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是不是夫妻讲缘份 一九六六年秋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我却稀里糊涂地使用“闪 电战术”在朝阳门外三间房村娶了个农村姑娘结了婚,不得不在黄村一街租了周广 金家的一间小披屋住了下来。 我在前面说过,自从我当上了“二劳改”,看了“舅爷”和“舅奶奶”们扛着 “枷”长征的惨样儿,吓得早就下定了决心,不离开劳改农场,我是绝不结婚的。 关于我为什么没离开劳改农场就结婚,为什么早不结晚不结偏偏要在“文化大革命” 的最高潮娶媳妇儿,这里卖一个关子,暂且不说,留到第三篇中细细叙述。在这里 我要说的是:与我结婚有关的另一个“二劳改”的婚姻故事。 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的食堂管理员叫马义扬,三十多岁,也是个右派,原来 是个体育教师,身体好,人也好。 二中队还有个“老就”叫朱焕基,他们两人的姓名谐音是“马易羊,猪换鸡”, 正好是天然的一副对子。──这只是插曲,与我要讲的婚姻故事无关。 我结婚以后,到我家中走动得最勤的,就是马义扬。他无求于我,只是出于朋 友关系,处处关心我的生活。我仓促成家,租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农民房小披屋,除 了临时买的一副铺板,连张桌子板凳都没有,动的用的更不用说起。为此,他经常 给我送些动用家什来,什么水桶啊,扁担哪,米面哪,芝麻酱啊等等。有的是借给 我的,有的是要我给钱的。他这个食堂管理员,账目绝对清楚,绝不会拿公家的东 西送礼。有时候送点儿熟肉来,也不是食堂里的东西,而是到黄村小酒馆儿里买来 的。 我老婆有两个妹妹,大的一个十九岁,叫小红,小的一个才十六,叫老丫头─ ─北方农村的习惯,老丫头指的是最小的女儿,也就是“老疙瘩丫头”的意思。 老丫头长得傻大黑粗,没心没肺,基本上还是个孩子。小红行五,是我的“五 妹”。她长得胖乎乎的,脸型并不美,但是心眼儿好,嗓子也不错,是公社里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的独唱演员。两个姨妹对我都特别好,比对她们自己的亲哥哥还亲热。 家里生怕我这个穷女婿饿瘦了他们家闺女,隔长不短儿地总打发两个妹妹给我送粮 食或者吃的来。 妹妹们常来常往的,总有碰见我朋友的时候。马义扬是最常来的朋友,所以慢 慢儿的两个妹妹跟马义扬也混熟了。 马义扬老夸五妹妹好,说她是个“心里美”。五妹呢,也老说马义扬好,常说: “像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就跟她说:自古监狱里关的就是最好的和 最坏的两种人。马义扬被划为右派,根本就不是他的错。他一个体育教员,既不参 加政治讨论会,也没贴过大字报,把他划为右派,纯粹是为了凑那百分之五的数儿 凑进来的。 我已经看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好感,就跟老婆商量,是不是可以加点儿火力, 把她们两个也捏咕到一起。我老婆对马义扬的印象也很好,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 们两个分头做工作。我去找马义扬,他口口声声说小红不错,我老婆去问小红,她 也说不出马义扬有什么不好来。既然双方都满意,事情不是很好办吗?但是这种事 情,别人是不能包办的,总得让他们两人自己当面谈谈才对。 我们特地安排了一个时间,把她们两个都请到家里来,吃过了饭,都归置完了, 我们夫妻两个找了个借口,到同住一院儿的张永贤夫妇房间里聊闲天儿去了,有意 把他们两个留在房间里好说说话儿。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回到房间里来, 他们两个原来是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一个坐在桌子旁边低头抽烟,一个坐 在床沿玩弄辫稍儿,谁也没说话儿。 事后分别问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看样子,这个环境不是谈恋爱的地方。于是我们又安排了一次让他们会面的机 会。一个休息日,我和妻都回到三间房老丈人家,我通知马义扬上午九点到北海公 园门口等,然后拿出照相机来,借口马义扬向我借照相机,让五妹给他送到北海公 园大门口去。