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舅奶奶”列传 我在前面说过:“二劳改”们并不个个都是光棍儿汉,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一部 分人是有家室的。这些人,有的是判刑劳改之前的老夫老妻,有的是当了“二劳改” 以后才娶的媳妇儿。 被安排在劳改单位强制就业的人,统称“就业人员”,简称“老就”。“就” 与“舅”同音,“就业”与“舅爷”音近,因此就业人员自己戏称为“舅爷”。以 此类推,“舅爷”的老婆,当然是“舅奶奶”了。 “舅奶奶”中,除去劳改以前就结婚的老夫老妻之外,只要是当了“老就”以 后娶的媳妇儿,一般说来,大都是“错位”的婚姻。“错位”,指的是男女双方文 化程度、素质修养、政治地位、经济收入、面貌长相诸多方面的不平衡。在老就夫 妻中,大学生娶文盲或半文盲、反革命娶共产党员,都不是个别的例子。这其中, 有些“舅奶奶”的确是受骗上当者,只因为既成事实,也就算了。下面不妨举几个 例子: 有个广东人,我们都叫他“老广”,与我同一个班。他原来是个学徒出身的外 线电工,只懂得爬杆子紧电线,年龄不到三十岁,却不识几个字,写信、写总结一 向都要请别人帮忙。他攒了几个钱,想在农村娶个媳妇儿,就托人介绍。见面的那 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服,骑一辆新自行车,头发梳得镜光,加上新皮鞋、新手表, 打扮得挺精神的,除了一口广东普通话,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女方是个高 中毕业生,见他模样端正又能说会道,当时就表示可以考虑。尽管男方也跟她说过 “我可是个文盲”这样的话,但女方总认为他是客气或打哈哈。特别是男方相亲回 来以后,托班里一个原来教中学语文的老师帮他写的一封信,不但文字优美,那笔 字更是铁划银钩,没得说的。因此,仅仅通了两三封信,他们就登记结婚了。直到 结婚以后许久,女方都怀孕了,要丈夫给孩子起名字,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真正 的文盲。 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的“舅奶奶”中,特别是从农村来的“舅奶奶”中,小 陈是长得最漂亮风度也比较好的一个。他丈夫大老李,外号人称“区长”。他这个 外号,就与他搞对象的故事有关。原来,他到农村去相亲的时候,告诉女方他是个 区长。等到结婚以后,把老婆带到农场来,才知道他是个稻田管理责任区的“区长”。 大老李的老婆最漂亮,至少他自己打扮起来也不是太俗气,从外貌上看,两口 子倒也还般配。在于家岭分场的“舅奶奶”中,两口子相貌最不般配的是傻子夫妇。 “傻子”不是外号,而是真的有点儿傻。不过他的“傻”属于北京人所说的“傻奸 傻奸”的那一路人:只傻进,不傻出。他瘦得皮包着骨头,焦黄的脸,两只眼睛白 眼珠多黑眼珠少,略微有点儿歪的嘴角老是流着口水,说话含混不清,嘴里像含着 个橄榄,走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一只脚还在地上拖着画圆圈儿,基本上是个 残废人,也干不了什么活儿,只能看个堆儿打个杂,一个月勉勉强强挣二十七块钱。 但他却娶了个白白胖胖、唇红齿白、眼睛大大、辫子长长、有模有样的媳妇儿。这 样漂亮的姑娘怎肯嫁他?这里面当然有故事。 原来,傻子有个弟弟,长得还算可以。相亲的时候,结婚登记的时候,都是他 弟弟替他去的。只是进洞房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人了。具体的掉包方法、女方发现 受骗以后为什么没有闹起来,他老婆没有细说,我不能瞎编。总之是结婚以后女方 居然跟他到农场来了,而且有了一个不傻的漂亮儿子。不过“一朵鲜花儿插在牛粪 上”,女方终究很不满意,情绪低落,整天闷闷不乐。有一次傻子一个人回家,把 媳妇儿留在农场,又怕她偷汉子,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居然故意把他媳妇儿的阴道 用手指头抠破了。他媳妇儿哭着把这些事情跟家属们说了出来,人们才知道。大家 虽然都很同情她,可谁也没办法帮她处理这些“家务事儿”。 像这种错位的婚姻,并不是“二劳改”所特有的,“骗媳妇儿”的事情,在社 会上也有。因此在本文中并不把这一类事件当主题描述。 反过来,女就业的错位婚姻,也不少见。有个社科院的女研究员,错划为右派 以后,进了劳改农场,从此下决心不想再过问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是是非非,一心只 想老老实实地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安善良民”。摘了帽子 当上了“二劳改”以后,那么多的“同类”向她求婚,她一概摇头,最后嫁给了当 地公社一个生产队大队长,据说基本上是个文盲。