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拉套老马安来福 在延庆娶媳妇儿的“二劳改”,除了张永贤和“成天混”之外,还有一个安来 福。 安来福原来是第五步兵学校的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但却稀里 糊涂地竟给送进了劳改队。尽管他一直在翻案,但一直没有成功的希望。 他的老家在内蒙古。他那个地区是蒙汉杂居区,他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 一九四五年前,他那个村子被日军占领,但也是八路军的势力范围。抗战胜利后, 他那个村子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但仍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他那个村子的村长 具有双重身份,明面上是给敌人工作,实际上是给共产党工作。 他思想进步,抗战还没有胜利或刚刚胜利,他还不满十八岁,就被村长悄悄儿 送到八路军部队当兵。四五年来,他作战勇敢,从战士升到了班长。但是他没读几 年书,文化太低,再要升就困难了。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部队领导有心培养 他,把他送到第五步兵学校学习。这是一座“士官学校”,培养的是下级军官,一 面学军事知识,一面也学文化知识。 他进步兵学校的时候,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学校里也相应地开展 “民主运动”。部队里的“民主运动”,包括交代个人历史这样一个项目。像他这 样单纯的人,十八岁以前没离开过自己的村子,又是作为八路军秘密联络点的村长 送来参军的,填写历史表格,只要写参军前在家种地,参军后在部队打仗,两句话 就完了。可他偏偏“愣管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在班内学习的时候,讲了 这样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 有一天,村长家里来了一个八路军的联络员。他亲眼看见黄昏的时候村长把他 送出门口的。但是第二天一早他却发现这个八路死在村子口,是被人家用刀子捅死 的。到底凶手是谁,始终也没查出来。 正因为故事没头没尾,班里的人就开始追问了:第一,既然是八路的联络员, 当然身份是保密的,你既不是八路,又不是党员,你怎么知道他的身份?第二,村 长送联络员出村,怎么可能让你知道呢?除你之外,还有谁知道?第三,第二天怎 么是你发现联络员被杀的?村子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别人不发现,偏偏让你发现了? 一问两问的,安来福成了杀死联络员的最大嫌疑人了。 安来福当然不承认,但是又百口莫辩。这期间校方派人到他那个小村子去外调, 查回来的材料居然是:那村长是个变节分子,给八路军工作是假,给国民党工作是 真,当时正好在镇反运动中,已经被枪毙了。 这可真是死无对证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怎么解释都不对,都是漏洞百出。 最后只好把他送到了华北军区军事法庭审判。 他在德胜门外北苑新生砖厂(当时属于军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不再烧砖, 而是利用这里的砖窑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对外的牌子是地方国营北苑农场和北苑 化工厂)一面劳动一面等待判决。也许是当时这样的案子太多,也许是他的案子太 特殊不好判,总之是等待了好几年之后,才稀里糊涂地给了他一张判决书,既没有 说他杀人,也没有说他没杀人,仅仅因为他是“变节分子送来参军”的,而他与变 节分子的关系又很密切,连来个秘密的八路军联络员他都知道,因此稀里糊涂地被 判了五年徒刑。好在这时候离刑满释放也没有多少日子了,他居然没有上诉,就这 样默认下来了。 可是刑满以后,既没有让他回部队,也没有让他回老家,而是留在北京市公安 局所属的劳改队当了个就业职工。 一九六五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四十来岁,在劳改单位已经干了十几年。 所以他是劳改队的老职工,人称“老河底”。 这一类老职工,特点是干活儿积极,靠拢政府,大都被任命为班长,工资当然 也是全队最高的。安来福虽然资格老,但是没有文化,对葡萄栽培技术不过硬,只 是考虑到他“工龄”长,劳动也积极,所以给了他一个四级工,当班长,月工资四 十八元。 他被判刑的时候,认为反正案子搞不清,在监狱里呆几年,释放之后一切从头 开始,也就完了。没想到刑满以后却不放他,为此他倒想翻案了。但是又不知道应 该怎样翻。他听说我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在上海法院工作过,就把他的判决书拿出来 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宗典型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什么证据也没 有,什么罪行也没有,却稀里糊涂地给了五年刑期。