腐, 两毛钱一碗。当时的政策,还不许私人开饭店,这家饭店是大队办的,算是“社办 企业”,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方便到镇上来赶集或办事的各村农民,因此 主要供应中午饭,晚饭只好剩下什么卖什么了。既然饭店老板一定要给我省钱,我 也无可奈何,要了一斤米饭、三碗青菜豆腐,一共还不到一块钱。我和子豪都是刚 刚吃过米粉干的,肚子还饱得很,子玲的饭量本来就不大,加上那种米叫做什么 “杂交稻”,也许产量比较高,吃起来简直味同嚼蜡,所以叫的饭菜,只吃了一小 半儿。 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由于来前没给女方打招呼,也不知道她这时候 在哪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她上班的地方问问。那是全镇唯一的一家肉铺,属 于食品站管。楼兴娟就在这里管开票收款。 当时买肉要凭肉票,居民户每人每月大概有两三斤肉,农业户不按人头份儿发, 而是每家每户每年都要交给食品站一头猪,称为“任务猪”,任务完成,才一次性 “奖励”多少斤肉票,猪的份量越重,奖励的肉票也越多。这就是一家农民一年所 能够吃到的猪肉了。 肉铺一般只营业半天,早上天刚亮就开门,到不了中午以前肉就卖完。不过肉 铺里还有人。一打听,说是楼兴娟刚吃过晚饭,回她自己的宿舍去了。她的宿舍, 在镇西头的火腿厂内。 火腿厂与肉店同属一个单位。我们按地址找到了火腿厂。进门之前,子玲嘱咐 我一切按她的口气和眼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尽量不要说,更不要一开口就说自己 是右派。 进门之后,我发现这是火腿仓库的一间小外屋,在这里睡觉,实际上等于值夜 班看守仓库。不过真正值班看守的是一个永康籍的老头儿,是个腌火腿的老师傅, 就住在她房间的对面。 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床上铺着粗线毯,连床单也没有,床边的绳子上搭着 衣服、毛巾、袜子,桌上放满了杂物。整个房间突出了两个字:一穷二乱。房间里 已经有两个男性客人在聊天,据介绍都是食品站的工人。子玲进门以后,就说:她 弟弟从江西回来了,在金华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缙云人,今天她们姐弟到新建 来办点儿事情,顺便送这个朋友到河阳看望他的老同学何医师,如今事情办完了, 先一起来看看老同学,然后再上河阳。──她这样说,倒是避免了介绍对象的那种 拘束感,彼此的说话可就方便多了。 室内原来在聊天的人听说我是北京来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说 说北京的近况──当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这是我最近几天来谈论 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倒是不用准备,张嘴就能说上一大套。说着说着,子玲故意把 话题引向“文革”初期在新建的大武斗,从大武斗又谈起了楼兴娟所遭受到的迫害, 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倒挺热闹。我不明就里,当然要问明一些情况。综合大家的 话,可以得知这个楼兴娟当年的大概经历是这样:她1961年高中毕业以后,因为舅 舅是地主,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不许考大学,先在信用合作社干了两年,1963年以后 就一直在新建区粮食管理所门市部当营业员,管现金收付。“文革”初期,缙云县 的革命派分为“红联总”和“革联总”两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是路线最正确的革命 派,双方观点不一致,讲理讲不通,最后只好动武,而且打得相当激烈。娟是管现 金和粮票收付的,一打起来,不管是“红联总”还是“革联总”,都有可能来抢门 市部的现金和粮票。如果现金和粮票在她手上丢失,不管是哪一派抢走,责任都在 她这里。所以她一见两派要动手,现金解送银行已经来不及,只好不管别的,立刻 把所有现金和粮票都装进一只手提袋,悄悄儿拿到自己家里的房梁上藏了起来。等 到武斗结束,把现金和粮票一张不少地拿回粮管所。但是这次武斗,最后是“革联 总”取得胜利,粮管所的大权,落到了“革”字派的手中,而她恰恰是属于“红” 字派的,于是本来应该是“保护现金粮票有功”的人,在对立派掌权之后,却愣给 她揞上了一个“非法转移现金”的罪名,结果有功反而变成有罪了。单是这一件事 情,还无法处理她,因为现金没少一分,粮票没少一两。恰巧有一天下班之后大家 都集合在一起做“晚汇报”仪式,而她却在井台上洗衣服,没有参加──那年月, 全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统帅 像前面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副统帅身体 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对这种近似于“宗教礼拜”的仪式从心底里极反 感,所以能逃就逃,能溜就溜,以前也不知道逃避过多少次了,没人抓她,也无所 谓;这回让对立派抓住,借此题目做了文章,打她一个“对毛主席不忠”,以“下 放农村劳动”的名义打发她回家了。 她不服,先到县里告,没结果,后到地区告,也不理她,最后干脆约了两个也 是受迫害的人一起上北京告,像叫花子似的坐慢车、睡车站,千辛万苦地总算到了 北京,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信访接待站接见了她,并且拿回来一张印 有大印的公文,要地区“认真处理”。地委书记接到这张公文的时候两手都嗦嗦发 抖,但是看到具体内容不过是要地区“认真处理”,可就不认真了。结果是她花了 五百多块钱,掉了二十多斤肉,回来以后生了一场大病,吃了好几十服药,身体既 没恢复,冤案也没平反。 告状回家病好以后的开头一个阶段,她买了一架织布机,替人家织布,本想赚 几个手工钱,没想到却赔了本。因为人家送来的是棉纱,拿走的是棉布;拿来的棉 纱是湿的,拿走的棉布是干的;双方根据重量交付,那当然要赔了。好在她的父亲 是生产队会计,她从父亲那里学来一手过硬的打算盘本事,她的“铁算盘”在全县 都闻名,什么复杂的账目,一般只要打一遍,基本上不会错。后来总算指着这本事 到新建食品站当收款员,当然是临时工,一个月挣二十七块钱。 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再一问,二十七元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多数 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只有二十四元。看起来,劳改队的工资,比地方上有些人的 工资还要高一些呢。 她的那两个同事,都是屠宰工人,其中一个还是复员军人,但是对“文化大革 命”都持不满和否定态度。有这样的共同基础,所以谈话倒是挺融洽的。我们只顾 说“文革”中的怪事儿了,还没怎么提起我的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我怕何同仁久等,告辞要走。他们告诉我:从火腿厂到河阳,只有两里路。又怕我 黑夜里找不到卫生院,她的一个同事愿意主动送我去。至于子玲和子豪,反正镇上 朋友多,只好找个地方借宿一宵,明天再走,而且子玲只能坐公共汽车走了。 子玲送我到火腿厂大门口,悄悄儿问我对娟的印象如何。我说此人热情开朗, 观点鲜明,敢于斗争,印象不错。她说:那么明天就问问她对你的印象如何,如果 也还可以,你们就先通通信吧。 我到了河阳卫生院,同仁都等急了,问我究竟什么事情这么晚了才来。我告诉 他是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并给他说了见面的经过。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是这 个楼兴娟,因为被处理后到处告状,还上过一次北京,在缙云出名得很,他也认识 的。如果能够成功,当然更好,如果不成,他再努力努力,另给我介绍一个,一定 要在缙云给我找个老婆,让我好回缙云来“落叶归根”。 同仁怕我饿了,用煤油炉子给我煮挂面吃,还加了香肠和鸡蛋。那一夜,我们 同床而寝,一直聊到半夜过后,当然是“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其中也包括有关 楼兴娟上北京告状的情况。看起来,在我的那么多同学中,真正不怕受到株连的, 也只有他这样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