她原来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立场 就转变了,就是与工农兵结合了,却没有想到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世界分属两 个体系,结婚以后,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特别是一九八○年女方落实政 策以后,回到北京,出任某研究所的所长,而男方则在当地继续当他的生产队大队 长,只是每逢女方发工资的日子,男方必定到研究所来,也不进她的办公室,而是 在传达室的门外一蹲,叭哒叭哒地抽他的旱烟,等到女方下班出来,他才笑嘻嘻地 迎上前去,说了声:“家里的生活……”于是女方打开钱包,递给他一百两百。他 揣起钱来,扭头就回家,绝不找她别的麻烦。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固有道德。因此凡是在当了 “二劳改”之后娶了农村姑娘的右派分子们,落实政策之后,或官复原职,或飞黄 腾达,却都维持着明显是错位的但却是“责任型”的夫妻和家庭关系,继续共同抚 育子女,极少有人当陈世美的。个别人也许有外遇,借此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多 数人则连情人也没有一个,把感情世界完全封闭起来了。 团河农场第一因为离北京近,老就们每两周放假两天,回家方便,第二因为土 地有限,加上管理或住房的困难,根本就不允许老就们把家属带到农场来,更没有 把老就的家属们组织起来成立家属队的打算。清河农场离北京远,老就们每年只能 回家一两个星期,加上土地辽阔,劳动力只嫌少不嫌多,因此各分场都盖起了家属 宿舍,鼓励老就们把家属接来“以场为家”。有此条件,老婆年纪还轻而又没工作 的,特别是家在农村收入不多的,纷纷把家属接来,安家落户了;没有老婆的,也 借此东风到外地搞个对象并把户口迁到农场来了。所以清河农场各分场大都有清一 色由“舅奶奶”组成的家属队。于是,各种各样好戏,也就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 台”,轮流演出了。 由于这些“舅奶奶”们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出身都有,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其中有的是党团员,作风正,人品好,但是一旦到了这个地方,虽然是党团员, 却因为是“二等公民”,不能与干部职工们共一个支部,许多会也不能参加。有的 本身就是女流氓,虽然没有被公安局抓起来过,或者虽然被抓过却没有被处分过, 但在北京已经无法存身了,只好找一个与自己肩膀一般齐的结了婚,然后以“家属” 的身份到农场来当家属工,一个月挣三十来块钱。这些人本来就好吃懒做,要她风 里来,雨里去,一天只挣一块来钱,总觉得“亏得慌”,不如她出卖色相和皮肉挣 钱容易,哪怕一次只收五块钱,也比干五天体力活儿轻松许多。因此,就有那么一 些人乐于操此“副业”,自愿当“破鞋”,以便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儿。有两个出名 的破鞋,外号叫“大拉锁”、“小拉锁”,据说就是因为她们在裤衩上安装拉锁, 以便随时随地零售的。 当然,其中的确也有生活困难而出此“下策”以求“贴补家用”的。有一个姓 盖的妇女,解放前原是一个军官的姨太太,长得相当漂亮,都四十来岁的人了,看 上去还像三十岁左右。特别是那风度,绝不是一般妇女所能企及的。她丈夫解放战 争中死在战场上,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老就,自己也成了家属工,却想让两个孩子有 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妈妈或婆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生活。为了支付孩子们的学 费和生活费,她不得不委屈自己以每次五块钱的价格贱卖。“文革”初期,在荡涤 污泥浊水的口号下,她被揪出来批斗,让她跪在翻过来的板凳脚上,让她跪在碗碴 上,她都面不改色,独有一声“把你孩子接来批斗你”,竟引得她嚎啕大哭。 劳改农场的家属队,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特殊的天地,劳改圈儿之外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许多人见怪不怪,早就失去了羞耻之心;许多 人说起粗话来,你绝想不到她是女人。不妨举两个例子:有个叫“海大奶奶”的, 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多岁,干活儿从来不怕脏,是个插秧的能手。她下水田插秧,只 要天气不是太冷,总是只穿一条花裤衩,光着上身,让两只大乳房在胸前耷拉着, 弄得一身泥水。每逢她遥遥领先赶到前面去的时候,就回过头来,托着乳房对身后 的男人说:“小子诶,快赶上来,赶上来给你咂儿吃!”──吃咂儿,是农村人指 吃奶。 提到说粗话,那个花哨劲儿,也绝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能想象的。作为举 例,这里不妨也引几句,诸位听了如果嫌脏,再去洗耳朵好了。 有一次在秧田里播种,两个“舅奶奶”吵嘴,一个说:“像你那样儿的,就欠 大鸡巴把你肏死。”一个说:“像你那样的,大鸡巴肏你美死你了,就是要把大鸡 巴搁在你屄帮上不往里肏,馋死你!” 我在前面也说过:如果我不离开劳改队,我是绝不会娶媳妇儿成家的。因为那 不是“家”而是“枷”。