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他心中的“小月亮” 除了“小翠花儿”之外,我在劳改农场所遇见的最令我佩服的另一个女性,外 号叫“小月亮”。 一九六三年的八月中秋,正好是国庆节的第二天,两个节合在一起过,放假两 天。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的干部为了安定人心,让大家更好地在农场继续改造自 己,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家在北京而表现良好的,让他们回家去与亲人团 聚;剩下的人,则尽量改善生活,除了晚饭有带鱼、有炖肉之外,每人还发给四块 月饼,五斤葡萄──当然要从工资中扣钱。至于酒嘛,那是绝对不许喝的。 入夜以后,皎洁的明月,像一个巨大的银盘高高地挂在天上,普照着大地。吃 过晚饭,许多人把小板凳儿搬到院子里,围成一圈儿,中间放一张报纸,各人把自 己的月饼、葡萄之类拿出来堆放在面前,一面赏月,一面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一 面各人吃各人自己的东西──在劳改队,“伙吃伙喝”是不允许的,哪怕是在节日 里。 在花坛的旁边,王同竹半坐在水泥的围栏上,脸色凝重地拉起了手风琴。他拉 的是德沃夏克的《思故乡》,是《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歌。琴声凄凉而哀婉,许 多人触景伤情,停止了神聊,入神地听他演奏。 王同竹是个才貌双全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的是俄语,进公 安局劳改之前,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据说他父亲是个地主, 在土改中被镇压了。幸亏他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要是再晚几年,不仅进不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很可能连大学都不能上。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不是与他的父 亲有关,我不知道。但知道他的妻子是西藏的贵族,相当于“郡主”的身份,为此, 我们都开玩笑地喊他“郡马”。“郡主”是在四川上的中学,在印度上的大学,精 通藏语、汉语、英语和印地语。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来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当藏语 和印地语广播员。当时王同竹被借调到国际台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编译一些俄文的 广播资料,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了。结婚的时候,老丈人除了给女儿送来丰盛的嫁 妆之外,还特地给他们送来一个“陪嫁丫头”,是个世代为奴的女奴隶。不过王同 竹很不习惯于被女奴伺候着,因此不久之后,就与妻子商量好,把这个女奴送到民 族学院读书去了。只有到了星期假日,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的女奴才“回家”来 继续担当她奴隶的任务。 王同竹有轻微的胃病,一饿就胃痛,因此陪同苏联专家外出,总要带一包饼干, 饿了就吃。一次与某处长陪同苏联专家外出,王同竹在汽车里吃饼干,被处长大人 指责为“对苏联专家不尊敬”,当面制止,而苏联专家却支持王同竹,反过来批评 了某处长,弄得某处长很下不来台,为此算是把某处长给得罪了。 到了一九五七年,王同竹没有逃脱 “反右”这一劫,终于被某处长找了个碴 子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被送劳动教养的那一天,警察进门用铐子铐住了王同竹的双 手往门外推,怀孕已经六七个月的“郡主”连哭带喊地追了出来,王同竹眼看着妻 子不慎滚下了楼梯,也不被允许上前搀扶一把。他进了收容所,才由“女奴”来给 他送信:“郡主”流产了。 他老丈人以“养病”为由,把他的妻子连同“陪嫁丫头”统统召回西藏去了。 不久之后,也就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她一家都随达赖喇嘛去了葛伦堡。从此天 各一方:一个住在劳改营里,一个住在难民营里。他名义上算是有妻子,实际上也 和我们差不多。他给我看过他老婆的照片,那“郡主”是个小个儿,相貌一般,打 扮得也很朴素,根本看不出是个西藏人,更看不出是个留学印度的西藏贵族。 “文革”期间,王同竹因为企图偷越国境去苏联,与另三个“同犯”姚祖彝、 陆鲁山、孙本乔(都是三余庄右派队出去的“二劳改”)一起在南京被枪毙了。他 们是“三余庄右派队”中死得最惨的几个人。 这时候,不知道他是想起了父亲,还是想起了妻子,抑或两者都想起来了,总 之是他把全部心神都集中在琴上,把那曲子拉得比任何时候都好,简直催人泪下。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是想家的还是想老婆孩子的,也 不论是懂音乐的或不懂音乐的,人们渐渐从宿舍内走出来,聚拢来,集结到了王同 竹的周围,静静地听他拉琴,借此寄托心中的“哀思”。 不知道是积极分子到队部汇报的,还是队长自己发现这些“老右”们今天情绪 有些不对头,想来一个因势利导,总之是忽然通知全体集合,就在院子里举行一场 即兴的、临时的中秋月光晚会,让宣传员杜高(著名作家兼戏剧评论家,落实政策 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是我的顶头上司)主 持。