五妹倒是没有推诿,把照相机装进书包,骑上车就走了。从三间房到 北海公园前门,少说也有四十里路,骑车得一个多小时,估计他们在公园里走走聊 聊照照相,中午再吃顿饭,这一天时间就打发了。没想到十点刚过,五妹一脑袋热 汗地回来了。问她是否没见到马义扬,她说见到了。问她怎么这样早就回来,她说: “你不是叫我送照相机去吗?我把照相机交给他,完成了任务,不回来还赖在那儿 干吗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说什么呢?古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 眠。”他们两个“前世无缘”,任凭我们怎么捏咕,也没有用,只好就这样算了。 以上这一段是个“引子”,说的是“无缘”的例子。下面开始转入正题,说的 是“有缘”的故事。 我的房东大哥周广金,虽然家在农村,他自己可是特殊钢厂的工人,只有厂休 的日子才回来住一夜。平常日子,家里只有房东大嫂和婆婆及几个孩子。房东大嫂 姓王,是黄村北边不远的高米店村人。这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我家来个客人,总 要问是不是缺菜缺面,少什么就到她家拿去。马义扬是我家的常客,房东大嫂见他 长得仪表堂堂,性格温和,待人诚恳,也对他很有好感。一天,他问我马义扬有媳 妇儿没有,我说还打着光棍儿呢。她说:“你去告诉他,要是不嫌农村姑娘,我给 他张罗一个。” 我把这话传到了马义扬那儿,他还有点儿不相信。我说房东大嫂可是诚心诚意 的,决不是开玩笑,不管好歹,你点个头,先看看姑娘人品长相再说。他表示同意。 大嫂得到了我的回话,跟我约定:大哥星期三厂休,星期二下午回来,请马义 扬星期二下午到他家吃晚饭,让我作陪。我又给马义扬传话,让他买两瓶酒带去, 不要空手。 到了星期二下午下班,马义扬找了个借口,没进食堂卖饭,而是跟我到了房东 家。这时候我们看见厨房里有个二十一二岁的姑娘在帮大嫂切菜,我们心知就是这 个姑娘了,一面坐下来跟大哥喝酒聊天儿,一面不时飞眼去看那姑娘,可惜看不大 清楚。那姑娘也偶然地往这边看,大嫂子炒好了菜,就由她端了上来。这时候才发 现她长得细皮嫩肉的,相貌很不错,衣着打扮都很朴素,特别是那大大方方的举止 神态,绝不像是农村姑娘的样子。 深秋天气日子短,吃完了晚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公安局规定“二劳改”们不许参加运动,称为“回避政策”,而代之以 “正面教育”,也就是读报、讨论、检查、批判,周一至周五晚上七至九点,是雷 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谁也不许缺席。因此我就起身告辞,赶到中队学习去了。 夜里九点多钟,我从中队回家,路过一座小桥,月色朦胧中,见桥边的水泥栏 杆上坐着一对儿男女,两人相依相偎,十分亲热的样子。看那个头儿和轮廓,男的 很像是马义扬,不过心想马义扬是个比较腼腆的人,跟那姑娘还是第一次见面,总 不大可能就这样大方地在马路边儿搂成一堆儿吧?因此也就没怎么在意,匆匆地过 去了。 到家没见那姑娘,也没见马义扬,一问大嫂,她说:天挺黑的,我不放心,让 小马送她回家去了。我问什么时候走的,她说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我这才认定桥 栏杆上坐的不会是马义扬。 第二天上班,我见到马义扬,悄悄儿问他与那姑娘见面谈得如何,印象如何。 他说谈得很好,印象也很好,一直把她送到家才回来,回中队都已经十一点了。我 说:“我下了学习回家,看见桥栏杆上坐着两个人,模样儿挺像你的。”他笑笑说: “那就是我们嘛。我看见你从我面前走过去,不好意思喊你。”我大笑起来:“刚 见面就这样亲热,你本事不小哇?”他也笑了起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 一见面,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看看时候还早,干脆就坐下来谈了。”我问: “谈妥了?”他说:“我们根本就没谈那些事儿。”我问:“那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他说:“我们尽谈‘文化大革命’的事儿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政治学习讨 论发言哪?”