我不想让自己也扛着这样沉重的“枷”继续我的劳改征途, 更不想我的老婆也生活在这大杂烩的家属队之中。“天堂”之行,不过是误打误撞, 原来的想法是观察一下那里的神女们怎样生活,给李全真写信的目的是想交个异性 朋友,聊解性的寂寞,距离搞对象成家还有很远一段路程。没有想到天堂神女也怕 沾上“摘帽右派”,我与她们的肩膀并不一般齐。是我自作多情,于是演出了一场 没有结尾的喜剧或闹剧。 但是事实上我的确在一九六六年秋天结了婚。从一九六三年的秋天到一九六六 年的秋天,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在观察着周围勇敢地扛着“枷”长征的“二劳改” 及其女人们。是他们的事例阻止我不敢去担当这样的勇士,却也是他们出于好意让 我鼓起勇气来自觉自愿地扛上了一具沉重的“枷”。 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之前,先让我来扫描一下我所认识的“舅奶奶”们,作为 故事的铺垫。这一篇,我就专门来讲有关“舅奶奶”的故事。 我劳改二十三年,认识的“舅奶奶”没有一千,也有几百,如果写一部“列传”, 即便是用提纲挈领式的笔法,浮光掠影地介绍,也能写出一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巨著 来。为了故事的典型性,我只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二十几个“老舅”及与他们有关 系的女人们进行“最简略的概述”。其中有几个并不是“老就”的妻子,而是对象 或未婚妻,只能算是“准舅奶奶”或“候补舅奶奶”。为求故事的完整,每个故事 的时间自成起讫,就不照顾到“横向关系”了。至于人物姓名,不论男女,绝大多 数是真的,考虑到有些人的故事讲出来不太光彩,为了照顾“面子”,也为了避免 因此而打“名誉权”官司(现在有许多声名狼藉的人却特别珍惜自己的“名誉”, 动不动就与作家或记者打官司,而且一打就赢;1998年我就曾经被这样的人“咬” 过一口,赔了2800元诉讼费和“精神损失费”;幸亏中央电视台给我拍了一部长达 46分钟的专题片《作家吴越打官司》,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法庭之外为我赢 回了名誉;而那个告我的人,则终于案发被捕,彻底失去了名誉),有的人只好用 假名字,算是我“为尊者讳”吧。凡是用了假名的,我在文章中都有说明。 第一章 “洋舅奶奶”小翠花儿 在团河农场二大队的就业人员中,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珠的大个子洋人,年龄不 到三十岁。虽然我和他不是一个中队的人,也不住在同一个宿舍院儿里,但每次召 开全大队的会,我都能够看见他。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刑满 释放以后,也被强制就业了;后来听说他的姓名叫“林校书”,不由得更加奇怪起 来,因为这不仅完全是中国人的姓氏,而且“校书”一词,还是我国古代对妓女的 尊称。是谁跟这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洋人开这样大的玩笑,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可笑 的名字? “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奉命把场地让出来交给公检法系统办五七干 校,团河农场从此分崩离析:一大队的犯人和三大队的少年职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二大队包括右派中队则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 场”,所有人员包括干部职工在内一律重新编队。于是我有幸与这个男性的“校书” 编在同一个中队管理稻田,后来又编在同一个组里管葡萄园和苹果园,天天一起采 摘整枝,闲来无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际遇,对他的历史方才逐渐有所了解。 原来他是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中国政府坚持说他是中国人,而美国政府则认 定他是美国人。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叫林校书,而是叫Daniel Kelly,汉译应该是丹 尼尔·凯莱。 他的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却是中国女护士,生了三个孩子, 丹尼尔最小。他生不逢时,刚刚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关进了设在山东某处 的集中营,罪名仅仅因为他父亲是个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等 到抗战胜利,方才回到了北京。这期间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国上学去了,他因为年 纪还小,留在父母身边,没回美国。