这是三余庄成立右派教养队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不明就里 的人还挺高兴,纷纷出节目凑热闹。来自中央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郭东海跳了一 段芭蕾,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的声乐教师徐公瑾唱了一支歌剧《茶花女》插曲《饮酒 之歌》,北影著名演员巴鸿(现在是名导演,曾导演电影《知音》)说了段单口相 声,接着有唱京剧的,有唱评剧的,连我都唱了一支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中的选 段。这可真应了一句四川谚语:“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了。但是表面的 欢笑,难掩心中的悲戚,昂扬的歌声,宣泄的是忧郁的块垒。也不知道是谁觉得这 样文质彬彬地轮流出节目没什么意思,建议王同竹拉起舞曲来,大家一起跳舞。这 一建议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没经主持节目的杜高点头,手风琴又一次响起, 立刻有许多人两两相拥着跳起舞来。 单是一架手风琴伴奏,不免势孤力单,缺乏“欢乐”的气氛。有个人民大学新 闻系的学生叫朱仲康的,带有一个铁皮焊成的小衣箱,他回宿舍把衣箱里的杂物往 铺上一倒,抱着小铁箱来到王同竹身边,拿铁箱当大鼓,“嘭嘭嘭”地敲了起来。 有他带头,又有一些人拿来脸盆或饭盆当锣当镲,于是“嘭嚓嘭嚓嘭嚓嚓”,节奏 感强烈了,热烈的气氛制造出来,参加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连平时从来不跳舞或者 根本就不会跳舞的人,也下意识地参加了,投入了。 跳舞,本应该在心情愉快的时候进行,而且应该是一男一女相拥而舞。在这样 的时候和这样的场合,一个男人拽着另一个男人疯狂地旋转,看上去像狂欢,但分 明是一种宣泄,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突然喷发,是一种畸形心理的表现,很大程度 上带有歇斯底里狂的性质。事后有人形容这场舞会是“群魔乱舞”,是“有声有色” 的抗议,也不无道理。但这是队部明令布置的月光晚会,在晚会上跳跳舞,也不算 太出格的事情,所以尽管队长就在旁边看着,而且面有忧色,生怕会出事情,可也 不便于立刻制止。一直让这些“魔头”们折腾到十点钟,超过了平时熄灯时间半个 小时,这才以“天色已晚,明天还要出工”为由,用“劝慰”的口吻要大家进宿舍 去休息。 这场“月光晚会”,三余庄所有的右派几乎都参加了。这里强调“几乎”二字, 是因为确实也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没有参加。 这个人叫史镇华,浙江宁波人,是建工学院的教师。他独自一人,在空无一人 的后院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在长吁短叹。 他为什么不参加这场狂欢呢?他是在清静地独自赏月么?不是的。他在想念他 的未婚妻,他心中的“小月亮”。 他有个未婚妻在上海,是一家工厂职工学校的老师,据说还是他的表妹。那年 月,正式结婚过的夫妻,丈夫一旦划成了右派,还要离婚呢,何况是未婚妻?再退 一步说:也有些右派的未婚妻因为相信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第一性质不太严重,第二过不多久摘了帽子就与人民没有两样,所以等待一年、两 年甚至三年的人都不算少。过了一九六○年,看看帽子尚且不摘,工作更其无望, 本着“政治经济是基础,婚姻是上层建筑”的准则,终于掉头不顾而去了。因此, 在三余庄的四百多名右派中,除了划右以前的单身汉不算,凡是有妻室的,离婚的 占多数,凡是有对象或未婚妻的,几乎全部都“琵琶别抱”了。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三余庄的右派中,有个叫郑光第的,浙江省象山县人,北 大学生。上学的时候,有过一个对象,而且是山盟海誓,即便海枯石烂也永远不会 变心的。他对“右派分子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到人民队伍”的说法深信不疑,所以劳 动十分积极,连生病也不休息。他的教养期定为两年,到了一九六三年五月,终于 按期“摘帽、解教、强制就业”了。他自以为已经是“人民”的身份,喜孜孜地去 见昔日的女朋友。尽管海没枯石也没烂,但却因为他依旧是个“摘帽右派”的身份 而被拒之于门外。一九六三年的国庆节,他想进城去看看天安门广场的烟火,又被 队长所不许。于是他在国庆前夕忿而出走,从此一去就没回头。后来有消息说:他 已经在国庆的当夜从北海大桥上面向中南海跳了下去,自我了断了。据分析很可能 他连天安门广场也进不去,这才感到绝望而轻生的。因为那是有组织的联欢,即便 郑光第是真正的“人民”,也进不去的。又据说因为从北海大桥往中南海里跳的人 太多,所以后来北海大桥两旁只有半人高的白石栏杆被拆除,换上了一人半高的顶 部带尖刺的铁栏杆,而且增加岗哨了。 只有这个史镇华的表妹,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等起,一直等到了一九六四年, 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依旧在苦苦地等待,还在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好祝愿。 因此她在三余庄被称为“蝎子的岜岜①──独一份儿”。