我认为,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想 翻,必须到村子里去开出一张证明来。我详细问了他村子里的情况,据说他参军之 前与他同辈甚至比他长一辈的人还有许多仍在村子里,都可以给他证明。为此他果 然请假回老家去了一趟,开来了包括现任村长和支书在内的有二十多人盖章的一张 证明,第一证明他十八岁以前在村子里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思想进步,积极参加 抗日活动,参军出于爱国和自愿;第二证明他与被杀的八路军联络员没有任何关系。 他拿了这样一张证明,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询问,指点他要到原判机关联 系申诉。辗转寻找原华北军区军法处──现在的北京军区军法处,答复是:第一时 间太长了,调阅案卷有困难,第二是这样的证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只是出于主观 臆测,没有过硬的事实根据。看起来,不找到那个杀害联络员的凶手,他的案子是 永远也闹不明白的。但是他个人既没有这样的能力,村子里同样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只能再一次“认命”了。 安来福在劳改队呆了十几年,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娶个媳妇儿安个家。自从张永贤和程天惠在延庆娶了媳妇儿以后, 他的心眼儿也活动了,就也托三余庄猪圈那个韩老头儿帮他在延庆物色一个。 根据他的条件,人家给他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小寡妇,有两个闺女,大闺女二 十岁,已经出嫁,小闺女十八岁,还没结婚。人家是家里没个男人,要找个上门女 婿顶门立户的。 他立刻请假上门去相亲,当然也是送上门去给人家看。结果非常顺利,一槌定 音,当场就拍板成交。他回来以后自己说:那女的长得白白胖胖、细皮嫩肉,弯眉 大眼,脸色红润,在她那个年龄,也算是相当漂亮的了。对比之下,他个子虽然高 大,但是瘦骨伶仃的,还不如人家壮实。见面之后,女方还在犹豫,她大闺女在旁 边说:“妈呀,我看这人挺皮实的,别再挑了。”女方听说他一个月挣四十多块钱, 每月能往家交二十多块,每月只回来住四天,觉得很上算,就点头答应了。安来福 当时就把自己戴的手表抹下来给她作聘礼。母女三人居然从来没见过手表,很新奇 地说:“啊呀,这个小钟这样小哇!” 从此安来福也加入了每月休息四天的“短期探亲者”行列。延庆在北京的最北 边,团河在北京的最南边,相距一百多里。开头几个月,他是坐汽车回去的。这样, 先要从黄村坐车到永定门,再从永定门倒两次车到德胜门外北郊市场,搭上长途汽 车到延庆县城,再转县郊公共汽车到某一个车站,还要步行若干里路才能到达他的 这个“新家”。团河农场规矩是周六下午四点放假,像他这样一辆车倒一辆车,没 有五六个小时根本到不了家,所以只能延迟到星期天清早五点钟赶头班车走,中午 到家,而星期三中午就得往回赶,天黑以后回到农场,实际上只能在家住三个夜晚。 为了争取在家里多住一夜,他到废品站买了一个自行车三角架,再买两个旧瓦 圈和一个旧车把,然后再买全新的里外带、三套轴和一些零件,只花四十多块钱, 就凑起了一辆主要部件都是新的“半新车”。到了休息的日子,别人要下午四点才 能走,他利用在农场多年与队长关系比较好的“优势”,吃过中午饭就骑车走了, 大家都同情他,没人检举,队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从黄村到昌平县,一片平地,基本没有上坡路,但是一过了昌平,那时候从北 京到延庆只有一条公路,必须翻越八达岭,因此骑车是非常苦的。有许多地段坡度 太大,只能下车推着走。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挣扎奋斗,尽管夏天的时候到家天还 不黑,但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回到家里,当然不是安享清福的老太爷,而是有两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等着 他去完成。第一,他是个顶门立户的上门女婿,家里凡是属于男劳动力干的活儿, 诸如抹墙、苫背(给房顶上滑秸泥)、挖地窖之类,都得他回家去干。第二,他是 个填补空缺的丈夫,不但女方守了好几年寡,他自己也是四十来岁了才第一次做新 郎,因此不但要努力满足女方的性需要,自己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何况他妻子如此 貌美,而一个月又只有这短短的四天,因此两个人都有些如饥似渴,简直有些不要 命的样子。据他自己说,最高有过一夜七次的记录,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七杆”。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加上玩儿命的结果,本来就并不魁伟的他,眼见其瘦了下来。 特别是刚从家里回来的那几天,精神萎靡不振,眼睛都睁不开。