解放后他父亲还在协和医院任职,但不久后就 去世了,于是留下了孤儿寡母,也留下了一连串不好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国籍问题。他母亲虽然很早以前就嫁给了美国人,但当时并没有办理改 变国籍的手续,所以解放后登记户口的时候,依旧填的是中国人。如今他父亲一死, 尽管他从名字到外表整个儿都是“外国货”,但根据新中国“儿女的户口从母而不 从父”的规定,他母亲不得不给他报了中国户口,不然,可就要连口粮都没着落了。 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小学,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 上了华侨补习学校,算是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字。这期间,他的哥哥、姐姐接连 来信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母亲也想到美国去与儿女团聚,可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 交,他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母子同时出国的申请,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和目的, 当时的政府当局却只批准其中“一个人”可以出国:或者他走,或者他母亲走,总 之必须留下一个当“人质”,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头。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时候,华侨补校中有个从东南亚来的同学叫林校书 的,年龄与丹尼尔相仿,正在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去。临走之前,把自己过期作废 了的护照送给丹尼尔,告诉他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警戒很松懈,基本上没人守卫,只 要大着胆子往前闯,没准儿就能闯过去。如果万一被巡逻兵碰上了,就用他的护照 抵挡一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 那一年丹尼尔只有十六岁,既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中国的国境线究竟是怎 么个情况,就贸贸然做出了让母亲从正当渠道申请出国而自己则采取偷越国境出国 的方法以达到母子二人同时或先后到达香港的目的。等到母亲的出国探亲手续办了 下来,他立刻先期到达广州,也不知道先去看看国境线的警戒情况,当天夜里就大 着胆子往香港方向走。边境线的无人区果然没有铁丝网,也看不见有守卫的哨所、 碉堡之类。他一看真是这个样子,证明林校书所说非谬,就直着身子大踏步地向前 走去。还没等他到达交界线,一头警犬冲了出来,不客气地把他咬住了。这时候他 才发现,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比地面高不多少的暗堡,守卫的边防战士,早就 盯上他了。 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进了广州市公安局。但是不管公安人员怎么问他,他装聋作 哑,就是不说话。一搜查,发现了林校书的过期护照,于是只好暂时用“林校书” 的姓名登记在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他咬住了牙,愣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 实姓名来。公安局也并不因为他不说话、年纪小而宽恕了他,不久之后,就以“偷 越国境”罪把他送到青海劳改城劳动教养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情况通知了母亲的,也许是真正的林校书在香港久等他不 到,写信或设法通知了他的母亲。总之是他母亲得知他被边防军抓住以后,也没出 国。不然,可就两头错包,他最终要成为国内没有亲属的“孤儿”了。 他在青海一呆就是六七年。这期间,公安局虽然终于搞清了他的底细,但是登 记在案的“林校书”这个姓名,却从此与丹尼尔·凯莱划上了等号,继续沿用,并 不因为海外还有一个真的林校书而否定这个姓名。不过在我们“舅爷”之间,大家 都叫他“大老美”,很少有人叫他林校书或丹尼尔的。 劳改城的领导看他年纪小,又是个“洋人”的模样,特别是得知他的父亲是协 和医院的美国大夫以后,就把他分配到医务室打杂。在这里,他多少也学到了一些 打针换药之类的医药常识。后来他是怎么从青海牢城通过合法的途径回到北京的, 他没有跟我说起。总之是他回到了北京,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所属的通县小五 金厂干了一个时期,后来又调到了团河农场来种葡萄。这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国通, 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北京下层社会嘎杂琉璃球的黑话,也没有他不懂得的。 