以未婚妻身份而苦苦等待 的,除她之外,确实没有第二个了(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敖乃松的未婚妻蕾蕾──详 本篇后文──但她是与敖乃松同居过半个月的,虽然没有登记,实际上已经是妻子 的身份,不算未婚妻了)。 -------- ① 岜岜──北京方言中的幼儿用词,指大便。岜,音b ǎ。有音而无字。这 里是借用。 人们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史镇华的表妹起了一个外号,叫“小月亮”。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主动给史镇华提供了一些方便:当时教养分子的来信, 队部一般都要拆开来检查,而发信则必须贴上邮票交给队长,而且不能封口。在这 种“一切公开”的通信中,史镇华当然不可能与心中的“小月亮”畅所欲言。我利 用我当中队值班员的方便,就主动地悄悄儿给他往上海发信。 说起我在三余庄当值班员的经过,这里面也有一段故事。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因为前任值班员李喜兰被调去担任小队长,他特地向队 部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冬季我在劳动教养收容所反省室担任 值班员期间,李喜兰正好被送来劳动教养。他原来是北京国际书店(即外文书店) 的门市部主任,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被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一天在家 里他夫人不慎把他的一副金丝边眼镜打碎了,他本来心情就不好,气愤之下,伸手 就给了老婆一个耳刮子。偏巧他夫人是房管局的装修工人,尽管他夫人自己没说什 么,可街坊四邻的积极分子们不干了,出面以“阶级报复”的罪名汇报到派出所。 于是派出所民警半夜里把他从被窝儿里掏了出来,大冬天的连外衣也不让他穿,只 让他穿着秋衣秋裤就把他送进了劳动教养收容所。由于他在派出所因为心情不好加 上“饥寒交迫”有过企图自杀的举动,所以一进收容所,就被编进了“严管组”成 了“反省号”,交给我看管。我看在“同类”的份儿上,对他特别照顾,让他围着 被子坐着反省。等他家里送来衣服和被褥,我又主动建议结束他的严管,让他参加 洗碗、扫地之类的“小值日”活动,因此他一直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他荣升小队 长,就把他的“值班员”肥缺主动让给了我。于是从一九六三年的五一节晚上开始, 我就当起了“七中队值班室值班员”的差使来。 值班员的具体工作,除了在中队大门口看门、出收工敲钟、清点统计每天的出 工人数和病号人数之外,还管环境卫生、登记来访家属、分发信件报纸等等。与我 同时值班的专职值班员程志雄,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在外国语 学院学习的时候秘密参加了中央军委特工系统,毕业后成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成员, 派驻外贸部当密探,公开身份是图书资料室外文资料员,真正的任务是监视部里的 领导干部。他出身资产阶级,平时生活吊儿郎当,爱跳舞、打牌,看上去是个不修 边幅又不求上进的人,因此也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的“道行”不济,虽然不是 英雄,却难过“美人”这一关,竟与哪位首长的夫人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这种事 情,在现在并不触及刑法,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连党籍都不见得会开除,但在当 时,却是很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他这样的身份,不论外贸部还是调查部,都不能容 忍。总算考虑到他曾经有过的“贡献”,加上为了保护女方的“名节”,这事儿没 有张扬,开除党籍之外,又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然后悄悄儿送到公安局来,不按干 部而按职工的身份分配工作。于是他就到了团河农场二大队七中队,当起专职的值 班员来了。 我到值班室以后,跟他成了莫逆之交,两人无话不谈。他很同情右派们的遭遇 和处境,许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不斤斤计较,小小不然的事情, 还能够帮上一点儿小忙。例如右派们有不希望队长看的信件,只要悄悄儿交给我, 再由我悄悄儿交给他,他就会把信件带到城里去代为发出。 我所能够提供给史镇华的,就是帮他转托程志雄往上海发信。 一九六三年秋,我的两年半教养期到期,成了“二劳改”,不过总算有了探亲 假。一九六四年二月春节期间,我请了十五天探亲假回上海看望父母,同时也帮助 家在上海但还没有解除教养的难友们办一些事情,例如带走家信、带来食物用品等 等。 史镇华也托我替他办事。他交给我一封写给“小月亮”的信,同时嘱托:如实 介绍劳改农场以及他的情况,能够解释的加以解释;了解女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 安慰的尽力加以安慰。 到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了“小月亮”的家:在人民公园的西边,电视发射塔的 东边,南京西路的南面。还真巧,正赶上她在家里。“小月亮”的脸型长得很美, 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巴,但是脸色憔悴,尽管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失去了少女 的肌肤红润与光泽。