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最佳夫妻“双就业” 清河农场有两个女队。一个是女教养队,一个是园林队的“女就业队”,也是 女犯和女教养们“恢复自由”以后的最后归宿。 男就业的要想结婚,最佳人选莫过于找个女就业的,在农场被称为“双就业”, 相当于社会上的双职工。这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彼此肩膀一般高,身份相同, 政治地位相等,经济收入也差不多,不存在高攀或低就的问题。第二,只要在园林 队找到一个对象,立刻就可以申请结婚,同时申请把女方调到男方所在的分场来, 从此在农场安家,既不会婚后两地分居,也可以免除在集体宿舍中挤大炕之苦。清 河农场不比团河农场,有大量的家属住房,甭说双方都是“老就”了,就是你从农 村带个姑娘来,也一样给你住房。“文革”之前,还可以把女方的户口迁进来(这 可是农村姑娘向往已久的“北京居民户口”啊,单是这一条,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一 个农村姑娘骗上手),并在农场当一名合同工,所干的活儿并不比农村重,而所领 的三十几元工资,却比穷困地区的农村男劳力还高好多。 因此,清河农场的光棍儿男“老就”,每每把眼光瞄准了女就业队。女就业队 里有几个女光棍儿,新来的女就业中有几个是没老公的,男就业队中的光棍儿们往 往一清二楚。 相对而言,就业女队人数并不多,其中没丈夫的占比例更少。在这样“求过于 供”的前提下,男就业的趋之若鹜,单身女就业的就成了“可居的奇货”,身价也 就越来越高。稍微年轻漂亮点儿的,甚至仅仅平头整脸的,哪怕犯过大罪、至今仍 有恶习的,也自视甚高,挑起老公来,比公主还公主。 男就业的想找个女就业的做老婆,女就业的也愿意找个男就业的做老公。因为 前提是大家都离不开劳改农场。男就业的还可以到农村去找个大姑娘或小寡妇成一 个每年回去住几天的家,而女就业的几乎无一例外不肯嫁给公社社员做老婆,更何 况不论农村还是城里,也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在劳改农场娶个老婆却一年只在家 里住半个月。好在“物以稀为贵”,既然单身女就业的在清河农场是“奇货”,她 们选老公的面,可就比男就业的宽得多了。 女就业的选老公,第一选有钱的,第二选年轻漂亮的,第三才选有没有学问。 因为有没有学问,在劳改农场是次要甚至无用的。常常听见队长对就业的说这样挖 苦的话:“就算你会造原子弹,政府不用你,管个屁用!” 因此,有钱的华侨男就业的,就成了天之骄子,在女队找老婆也最容易。 一九七四年,就业女队新从教养女队送来一个姑娘,才二十三四岁,长得相当 漂亮,不但脸蛋儿白,身材也匀称,据说是为作风问题教养的,如今还是单身女子。 于是她立刻成了众矢之的,介绍的,做媒的,一个走了一个来,每逢休息日,她就 甭想出去,一出去就有人围着,想吃什么根本就不用自己买。她是个“不甘寂寞” 的人,当然也不懂什么叫做“含辛茹苦”,住腻了集体宿舍,吃厌了青菜萝卜,也 想换换环境换换口味,因此很快就答应了一个华侨就业的求婚。据说这个华侨手上 有一万八千元存款(请注意,当时的猪肉才六毛多钱一斤,一万八可比今天的十八 万还顶用),还是给她看了全部存折又把一个五千元的存折交到了她的手上,方才 跟她领了结婚证的云云。 下面的故事更有意思:两人结婚以后,老公带她到北京城里去转转,住高级宾 馆,上高级餐厅,见了漂亮衣服就要买,一块梅花表就花了五百多元,才三天工夫 就花了一千多元,当然不是她那五千元存折中的钱,大手大脚的样子,连那手面阔 绰的华侨都被她花得心疼起来。 后来,据说还是离婚了。因为不久之后,那华侨的存款就已经被她花了一多半 儿,再不离婚,很快就将花光,而花光了以后,等着他的,必然也是离婚。与其成 了穷光蛋以后被动离婚,不如趁早主动离婚,大不了再给她几千,至少还能够保住 几千。 而那女的呢,只要再碰见这样一个两个华侨或大款,再结那么一回两回婚,她 自己也就变成大款了。 像这样的故事,在清河农场虽然不算很多,搜集搜集,恐怕也不少。 一九七五年,我在清河农场四分场也就是于家岭西村园林队就业,常常听见一 些单身汉们在谈论就业女队中的最新新闻,诸如现在还有若干个女就业的没老公, 都有谁谁谁在追她们,进展如何,谁最有希望,等等, 那时候,就业女队有个女炊事员,三十来岁年纪,长得白白胖胖的,外号人称 “包子”。据善于打听人家秘密的“业余探子”们说,她本来是化工学院的大学生, 因为上学期间有了比较严重的生活问题,不但被开除了学籍,还被判了徒刑。