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蒙冤受屈遭磨难 第一节 奶奶爱我,爷爷疼我 没隔多久,王老师就带我到北京文联去找马徐然同志。 她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大女儿,以前跟王老师提起过要给老太太找一个小保姆的 事儿。王老师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徐然同志挺同情我的,一口答应向她母亲推荐。 只是她母亲正在珠海过冬,要开春以后才能回来。她叫我有别的地方不妨先去干着, 不要专等。我和王老师商量,却决定专等。因为杨沫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她身边, 可以认识许多著名的文学界人士,能够增长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一旦错过, 就是千载难逢了。至于郑兄那里,由王老师去打通关节。 开春以后不久,徐然同志就打电话通知王老师,说她母亲已经从珠海回来,想 见见我,然后再作决定。 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座两层小洋楼里,这是徐然同志已故 父亲、北师大前副校长马健民先生的故居,一共五室一厅,红漆地板,铺着纯毛地 毯,养着名贵的花木,厨房和卫生间都特别大,果然是名人的公寓,非同一般。老 太太最近喜结良缘,老伴儿李蕴昌先生,是个非常和善的长者,本是个从事科研工 作的高级工程师。他们刚从珠海回来,行李都还没有打开,一个挺秀气的小保姆正 在洗衣服。老两口儿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王老师着重介绍我是个追求文学的青年, 算是他的学生,从家里出来,不为挣钱,只求能和名作家认识,得些熏陶,以便在 文学上有所长进。 又说,我来自农村,做菜的手艺可能差些,不过人还聪明勤快,至少手脚干净, 搁在家里,可以放心。 老太太又问了我几句话,见我口齿伶俐,对答如流,跟老先生和女儿交换了一 下意见,就告诉我说:有王老师的介绍,她决定留下我了。家里就老两口儿,做菜 简单,主食可以到食堂去买,除了整理房间,洗几件衣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叫我安心住下。愿意看书,家里有的是,打声招呼,可以随便看。愿意写文章,单 给我一间房间,只要做完了家务事,写什么都可以。徐然同志还特别告诉我,她母 亲现在用的这个小保姆,是承德来的,干的时间很长了,没发现有什么毛病,就是 不爱说话。她母亲辞了这个小保姆用我,很不容易,要我好好干,别辜负她和王老 师的一片好意。 我听说是辞了别人留下了我,心里当然更加感激,也觉得有点儿怪不好意思的, 就说了几句一定尽力做好家务事,有什么不合意的地方,请他们随时指点的客气话。 最后我问我应该怎么称呼她,老太太笑着说:“你既然是老王的学生,我也不拿你 当外人,你就叫我‘奶奶’好了。这样显得更加亲热些。”我欣喜若狂,当天下午 就把我的简单行李搬到了杨家;第二天一早,那个承德小保姆就回家去了。 在这里,我确实得到了奶奶和爷爷像亲孙女儿一样对我关怀和疼爱。我新来乍 到,不论是到食堂买馒头还是到市场买菜,爷爷都带着我去。他那么大年岁了,还 帮着我干家务活儿。全国人代会期间,白杨来看望姐姐,我做的几个菜,居然还受 到夸奖呢。杨奶奶把她的好几部作品拿来给我看,包括徐然同志不久前整理出版的 《杨沫日记》和她儿子老鬼写的《血色黄昏》在内。我得知了杨奶奶年轻的时候也 有过一段辛酸而坎坷的经历,完全是靠自我奋斗冲杀出来的。我在她身边,正好以 她为榜样,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在这里,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以我和潘振华的故事为基础 加以发挥的,是一部专写少男少女的纯情小说,但和琼瑶、三毛的风格又有所不同。 因为我把背景设计在江南山乡,故事里充满了田园风光,文笔也尽量朴素无华,不 多修饰,力争“美在天然”,以求做到王老师所说的“最好的技巧是无技巧,最美 的姑娘是不打扮的姑娘”。 我甚至想,要是创作成功,有了出版的希望,我就请杨奶奶给我写一篇序言, 说明作者就是她的小保姆,那才有意义呢! 但是我也犯过错误。