可以想见,倒退六七年,她一定是个娇滴滴的美人胎子。当时 的上海人住房都比较紧张,她与父母兄弟同住,一个人有一间仅能回旋的斗室,就 很不简单了。他看了我带去的信,先向我挤挤眼,接着说:“老张借给我的那本书, 不在我手上,在我一个朋友那里。不过离我家很近。你要是急着用,我现在就带你 去拿。” 我虽然不是个极聪明的人,但她的弦外之音,还是能够领会的。我装出一副十 分着急的样子,说是正等着要用,不然也不会找上门来了。她立刻就揣起信来,围 上围巾,穿上大衣,与我一起走了出来。 到了大街上,她这才向我道歉说:她与史镇华至今仍有书信来往,她家里人都 不知道。尽管当初他们俩相爱的时候家里人并不反对,但是自从史镇华被划为右派 以后,特别是被送进教养所又过了若干年以后,家里就人人反对了。随着时间的延 长,反对的温度逐渐升高,至今六七年过去,史镇华还没有出来的希望,反对的温 度也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父母反对,主要是从女儿的青春年华考虑,要她放弃 已经没有指望的史镇华另找一个对象,早点儿结婚,以免耽误了择偶的最佳时机。 反对得最激烈的弟弟,则是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姐姐都快三十岁了,还不出嫁。姐 姐的房间腾不出来,弟弟也就无法结婚。利害相关,也难怪弟弟着急。为了避免争 吵,图一个耳根清静,她在父母和弟弟面前,都说早就已经与史镇华断了关系,而 且已经有了另外的对象。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家里知道我是给史镇华投书递柬的 “信使”,即便不当着我的面给她难堪,等我走后也少不了会有一场吵闹。幸亏我 一进门没有说出史镇华的姓名来,至少这头一关,总算阴差阳错地蒙过去了。她说 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我细谈,明天上午她要到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如果我有工夫, 希望我上午八点以前到医院门口等她,在候诊的时间,我可以谈谈农场的情况,等 她看完了病,再到外面去接着谈她的近况。 她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好在我回家只是探亲,除了为难友们办一 些杂事儿,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约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第四医院门口等她。她在八点以前到达,挂了号,我们一 起到候诊室等待喊号就诊。我问她有什么病,她说所有内脏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 心、肺、肝、胆、胃都有问题,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一个人, 心情不愉快,最容易得内科病。像她这样,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如此巨大,又 没个知心的人可以排解,忧虑成疾,是很自然的事情,能够坚持上班不倒下来,就 很不容易了。 我抓时间跟他说了史镇华的情况:把所有还在教养的右派集中到团河农场来, 根据传说和推测,是中央有可能要重新起用这些有能力有用处的人。估计再有一年, 大家都会彻底解放了。我鼓励她再坚持一年,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后胜利。 等到她看完了病,我们一起到人民公园去转了转,当然不是为了逛公园,而是 继续我们的谈话。 我说完了农场和史镇华的近况,她也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她:我原来 的妻子,也是上海人。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分配在江湾的上海市行 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女同 志,名字叫做“怡”。她比我大五六岁,我总是叫她“怡姐姐”。由于她长得很漂 亮,看起来却好像比我还小似的。当时正有五六个主任、干事之类的人在追求她。 我呢,有个女朋友叫做“萍”的,在嘉兴当小学校长,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我和 “怡姐姐”的关系处得相当好,她的男朋友来信,常给我看;我的女朋友来信,也 给她看,还常常彼此商量怎样回信最好。但是就在我和萍的关系发展到最最热烈的 时刻,她却忽然从福建漳州给我写来一封信,宣布她已经结婚了,连通信地址也不 留。遭此突然变卦,我情绪低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回家。她见我情绪不好,约我 星期天到她家去散散心。我说每到星期天她家里高朋满座,我可不愿意去赶这样的 热闹。她叫我一早就到她家,躲开那些登门求爱者,然后我们一起出来在外面玩儿: 上午逛公园,中午下饭馆儿,下午看电影,尽一日之欢。我如约而去,也按计划执 行了我们的游程。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她忽然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如果我不 是比你大这么多,那该有多么好!”我立刻作出了反应:“只要两心愉悦,大几岁 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俩没有经过恋爱阶段,直接就切入到“婚娶”这个主 题上来了。