这个 人,在就业女队是最最吃香的人,追她的人也最多。但是她也有一个绝不改变的原 则:那就是绝不嫁就业的。因此,尽管追她的人很多,却谁也没有成功。 此外,还有一个小疯子,据说是从少管所出来的,年纪并不大,还有些疯疯癫 癫,但是追她的人也不少,可她挺挑剔的,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挑了好几年,还 没拿定主意。 就在这时候,从劳改队送来一个姓季的,二十六七年纪,相貌一般,但是来头 挺大,据“业余探子”们打听,第一,她父亲是老红军,还是个将军,第二,她当 过“西纠”的组织部长,“文革”初期整死过人的,第三还是个女诗人,善于写诗 云云。 “西纠”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简称,是高干子女的组织,是凌驾 于一切红卫兵组织之上的组织。“东纠”和“西纠”,当初都是权力很大也很出名 的革命组织,后来又被认定是反革命组织,被取缔了。说她整死过人,也被打听出 来,原来是一次押解黑帮上火车,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把一个黑帮分子从火车 上推下去,跌死了或者轧死了。不过她被判刑劳改,倒不是因为这条人命,而是她 高中毕业以后,在某单位担任出纳员期间,挪用公款二百元与朋友到广州去逛了一 趟,回来之后,款项虽然补上了,单位严厉批评了她之后,也不打算处理她,但是 老红军的爸爸不答应,为了教育她,愣是把她送进了监狱。好在刑期不长,只判了 两年。老红军本想以此教育子女,让她记取教训,没想到当时的劳改政策,凡是三 大城市户口的人,只要一进劳改队,就甭想再出来,一辈子都得在劳改单位当“就 业人员”。老红军只是个医院的院长,虽然是少将的军衔,但也只是有力把女儿送 进劳改队,却无力把女儿从劳改队中接出去。 就业女队来了这样一个人,男就业中动她脑筋、打她主意的人当然也不少。但 是搞对象究竟不同于“抢新娘”,尽管是在劳改队,也还讲究个门当户对,年貌相 当。像她这样的人,即便她愿意在劳改队成家,至少老头子不嫁,小流氓不嫁,大 文盲也不嫁。 于家岭西村食堂有个炊事员叫高回,是翻译家高植的儿子。高植的女儿嫁了严 家其,所以他也是严家其的小舅子。抗战期间,高植在重庆与郭沫若合作,翻译了 《战争与和平》,从此在翻译界有了名声。据高回说:《战争与和平》其实是他父 亲一个人翻译的,不过在翻译中请教了郭沫若一些问题,出版的时候,也为了借郭 沫若的名气,所以署了两个人的名字云云。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高植夫妇从重庆坐飞机回到上海,不久就生了个儿子, 所以给这个儿子取名叫高回──飞得高高地回到上海。一九七五年,高回正好三十 岁。 高回长得一表人才,脸色红润,眼睛大大的,眉毛却不粗。高级知识分子的家 庭出身,多少也培养了他一些文化气息,耳濡目染,也知道不少文化界的轶闻趣事。 在真有学问的人面前,他难免处处露怯,但是“骗内行虽不足,骗外行则有余”, 在他的同龄人中,他是颇受人器重的。 一九六六年,二十一岁的高回也参加过红卫兵,而且以红卫兵的身份跑遍了全 中国,也以红卫兵的身份犯下了错误或过失,最后被送进了劳动教养所。也有人说 他的红卫兵身份根本就是假的。不管真的假的,反正那一段生活养成了或者造就了 他天不怕地不怕敢于闯荡世界或者说是敢于以身试法的性格和脾气,倒是真的。 尽管三十岁的高回早就已经不是处男,但是至少在档案记录和户口本子上写的 是“未婚”。他也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再也离不开劳改队,也很希望自己下班以后有 一个温馨的家,只是这样温馨的家,在劳改队里,是很难建立的罢了。 自从他听说就业女队来了这样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以后,不由得来了兴趣,经过 四处打听,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与对方是基本上持平的:论家庭,你是红军女儿,我 是翻译家的儿子;论出身,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不管真的假的,反正现在 都一样了;论年龄,你二十六,我三十,正是“最佳配置”;论文化,你高中毕业, 我也不比你差,你会写诗,我还会写梅花篆字呢,不信,我床头上就贴着一张,尽 管那是照着字帖临的;论现在的收入,你才挣二十七元,我好歹能挣三十六块五, 何况我每月只交九块钱伙食费。 