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关于这部科幻小说的产生与出版,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多啰嗦几句。 1980年初,我结束了长达23年的劳改生涯,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国家语委等 待安置工作,就住在语委后院儿的招待所里。 当时的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制只有50个人,而在编人员却已经超过了100, 加上我的老婆孩子都在浙江农村,因此对我的工作安置似乎相当困难,总想通过联 系把我打发到浙江去。我在招待所一住就是半年,没有工资收入,每天五毛钱的生 活费,还是妻子向朋友们借来汇给我的。 这期间有两个人对我的生活表示过关心。一个是我的老师倪海曙同志,他当时 任国家语委秘书长,正在创办一本不定期刊物《语文现代化》,于是我成了这家刊 物的编外编辑。没有人知道,创刊号上“拼音文字实验”栏目中的十几篇文章,尽 管署名也有十几个之多,却的的确确是我一个人写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让我多 挣几个钱,好在招待所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个关心我的人,是语委的副研究员宋学同志。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是他经 常到招待所来坐坐,与我聊聊天儿,当然主要聊的是与语文有关的一些问题。 有一天,他邀我一起到北京大学去听一个美国语言学家的报告,还借给我一辆 自行车,我们一起蹬车上北大。 在路上,他跟我聊起50年后中国文字改革的远景规划,对汉字的拼音化,还挺 有信心的。说着说着,我忽然灵机一动:如果以此为题材,写一部科幻小说,不是 挺有意思的么? 他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很谦虚地说:他虽然他是辽宁大学的语文教师,但 教的是汉语语音学,最不善于写小说。为此,他希望能够与我合作,共同来完成这 个设想。我说:请他先写个提纲,故事的开展和文字的润饰归我。──事情就这样 说定了。 不久,他果然拉出了一个四五千字的提纲。为征求意见,先寄给他的老朋友、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导俞智先同志过目。不久,俞智先同志寄回一篇两万多字的 二稿来,故事轮廓基本上有了。于是宋学同志把稿子交给我,要我最后润饰定稿。 这时候我已经通过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的介绍,到科学普及出版社第三编辑室 当上了科学文艺书刊的编辑,半了一个不定期刊物《科幻世界》,并参与“少年科 学文艺丛书”的编辑。于是我用了几个星期假日加上早期晚睡,把两万多字的二稿 扩展成6 万多字的三稿,定名为《古尸复活记》,作为丛书的一本,于1981年年初 通过复审、终审,终于发稿了。署名用的是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S.Y.W.. 直到1981年10月,《古尸复活记》方才印了出来,共印了42000 冊。当时我已 经调到宝文堂书店专门编辑通俗小说。但是我还没有拿到样书,就听说三编室科学 文艺组的组长白金风同志认为这本书不科学,反映到社长和总编那里。当时科普出 版社的社长是汪浩同志,总编辑是郑公盾同志。他们责成副总编辑陈蕴山同志召开 一个会,专门讨论这件事情。尽管当时我已经调离科普出版社,但因为我是责任编 辑,所以特地把我召了回去,参加讨论。 白金凤同志是北大文学系毕业的,当时任三编室科学文艺组的组长,后来提升 为科普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发《古尸复活记》,复审的就是她,当时她并没有提 出反对意见,不料书印出来以后,忽然说书中的张华在唐山大地震中被埋在海底, 不具备“速冻”的条件,更不具备一冻就是60年的条件,因此复活的前提不成立, 认定这本书不科学,主张停止发行。 主持会议的副总编辑陈蕴山,本是个行政干部,既不是学文学的,也不是学科 学的,但是个党员。开会之前,他倒是通读了全书,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除了同意 白金凤的观点之外,还发现书中有两处地方出现“东方法西斯”字样,认为这是严 重的政治问题。他在会上向我质问两点:第一,哪一个中央文件上有“东方法西斯” 这样的提法?第二,“我给你一具死尸,你吴越能把它复活吗?” 讨论会开到这样的水平,离开文学和科学都很远了。这个会实质上已经变成了 对我的批判会甚至斗争会。尽管我知道在这样的会上跟他们讲不出什么“理”来, 但我还是据理力争:第一,科幻小说是“小说”而不是“科学”,《古尸复活记》 写的是60年后的人类进步,重点不在古尸能不能复活;复活一具古尸,只是为他不 适应60年后的生活作铺垫。第二,“东方法西斯”指的是“四人帮”的血腥统治, 尽管“中央文件”上没有这样的提法,但是文学作品中“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提 法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未见于中央文件的话就不能说,文学作品还写什么? 这种会,帮我说话的人是不会有的。有几个编辑保持沉默,但不等于他们没有 自己的看法。 负责此书终审的是副总编辑祝贺同志。他是学农业的,倒是与科学沾边儿。但 是当时他一年要终审一二百部书,根本不可能每本书都看一遍,只能大体上翻一翻, 然后根据责任编辑和编辑组长的审读意见,“不负责任”地签个字。加上他不是党 员,处境也很尴尬。他只能两边不得罪地抹稀泥,但是两边都不听他的。 会后我去找社长汪浩同志。他似乎也很难决断,最后说:“我们打个报告给出 版署,把双方的意见都写上,让出版署最后决定吧。” 这样的案子报到出版署,负责处理的绝不会是署长、司长,更不会有人认认真 真地通读全书,作出结论。我不说署里没有这样的水平,至少他们没有这样空闲的 时间。从“保险”出发,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当然“不出版”。负责处理这种小案子 的,一般不过是科员起个草,科长或处长签个字,“文儿”就下来了。结论也在我 的意料之中:不宜出版。 于是42000 本已经印好的书,就这样拉到了造纸厂,化作纸浆。在我的一再要 求下,总算拿来三本样书和100 元退稿费,三个作者一人一本书之外,每人还落下 了33块钱。 十年之后,我又创办了一套“宝文堂通俗小说”,近似于刊物,以发中短篇为 主。为了增加品种,也想发几篇科幻小说。我把《古尸复活记》拿去请郑文光同志 看了,他认为不论从科学上、文学上、政治上,这样写法都没有问题,只是书名起 得不太好。于是这部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了的小说,又以《冬眠人》的名字列入 了“宝文堂通俗小说”第十本,正式出版了。 通过以上叙述,也可以看出科幻小说在中国很难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就因为 非科学家出来指责科幻小说不科学。当年的“四大名家”如郑文光、叶永烈等人, 封笔的封笔,改行的改行,我创办的《科幻世界》只出了三期,就因为我的调离, 尽管第四期稿子已经编好,我的下任宋宜昌同志也以“干不了那么多活儿”为由坚 决不接,就这样夭折了。 吴 越 2000年6 月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