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反问:“你知道那姑娘是谁吗?”我也反问: “不是大嫂子同村的街坊吗?”他神秘地笑笑:“连我都没想到,是大嫂子的亲妹 妹呢!晚上你去问问大嫂子,看她回家去怎么说。” 当天下午,大嫂回了娘家,晚上很晚才回来。我下了学习到大嫂房间去,大嫂 一见我就笑了,问我:“都知道了吧?”我说:“我知道什么呀?”他问:“小马 没跟你说?”我说:“他还惦着让我来问问,探探您的口气呢!”她笑了起来: “这两个鬼东西,他们俩这一好,倒拿咱们当外人了。告诉你吧,这事儿啊,他们 自己都说定了。” 我还有些不信。第一,马义扬亲口告诉我的,他们根本就没提婚事,第二,这 一辈子的大事情,不是买青菜萝卜,也不像我因为支边临上火车现抓的媳妇儿,哪 有刚见面还不知道对方底细呢,就谈婚娶二字的?不料大嫂却明告诉我说:“实话 告诉你吧,这是我亲妹子。她呀,仗着自己读过几天书,心气儿高着呢!村儿里给 她保媒的多了去了,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军官,可她见一个吹一个,有的连一句话 都没搭上,就摇了头了。一拖两拖的,今年都二十二了,还没说定个人家。村儿里 像她一般大的姑娘,早就抱上孩子啦!自从你和老张来到我们院子,我回娘家去老 说你们这些右派怎么有学问,来的右派朋友也都是怎么好,他们还都不信。我就提 出来要给小妹张罗一个右派,我爹妈还没说话,她自己倒点了头了,说是要见识见 识什么叫右派。我为什么先不说是我妹妹呢,我知道我这个妹子爱挑剔,见了面她 要是理也不理小马,我就说人家闺女脸皮嫩,见不得人,这样谁也不得罪。没想到 她还没跟小马说上话,只是听你们和大哥瞎聊天儿,心里就有些乐意了。我让小马 去送她,她没摇头,我就知道这事情有成的希望。昨天夜里他们一路聊过去,到我 家已经十点多,我爹妈都睡了。今天早上起来问她怎么样,她说:‘挺好的,不再 挑了。’这不是明摆着他们自己说定了吗?” 我又一次相信是不是夫妻,是有缘份的。没缘份的两个人,怎么捏咕也捏咕不 到一起,有缘份的两个,就好像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儿似的,一拍即合!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准备喝喜酒吧。 不过,这喜酒我们到了儿还是没喝成。他们的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也可以说是 办得十分“革命”。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越来越高,结婚喝喜酒、分喜糖 都成了“四旧”。姑娘的父亲是高米店村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不久就以“工农兵 占领教育阵地”的名义进驻了村里的小学,代行的是校长的职务。在这样的政治空 气下,他能够招一个右派女婿而不表示反对,就已经十二分的不容易了。 下面的戏,可就不是谁能够估计得到的。仅仅过了一年,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 校,“二劳改”们全部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这一转,我和马义扬分散 了,俩人没在一个分场里。接着就是林彪背着毛主席下达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清河 农场的“老就”们家在农村的,大都“遣返回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家在北 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大都集中到山西的劳改农场和劳改厂矿去了。当时的 “疏散转场”命令是突然间下达的,连干部们事先都不知道,命令一到要求立刻执 行,三两天之内清河农场的“老就”们几乎走了多一半儿,谁疏散到了哪里,除了 一个分场的有可能知道,不是一个分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消息。我与马义扬,就 这样“断了线”了。 