还真佩服他的善于钻营。他听说这个小季跟食堂的“包子”关系比较好,就想 通过“包子”得到小季。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关系,终于认识了“包子”,而且 跟“包子”的关系搞得特别好。他比“包子”的年纪小,因此排除了要追求“包子” 的可能性,而是以小弟弟的身份一口一个“姐姐”地叫得挺亲热。据他自己说,不 久之后两人就好得可以“在一起过夜”的程度。但是他又特别声明:虽然同睡一房, 却是各睡各床,他们之间是干干净净的,绝没有那种不清不白的关系云云。 于是,到了适当火候,他终于向“包子”提出了想认识一下小季的要求。对 “包子”来说,既然自己不与高回搞对象,既然她与小季关系比较好,而且他认为 小季和小高都是就业人员中条件比较好、身份比较高的人,事实上能与小季“年貌 相当”且又“门当户对”的,除了高回之外,恐怕也没有别的人了。于是由“包子” 出面介绍,两人正式接触,就凭高回那风流潇洒的外表,一张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嘴, 小季要是错过了这个人选,在劳改队里,哪儿还有比他更加年貌相当的主儿? 于是,经过互相了解以后,他们的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于是,他们就在于家 岭西村成家了;于是,就引出下面的这个故事来了。──这段引子虽然长了一些, 却不得不这样交代,何况小高和小季他们两人本身,也是“双就业夫妻”,他们的 故事,也与本文贴题。 小高小季成婚不久,就业女队又来了一个从劳改队释放出来的人,名叫金末玉, 平时她自己也写作“金默玉”。 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最小的一位“郡主”。满语“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 “末玉”嘛,当然就是最后的、最小的一颗掌上明珠啰。 说起这个“末代郡主”的身世来,如果历史倒退一个甲子,她的家世,的确是 显赫一时的,因为她的父亲就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的肃亲王;但是她“生不逢时”, 没赶上那个“好时候”,她是在清王朝覆没以后出世的,没得到身世的什么好处, 却因为有这样的身世而受到牵连,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难怪后来她要把 自己的名字写作“默玉”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溥仪皇帝宣布退位的条件之一,是保留“紫禁城” 这个“国中之国”,由民国政府每年向“皇朝”提供巨额的经费,让紫禁城内的溥 仪一家上下千余口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是紫禁城外诸皇族们的生活保证,则不在 这一协议条款之内。幸亏“国民革命”所倡导的是推翻清皇朝政权,并不消灭皇族 们的生命,也不没收皇族们的财产,多数王爷依旧住在他们的王府中,依靠积蓄和 皇庄上的收入维持生活。 肃亲王如果“认命”,很可能他也能够作为“遗老”勉强生活下来的。但是肃 亲王是个“有抱负”的人,他不甘心满清皇朝就此覆灭,因此他不“认命”,在溥 仪退位之后,一门心思,只想复辟。 一个被推翻了的政权,要想复辟,谈何容易。至少要有势力、要有经费、要有 军队、要有拥护者和支持者,等等,等等。失去了靠山和权力的肃亲王有如一只没 脚的螃蟹,简直寸步难行。他得不到国内势力的支持,不得不借助于国外势力,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倒向日本。 一九一二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肃亲王在日本势力的帮助之下,举家 逃到天津,搭上了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军舰,直奔当时是日本租借地的旅顺港定居, 然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复辟活动。 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三十八个子女,其中二十一个儿子、 十七个女儿。