不久他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女儿,模样儿像中国人。转场到了清河农场以后,又 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模样完全像外国人,起名叫“小静”。 他的夫人生下小静以后不久,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幼子到清河农场来与丈夫同甘 共苦了。他夫人姓许,因为长得极胖,我们都叫她“胖墩儿”,还给她起了个外号, 叫“小翠花儿”。 她原来是协和医院的护士,丹尼尔从青海回来以后,他们两人相识并相爱了。 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都爱中国女护士。双方政治地位悬殊,相爱已经为组织 所不容,要开出结婚证明来,更是难上加难。按照当时的认识标准,凡是偷越国境, 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一律认定是“叛国投敌”的行为,甚至连投向苏联、 朝鲜和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投敌”,何况他想偷渡的国境线,对面就是 “英领”香港,因此绝对是与“叛国”同罪的。当时协和医院的领导人林巧稚找胖 墩儿谈话的时候就曾经说:“他连祖国都不爱,能爱你吗?”胖墩儿也不含糊,响 亮地回答:“他是美国人,他爱他的祖国,所以他才偷越国境。” 这样的答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其结果是胖墩儿失去了工作,回到了父母家 里。没有了组织,婚事倒好办了:在大陆的这个“林校书”,可是一个重新登记了 北京户口的中国“公民”,胖墩儿拿上户口本儿到民政部门要求和林校书登记结婚, 绝对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谁也没有理由不批准。 丹尼尔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于劳改队里的规章制度,不怎么肯遵守,什么时 候想家了,蹬上车子就走人。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市内鼓楼南面的辛安里胡同两间 相当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只要他一走,为防止他又一次偷越国境, 农场必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于是市局立即出动警车,调动了大批警察,把守住他家 的前后门,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最后当然是从他家里把人“掏”了出来,押回农 场。可他没犯任何罪,一个农场职工,不请假就回家,最多只能算旷工,何况他经 常下午下班以后回家,连“旷工”的罪名也揞不上,充其量不过是“违反场规纪律” 而已。因为劳改农场晚间有“政治学习”的安排,据此只能说他是“逃学”,被队 长狠狠批评几句,最多再由班里开会帮助帮助,也就算了。 如此这般“掏”了他几次,不但没把他“掏”怕,倒干脆借此与公安局开起玩 笑、捉起迷藏来,隔长不短儿地就往家里跑。下了班到家里照一面,说两句话,还 故意让街道积极分子看见他,然后立即蹬车返回农场。他身大力不亏,从鼓楼出永 定门到团河,足有五十里路,他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因此从下午六点到九 点半的三个半小时内,足够打一个来回的。等到街道积极分子汇报到派出所,公安 局派车派人来“掏”,他已经在农场的宿舍里呼呼入睡了。 这样折腾了几回,农场和公安局都疲于奔命,见他回家不过看看老婆孩子和母 亲,并没有再次偷越国境的意思,对他这个“长跑运动员”也逐渐放松。于是他常 常下了班就蹬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回来不耽误上班,常来常往的,农场干部和街道 积极分子也有些见怪不怪起来,终于成了半合法化的事情,也成了二大队比较特殊 的“洋舅爷”了。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不过五十公里,全场砸死了五百多人, 而我所在的四分场西村,却只轻伤了两个人,没一个砸死的。地震之后,农场奉命 封锁一切消息,所有人员一律不许外出,连信也不许寄。丹尼尔为了免除家人挂念, 又一次不顾农场的规定,半夜里蹬上自行车悄悄儿走了。从清河农场到北京,足有 二百多里路,而且有四五十里是农村的土路,加上沿途封锁,何况他又是一副“老 外”的形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运用他的“越境”经验闯过层层封锁平安到达北京 的。 走之前,他知道我曾经黑夜里骑车回过一次北京,所以找我详细了解沿途的情 况和走法。此外他还跟几个要好的朋友都通了气儿,我们都匆匆忙忙地给家里写信 报告平安,让他带到北京去发。当时时间紧,谁也无法多写字,我给家里写的信, 只是“我还活着,没有受伤”八个大字。 