终于到了一九七九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 得到了解放,我回到原单位住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恰巧张永贤也从山西回到北京, 正在办理安置手续。在这空闲时间里,我们两个一起到了团河农场,旧地重游,感 慨万千:二大队那原来总产量达到过年产六百万斤的葡萄园,被“五七战士”们管 成了一片草地,荒凉不堪,连农道两旁原先高大粗壮的钻天杨,也像老头儿的牙齿 似的,剩不下几棵了。我们走到黄村街上,同时想起了房东,也同时想起了马义扬。 按照我们的想法,在那样的年月,一个右派,一个贫协主席的女儿,阴差阳错地结 合在一起,肯定又是一场悲剧。本来计划是要去看望房东大嫂的,但是想到了马义 扬,总觉得是我把房东大嫂的妹妹给害了,实在不好意思。琢磨再三,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走进了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小院子。 大嫂正好在家。十几年不见,大嫂苍老多了。当年才四岁的大嫂的小女儿,如 今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大姑娘,是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如果不说她 就是当年那个拖鼻涕的小丫头,谁敢认哪!说了几句客气话,我们都不敢提起马义 扬,性格爽直的大嫂倒主动问起我们来了:“你们见到马义扬了吗?” “没有哇。他现在在哪儿?”我们同声问。 “就在高米店哪!他也落实政策回来了,安排在朝阳区教育局工作。刚去报到, 还没正式上班。”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立刻就要去看马义扬。大嫂子也来了 兴致,当时就跟我们一路走。在路上,大嫂这才告诉我们:小马到了清河农场以后, 不知道怎么查出他的祖籍是山东黄县,而且家里当年是地主。尽管他从来没在黄县 住过一天,那里也没他的一片瓦,亲戚们也根本不认识,但是愣把他押送到那里去 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尽管他的老丈人就是村贫协主席,但也无法挽回公安局的 决定。好在他老家的远房亲戚们都还念叨他父母亲当年的好处,没有难为他也没有 歧视他,给他找了间空房,暂时安顿下来了。难的是:尽管马义扬身板儿壮实,劳 动是一把好手,可是大队里工分儿太低,辛苦一年,连自己一个人的口粮都挣不到 手。实在没办法了,就跑到北京来找老婆,一年中几乎有八九个月是在北京度过的, 更正确地说,是靠老婆养活他的。这十几年中,他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还盖了 三间房。更难能可贵的是: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离婚。 说话间我们到了高米店,见到了马义扬两口子。艰苦的生活,把小马变成了老 马,两鬓已经见了白发。他爱人更是苍老得不像样子,当年那红润白嫩的脸庞,已 经布满了皱纹。两口子见到了我们,也是喜从天降,立刻买肉和面包饺子。我们一 边包一边互相打听难友们的下落。十几年不见,话题越扯越多,我和张永贤商量, 今天不走了,就在马义扬这里住一夜,说不完的话题,夜里接着扯。 吃饺子的时候,马义扬见我总也不提起家里的事情,憋不住了,就问我老婆孩 子近来怎样。我说:“我老婆不比你老婆,她自己不能干活儿,只能靠老公养活, 在团河农场是三十二块钱凑合着过,转场以后,我一个月只能给她十五块钱,她娘 儿两个怎么过?不久就提出来跟我离婚了。我们两个离婚,既不是感情破裂,也不 是政治压力太大,而是出于我挣钱太少,是经济上的原因。用她的一句话来说,就 叫做‘大家都逃条命’。……刚才我们在大嫂子家,还不敢提起你的名字呢,你们 两个,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只怕,只怕你们也早就离 婚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马义扬的老丈人插话说:“那怎么会呢,什么阶级不阶级的, 只要他们两口子自己乐意,日子也过得下去,我们王家没有无缘无故打离婚的规矩……” 这就是贫下中农、而且还是贫协主席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