由于杨奶奶的名气很大,想登门求教的人很多,她年纪大 身体弱,一般都是婉言谢绝的。有一次,家里就我一个人,有个外地来的农村青年, 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这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来,说了许多诚恳求教的话,要我 告诉他地址,他好过来当面请教。我犹豫了许久,想到自己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 将心比心,愿望是一样的,就自作主张,把地址告诉他了。那小伙子果然立刻就来, 可是奶奶爷爷都不在家,我又不敢开门让他进来,只好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说了几 句话,叫他下次再来。 就在这个时候,奶奶和爷爷回来了,一看是这个架势,开头还以为是我从外面 带进来的男人,待到问清了情况,把那个小伙子打发走了,这才狠狠地批评了我一 顿,说我办事不该自作主张。我认了错,她们也没有通知王老师。 又过了一段时间,奶奶忽然说她丢了钱了,美金、外汇券和人民币,加在一起 共合一千八百多元。她的钱是装在钱包里的,钱包锁在抽屉里,钥匙平时她随身带 着,但有一天晚上她到女儿家去,把钥匙忘在床头柜上了,第二天才发现,而最近 一段时间又没有外人来过。于是最大的嫌疑犯就是我。 她把女儿找来,几个人一起耐心地问我是否动过这笔钱。我没有动过,当然不 承认,她就打电话把介绍人王老师请来了。 下面的事情,三方面都很尴尬:杨奶奶咬定了家里没有外人来过,除我之外, 不会有第三个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钱放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她把钥匙拉在床 头柜上过,再说,那晚上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静静地在写我的小说,根本就没进过 奶奶的房间。王老师呢,向人家保证过我手脚是干净的,如今出了这种事情,又没 有证据,难辩是非,一时间也难于表态。徐然同志主张报案,王老师也同意通过警 方侦查弄个水落石出;杨奶奶却说:如今经济犯罪的人那么多,就这两千来块钱的 案子,不值得去报,报了人家也不不会重视,无非是左盘右问、东抄西翻,记录在 案,就算完了,再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她的意思,既然是朋友介绍来的,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既不用报案,也不用追究,就根据我私自把不认识的人引进家里来, 又有偷窃嫌疑这两项,把我解雇了,事情就算了结。 老太太如此处理,应该说是十分厚道、十分顾全面子的了。王老师吃不准我究 竟偷钱了没有,一送公安局,事情闹大了,弄个劳动教养;事情弄清了,也已经吃 足了眼前亏,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除了婉转为我开脱几句之外,也不敢明确 表态。当时就叫我整理东西,立刻离开杨家。 我噙着眼泪,默默地整理自己的衣物,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知道,嫌疑在身,我就是浑身上下长出一百张嘴来,也是解释不清楚了。 整理完了东西,王老师请老太太检查一下。老太太苦笑着说:“我懂法律,要 搜查,就得请警察来。再说,即便是她偷了钱,早就转移了,还能放在箱子里么?” 我背着一口大黑锅,默默地跟着王老师走出这座小洋楼。 我心里明白:不但是我今后再也不可能来这里,就是王老师,以后也没有这张 脸皮再到这里来了。 到了王老师家里,他这才虎着脸质问我究竟偷了老太太的钱没有。如果偷了, 要我交出来,由他去跟人家说好话,请求原谅并不要张扬;如果钱已经花了,差多 少,由他补上,只要我把话说明白,保证以后一定改。他甚至说:“一个女作家, 哪怕有好几个情人,都无所谓,人家还会说那是风流韵事;如果是个贼,哪怕只偷 一次,也永远不可能得到人家的原谅。”我见连王老师也不理解我,委屈得嚎啕大 哭,拎起箱子来,就冲出了房门。王老师急忙追出来,我腿脚利索,早已经骑上车 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