他是班长,除了带 班出工之外,晚上还要组织学习。但是他太缺觉了,经常一面听着别人发言,一面 就呼呼地睡着。他睡觉有打呼噜的毛病,越累打得越响。有一次晚间学习,他在墙 上一靠,鼾声大作。于是有那调皮的撕了若干张纸条用唾沫贴在他的额头和脸上, 见他还不醒,干脆铺开被卧,全班人一个个都入了筒。指导员挨着班巡逻,听见他 这个班鼾声大作,踅了进来,一看这场面:班长贴了一脸的纸条,歪在墙上睡着了; 班员们则一个个都钻了被窝,气得喊了一声:“安来福,你怎么搞的!”安来福被 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见是指导员站在面前,急忙坐正了身子,一面说:“大伙 儿说说,大伙儿说说!”弄得指导员也哭笑不得。 有人说:安来福当了这样的上门女婿,简直和“拉帮套的”差不多。 什么叫“拉帮套”?这本来是赶大车的行话:马车有三种:一种是“单套车”, 驾辕的马就是拉车的马;一种叫“三套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在两旁拉帮套; 此外还有一匹马驾辕一匹马在前面拉套的“双套车”。 在延庆,解放前有一种风俗:如果丈夫因病或因伤卧床不起,无法挣钱养活一 家大小,允许妻子招一个男人回家来,权利和义务都和丈夫一样,这样的男人,俗 话就叫“拉帮套的”。但是一旦真正的丈夫病好以后,这个“拉帮套”的男人必须 无条件离开这个家庭,不许带走任何东西甚至他和这个女人所生的子女。当然也有 丈夫病重故去由“拉帮套的”晋升递补的。 这种风俗,解放后当然没有了,安来福只是个上门女婿,家里并没有另一个男 人。人们这样说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的,他这样卖命地干,都是给 人家白干。 一方面是他自己感到这样疲于奔命吃不消,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后小女 儿出嫁,大女儿又死于难产,家里只剩下妻子一人,不大放心,于是就学着我和张 永贤的样子,也在黄村一街租了一间房子,把老婆接来与他一起住。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见他的妻子,果然如他所说,长得细眉大眼,脸色红润,白 白胖胖的,很有风韵。两人住在一起,不疲于奔命了,也不玩儿命不要命了,他的 身体才渐渐地缓了过来。 但是好景不长,安来福刚刚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不再把家当成“枷”扛着 的时候,先是团河农场撤消,所有人员都转场到清河农场去,他也不得不把妻子送 回延庆。接着林彪发布了第一号备战疏散令,他自己本人又被疏散到山西去,从此 不知道他的消息。 一九八一年冬,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忽然安来福找到我家里来。如果他 自己不说他就是安来福,我哪儿还能认得出他就是安来福?他不但瘦得没了人形儿, 身上穿的棉袄也是破破烂烂的,简直不能叫衣服。见了我,更是一副十分拘束的样 子,叫他坐不敢马上坐,给他沏了茶也不喝,总说不渴,带有明显的自卑感。他说 他到了山西以后,因为他延庆有老婆,农场给了他几个月工资,把他遣送到延庆落 户了。延庆是个出名的苦地方,像他这样的劳动力,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儿,只有 一两毛钱。老弱劳动力还有一年到头倒欠生产队的,年底分红不是分钱,而是分账: 你去年欠大队二百,今年又欠一百五,一共三百五了。如此等等。工分低就已经难 于生活了,又加上他老婆长年患病,没钱看病,那病也就长期好不了。不过他很兴 奋地告诉我说:这一次,他的案子真有可能翻过来了,因为这一回是军区的一个什 么落实政策办公室主动找他了解当年判刑的经过,他进城来,就是到军区去谈话的。 他说他在延庆城里碰见了张永贤,是张永贤告诉他我的地址,所以顺便来看看我。 我冷眼旁观,觉得他自己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我留他吃中饭,他说立刻要 到军区去谈话,没时间了。当时我刚刚恢复工作,工资只有七十多元,而家里什么 都没有,经济并不宽裕,但是看看他那样子,心中凄然。我递给他二十块钱,让他 中午买饭吃,并要他谈话以后再到我家里来吃晚饭,好告诉我谈话的内容,一起来 分析前景如何。 但是他走后就没有再露面,估计很可能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张永贤进城来,我问起安来福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安 来福等不及落实政策就死了,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说:还要得什么病?他这头拉帮套的老马,明明是苦死、累死、干死的 嘛! 安来福死得怪惨的。有人说:安来福的名字取得不好,所以一辈子命运不济。 因为“安来福”,是“哪儿有福气到来”的意思,如果改作“安无福”,就是“哪 儿会没有福气呢”的意思,至少后福总还有的。当然,这只不过是笑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