最小的第四个侧妃,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叫显玗,汉化姓名叫金璧 辉,中间一个叫显瑠,最小的一个就是一九一八年在旅顺出生的金末玉,正式的满 族姓名叫爱新觉罗·显琦。 肃亲王投靠日本,到了旅顺之后没多久,就把显玗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速浪作 养女,还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川岛芳子。──她可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不论在中日关系史上还是在抗日战争史上,她都是一个“榜上有名”的尤物。 肃亲王的复辟美梦一做就是十年,虽然他已经全力以赴,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 成绩。到了一九二二年,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人世。不到一个月,金末玉的生母 也去世了。“王府”中的事务,暂时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排行第三的 女儿显珊掌管。两年之后,显珊把六岁的小妹妹送进旅顺第二寻常小学,小学毕业 之后,又升入了旅顺高等女校。 金璧辉比金末玉大十二岁。金末玉还没出生,金璧辉就被送到日本去了。所以 她们虽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姊妹,却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一九二七年,改名为川岛 芳子的金璧辉在日本经过特务训练以后,奉命回到旅顺来与蒙古巴布查布将军的儿 子干珠尔查布结婚,九岁的金末玉才第一次见到这个二十一岁的亲姐姐。 出于金末玉意料之外的是:她的这个姐姐,竟剪着短发、穿着男装,有时候还 穿着日本军服的马裤马靴,不但像个男人,在家里也趾高气扬,颇为蛮横,大哥和 三姐对她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三姐甚至还叮嘱金末玉:以后要离她远一些。 一九三一年,伪“满洲国”在长春酝酿成立,改长春为“新京”。这时候二十 五岁的川岛芳子在长春已经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她把显瑠、显琦两个亲妹妹都弄到 长春去,安插在新京高等女校寄读,而且时常来学校看望她们。这以后,金末玉才 渐渐地对自己的姐姐开始有了好感,也时常到她家里去玩儿。每逢星期假日,川岛 芳子只要有空,就带金末玉去郊游,或者到舞厅、球场去玩儿。 金末玉与川岛芳子亲近起来了,倒引起她大哥的忧虑,怕她近朱者赤,跟姐姐 学坏了。正好她大哥要到日本去留学,就决定带这个小妹妹同行。 十三岁的金末玉进了日本最有名的贵族学校“学习院”读书。六年之后,又考 进了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金末玉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侨民 在日本受到排斥,她与大哥及日本嫂嫂只好离开日本,经长春回到了北京。 金末玉回国以后,在王府井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工作。这时候,已经很有名气 的川岛芳子也在北京从事特务活动。她要求金末玉搬到她那里去住,但是长大了的 金末玉对这个姐姐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坚决拒绝。这一下子得罪了姐姐,金璧 辉就带着一帮人闯进了金末玉的家里,居然拔出军刀来威逼。金末玉见姐姐如此蛮 横,也不买账,理直气壮地顶撞,引得川岛芳子大发雷霆,举起军刀来,先砸橱柜 门窗,接着猛击金末玉,最后还是在大哥的劝说和制止下,方才带领众打手扬长而 去。从此姐妹视同陌路,金末玉也没有再见过这个姐姐。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 川岛芳子在北京监狱被秘密处决,引起了舆论的怀疑,金末玉才在报纸上看到姐姐 血肉模糊的照片,但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一九四八年秋天,解放军即将包围北京,时局紧张起来,她大哥先将日籍妻子 送回日本,接着自己也去了香港。