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写我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丹尼尔和他的夫人都 是我那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他的几个孩子,则是我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 故事》(一九八五年正式出版改名《岷江三爪龙》)的第一批读者。 一九七八年,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正在谈判之中,丹尼尔就成了美方指名要 求遣返的两个美国公民之一。经过几度交涉,中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在不否认他是 中国公民的前提下,答应他们全家以赴美探亲的名义离开中国。至于他到了美国以 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可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中国政府无关了。 丹尼尔被通知到北京办手续,当时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只知道要他回家一 趟。他在北京把手续都办好以后,自己没回农场,却让胖墩儿回来处理东西:把他 所有的衣物全部分赠给与他关系不错的难友们留作纪念。我得到的是一条美国军用 薄呢毛毯。我知道,这还是他父亲的遗物,应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丹尼尔十六岁进的中国劳改队,走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二十年的劳改,对中 国的劳改队生活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熟之又熟。他去美国,对美国政府特别是情报 部门来说,肯定是个十分“有用”的人才。因此我托胖墩儿带一句话给他:尽管他 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关押了二十年之久,但我希望他到美国以后,不要 给情报部门工作,千万不要再卷进政治旋涡中退不出身子来。因为据我的看法,凡 是特工,不论是哪个方面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劳改农场中,不但关有国民 党的特务,也关有共产党的特工。何况我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的时候, 校长是潘汉年:潘汉年刑满以后软禁在团河农场,我还跟他有过偶然的邂逅一面, 对潘汉年的故事多少有些知道。胖墩儿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一定把我的“金玉良言” 带给他。 他走之后两个多月,我听说跟他最好的朋友汤宗哲已经收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 我看了这封写给所有老朋友的“通函”之后,就写了一封简单的问候信,托小汤附 寄转给他。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简,是寄到浙江缙云县我老婆那里 转的。信的内容如下: 吴先生: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人向您祝贺您的新的开始。您让小汤转来的信已经收到,并 知您的近况。我们很为您得到新生而高兴,希望您在选择好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 发挥您的才能,为祖国争光。不管您的小说什么时候出世,我们都在等待和盼望着。 您现在可能在北京住下了。等安顿下来,总该让您的夫人及可爱的女儿接到北 京来观光一下喽。听到许多朋友都有了新的安置,心中觉得很愉快,觉得国家有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感谢华主席及邓副主席。可惜我们不能在北京相见了。虽隔千 万里,只有用书信传达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全家都还好。虽然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但未安置完毕。等安置好一定写信 给您。 祝您快乐! 友 林校书 许凤智 79.3.23. 信的开头祝贺我“新的开始”以及把信寄到浙江去转而不直接寄到农场,除了 怕农场扣押外国来信之外(我的许多外国来信都被农场扣押,直到唐山大地震农场 传达室倒塌,才被翻出来,这件事情丹尼尔是知道的),这里面还有个阴差阳错的 故事。 一九七九年初,我的原单位国家语委派了两个干部到清河农场来给我“第一次 落实政策”,宣布我是“错划”的右派,给我恢复名誉并恢复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 级别,但却不把我调回原单位,而是要求清河农场执行。