但是她始终顾虑重重,怕亲友笑话。一九五四年我奉调北京,她才下了 决心嫁给我。她来到北京与我结婚之后,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 反右高潮中,生了一个女儿,外公给起名叫吴永。我划右派以后,她是“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与我水火不相容,不得不与我离婚。现在下放到海门县一个中学 教英语。这次我回上海来探亲,也曾经贸贸然闯到她家里去看望过她,可是她还在 海门,没回来,不过倒是见到了我们的孩子。孩子当然不知道我是她的爸爸,我也 没有说穿。孩子的外公出于礼貌没有驱逐我,还给了我一张孩子的照片,所以我很 自觉地只坐了十来分钟,就告辞出来了。 我说得很坦然,她听了却眼角涌上了泪水,很为我的妻离子散而伤心。 我乘机又说:我的老丈人解放前是上海海关帮办(即第二把手),我的离妻是 大学毕业生,而且比我大五六岁,所以老丈人本来就反对女儿嫁给我这个只有高中 一年级学历的“土包子”,现在当然更加痛恨我毁了他女儿的一生。但是我很想再 见孩子她妈一面,只是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写信是不行的。她家里有电话,但是老 丈人知道我回来以后,一定严加防范,我打电话去,一听是我,肯定不会让女儿接。 我请她帮我把电话接通,老丈人听见是女人的声音,大概不会起疑心的。 她立刻答应照办,当时就到公用电话亭去帮我把电话接通,让我与离妻说上了 话,而且定了时间地点与我见了面,各诉离情。──这是题外的话,这里不多说它 了。 我给“小月亮”带去了希望,她果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又坚持了一年。到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史镇华等定期三年的人全体不予解教摘帽,重返岗位的 幻想彻底破灭。一九六五年二月我再次返沪探亲的时候,史镇华要我带给“小月亮” 的话,已经不再是希望她继续等待,而是劝她放弃等待,早日为自己寻找一个“良 好的归宿”了。 尽管这样的话过于残酷,难于出口,但是我受人之托,还是照办了。“小月亮” 神情黯然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感情前提下,她既然不能与史镇华如 愿结合,本来不应该再考虑结婚问题的;但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又不忍心让 弟弟无法成家。所以考虑再三,她已经决定出嫁。反正与对方不是由感情而结合, 只要对方条件不是太差,待她也还可以,随便找一个男人就可以嫁出去。我听了虽 然满不是滋味儿,但也只能长叹一声,表示无可奈何。 尽管她自己的婚事磨难重重,可对我的婚事却依旧表示关心,再一次打电话把 我的离妻约出来与我面谈。──当然,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复婚的可能根本不存 在,见面的目的,只不过互道一声珍重而已。 自从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后,公安局对右派分子的 管理是日见其严而不是逐渐放宽。到了一九六六年,先是宣布取消就业人员的探亲 假,接着就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一个接着一个降临到 我们的头上。三余庄定期三年而到期没有解除教养的人,包括史镇华在内,不久也 统统撤离三余庄,与我再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直到一九九○年,才有消息传来说:史镇华先是被遣返回宁波老家交群众监督 改造,“小月亮”也不得已而违心出嫁。落实政策以后,史镇华到一所大学任教, “小月亮”也毅然决然地与她的丈夫离婚,与史镇华重组家庭。一桩本来非常幸福 美满的爱情,因为莫须有的政治原因,棒打鸳鸯,生生地把他们两个给拆开,变成 了一场令人心酸的悲剧。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折磨,悲欢离合,有情人终于成了 眷属,但是这时候美丽的“小月亮”已经是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妪,晚来的爱情,恐 怕也难以熨平她心灵中那沟壑纵横的创伤了。 一九九七年,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史镇华因为患有鼻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 他们两口子只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活,平时生活就很拮据,一旦身罹重病,当然无力 购买滋补食品。为此有人发起对他资助,我也汇出了二百元钱,聊充薄仪。后来又 传来消息,说他的病经过手术以后,已经基本上好转,没有危险了。听到这样的消 息,心里真是高兴。他们的晚年总算“如愿”了,如果再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老 天爷不免也太狠心、太残酷了吧。 可是天不假年,二○○○年初,一个三余庄时代的老“同窗”高作纯先生来我 家串门儿,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史镇华的癌症复发,很有可能难逃这一劫了。 老高说这话的时候,不免红了眼圈儿;我的心中,也一阵阵发酸。三余庄的“老庄 员”,能够挣扎着活下来的,也一天比一天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