为此原本在国务院当机要 通讯员、外号叫“焦大炮”的中队长焦如棕声势汹汹地跟那两个干部吵了一架,大 意是说:“吴越是你们错划的,不是我们错划的。我们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执行单 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是你们错划的干部,你们自己收回去,我们管不着。我们无 法安置他的工作,也不会给他发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那两个干部答应把农场的 意见带回去向领导反映。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着原单位的“好消息”,所以在短 信中告诉丹尼尔我有可能回北京工作。事实上我是到了一九七九年年底,才“第二 次落实政策”,正式宣布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但由于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 制只有五十个人,而当时在职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所以他们只好派人到我老家 去联系,想把我安置在浙江。后来还是通过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他现在与我 同住一个院子)的介绍,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郑公盾同志调我去科学 文艺编辑室当编辑──这是后话。 大约在丹尼尔走后的半年多,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正 在继续修改润饰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忽然住在我隔壁的“小朝鲜”(是个小时 候被父亲从北朝鲜带到延边来定居的朝鲜人,因为企图偷越国境回到北朝鲜去而被 捕劳动教养;他曾经跟我学过世界语,我也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外国的世界语朋友, 所以跟我的关系比较好),手捧着半导体收音机跑了过来,回手先把房门关上,这 才神秘兮兮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尽管他的收音机喇叭很小,音 质有些失真,但我立刻听出那是丹尼尔的声音。前面的话已经播过去了,什么内容 我不知道,只听见他在说:“……到台湾来之前,只能从大陆的报纸上了解台湾, 所以我只知道台湾的老百姓身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根本没有自由幸福可言。这次到台湾来采访,我曾经下定决心,采访期间,绝不在 台湾发表任何看法。但是通过近一个星期来的采访,我的观念变了。今天我离开台 湾,不得不改变初衷,说一说我在台湾采访一周的观感。……” 下面他列举了许多事例来对比台湾与大陆的不同。例如他一到台湾,就问当局 怎么安排他的采访,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因为他知道,在北京, 凡是通向郊区县的主要路口,都有武装警察站岗,而且立有“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 通过”的大牌子。外国记者在大陆采访,都是当局安排日程,并且由当局安排采访 对象的。所采访的对象怎么说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有统一的口径。为了应 付采访,甚至故意布置现场,装潢门面,所有采访过程事先都要经过编导并模拟彩 排,跟演戏也差不多。但是台湾当局的答复却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除了保密机关之 外,他想到什么地方采访,就到什么地方采访,当局绝不干预。于是他到处乱闯, 先后采访了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家庭,发现台湾的工人和农民家里不但丰衣足食,而 且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等家用电气几乎一应俱全;特别是小型的家 庭式农场,繁重的作业几乎都是机械化的,所有这些,都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这样的报导,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真实、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大陆的新闻报导还被“四人帮”所把持,所谓新闻不但不新, 而且内容都是“假大空”的,没有新闻的主要因素“真实性”可言。凡是“敌方” 的事情,包括人民的生活,都只能说坏,不能说好。那时候,有关台湾的真实情况, 在大陆是不可能如实报导的。 一九八○年我还收到过丹尼尔寄来的一封“通函”,也就是内容相同的复印件, 寄给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报道他们一家到达美国以后的简况。大意是说他到 了美国以后,开头住在他哥哥、姐姐家里,三个孩子都上了当地的中小学。他的妻 子和孩子都没有学过英语,孩子们既没有特地上英语补习班,也没有降一两个年级, 而是接着大陆的学历跟班读书。为此他规定在家里谁也不许说汉语。头一个学期三 个孩子功课都跟不上,第二个学期就都跟上去了。胖墩儿尽管学得比孩子们慢些, 但是日常生活用语基本上也都学会了。不久丹尼尔接受一家报馆的聘请,当了记者, 专程到台湾去采访过一次,胖墩儿则在一家水果公司当临时工,干的是检查水果的 工作,也就是开箱子、钉箱子的体力活儿,每小时工资美金八元,比她丈夫当年在 农场一个月的工资(36.5元)几乎高一倍。丹尼尔的母亲已经年过六十,按照美国 政府的规定,尽管她没在美国干过一天活儿,但仍享受每月500 美金的养老金,完 全够她自己一个人用的了。他们全家在印第安纳州威廉堡郊区租了一座房子,虽然 是平房,但有大小十几间房间和两个卫生间,还有两个车库,夫妻二人每人买了一 辆小车子。随信寄来了四张照片,除了一家五口的“全家福”之外(没他母亲), 还有他们在客厅、大门口和车子旁边的照片。 为了写这一节文章,我本想把这封信的原件翻出来照抄,但由于我最近搬了一 次家,把东西都放乱了,一时找不到,这里无法引用他信里的原文了。 一九九六年,胖墩儿来大陆探亲,通过朋友的联络,终于由汤宗哲的夫人(她 与丹尼尔原来同住一个院子,是由丹尼尔介绍给小汤的)陪同,到我家来拜访我。 我让老伴儿做了几个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通过交谈,方才得知她们到了美国 以后的一些情况。 第一,她已经改名为Floral Kelly. 在英语中,Floral是“花卉”的意思。看 起来,就是她的外号“小翠花儿”的英译。 第二,得知他们一家六口到达香港的那一天,尽管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老百姓, 当时全家人还没有一个是美国公民,但是美国驻香港领事居然亲自到飞机场迎接, 并安排他们在香港游玩参观了将近一月,凡是香港著名的地方,包括海底公园在内, 几乎都去看过。胖墩儿有一句话说得平淡但却很深刻:“人家美国政府,对于在海 外的侨民,是很关心的。” 第三,丹尼尔一家定居美国之初,因为他是个“中国通”,曾经以雇员的身份 给几家报纸当记者,专门到台湾采访。我在广播中听到的,正是他当了记者到台湾 采访临上飞机回国之前向广播电台记者发表的感想。他接受我的建议,没给政府部 门工作,而是给民办报纸当记者。后来考虑到自己既缺乏学历(他连小学毕业的文 凭都没有),也缺乏真才实学,尽管他已经四十来岁,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仍下决 心上了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不过他在中国的遭遇和经 历也没有浪费: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监狱生活三十年》──其中可能 有一些他童年时代在日军集中营中的生活叙述,当然是他母亲的回忆了。至于胖墩 儿自己,早期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干些体力活儿,在水果公司检查水果质量,每周 干五天,每天干六个小时。她很快就越过了语言障碍,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 英语,在一家公司当雇员,当然不再是开箱子钉箱子了。只是她上班的地方离家很 远,相当于从北京到保定,每天要在高速公路上浪费四五个小时。有一次驾车不慎 出了车祸,车子报废,人也进了医院。幸亏车和人都有保险,所以车子换成了新的, 人也康复出院。如今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而且都已经结婚。她拿出照片来给我看, 小静已经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标准美国青年,当然再也不叫“小静”了。刚到美国 的时候,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他们在家里一律不许说汉语。其结果是:不到一年, 孩子们的英语都过关了,在班上的名次也逐渐提高。两个女儿汉语还没忘记,可惜 的是:儿子小静已经把汉语忘得一干二净,再也不会说汉语了。 她临走的时候,我送她《括苍山恩仇记》和《岷江三爪龙》各一部。她曾经答 应回美国以后给我寄丹尼尔写的书来。不知道是她没寄还是寄而没到,不但书没有 寄来,从此以后,竟连信也没收到过。 胖墩儿是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女性中最令我佩服的两个女性之一(另一个就 是“小月亮”,详下节)。她对爱情忠贞,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代价,去换 取两心融洽、虽苦犹甜的贫困生活,特别是心甘情愿地跟他一起在劳改农场苦度光 阴,更为难能可贵。老天爷不辜负她的选择,终于给了她一个完满的结局。 祝福她在大洋彼岸生活幸福,一天比一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