已经三十岁的金末玉一直没有结婚(她曾经与自 己的家庭教师有过好感,但是没有进入恋爱阶段,就分离了),却要负担起一家九 口人的生活: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大哥的老保姆和老保姆的女儿。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是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主儿。她自己收入不多,为了维持生 活,只好一件一件变卖家中的物品。本来就是破落贵族的家庭,渐渐显出萧条的景 象来了。 北京解放以后,金末玉失去了公司的工作。一九五○年,正在一家人生活无着 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大哥从香港汇来了一笔钱,数目并不多,如果不开源节流, 九口人也吃不了多久,与家人及政府商量的结果,她用这笔钱在家里开办了一所 “益康家庭食堂”,专门经营风味名菜,一时间生意相当红火,居然成了北京当时 的名店之一。 收入逐渐增多,一家九口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金末玉爱好书画,一天,她在画店看见一幅著名画家马万里画的水墨荷花,画 得很有气派,很是喜欢,就向画店经理打听马万里的情况。画店经理告诉她:马万 里是我国南方著名的花鸟画家,妻子与他感情不合,已经离婚,目前住在北京大女 儿家里。但是他女儿房子狭窄,连放一张画桌的地方都没有。他心情压抑,精神有 些失常,几次想自杀…… 金末玉很同情这个画家,通过画店经理,她跟马万里见了面,两人谈得颇为投 机。随着见面的机会增多,两人的感情日见融洽,金末玉就盛情邀请马万里住到她 家里来,给他布置了一间颇为像样的画室,不久两人就宣布结婚,马万里从此成为 她家的第十个成员。 一九五六年六月,金末玉考进了北京编译社,在日文组当翻译。有了正式的工 作,她干脆把饭店关了,把家搬到编译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打算发挥自己的所长, 全力投入翻译工作。 这一年秋天,北京展览馆举办首届日本商品展览会,金末玉奉命在这次展览会 上当翻译,当然免不了要接触许多日本人。当时肃反运动刚刚结束,人们对外国人 十分敏感,何况金末玉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父亲和姐姐跟日本有过那样的关系,哥 哥还在香港,而她自己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为此,她被社里的积极分子们当作 “里通外国分子”注意上了。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她终于成了众矢之的,揭 发材料越来越多,问题也越解释越严重。到了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快要过年了, 她终于无法逃脱厄运。那天她刚下班回家不久,一辆囚车忽然开到她家门前停下, 一下子下来十几名警察,涌进她家,其中一人拿出逮捕证向她晃了晃,说声:“金 末玉,你被捕了!”一副铐子,就铐上了她的双手。 囚车开出她家的胡同,透过囚车后面的小铁窗,她看见丈夫带着一群嚎啕大哭 的孩子正在大门口目送她远去。 逮捕她的理由是“叛国”。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中国大陆经过肃反和反右两次 政治运动的锻炼,培养出一批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积极分子来,他们只要随便一分 析,就能够把一个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分析成卖国贼,何况金末玉是个平时言语不太 谨慎的人呢! 不过案件到了法院,倒是相当“慎重”的,一拖拖了六年,直到一九六四年, 正在看守所劳动的金末玉忽然被叫到了办公室,一个看守代表政府庄严地向她宣告: “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十五年。……” 尽管金末玉也大声呼喊过“冤枉”,但这没有任何用处,那时候,名义上也允 许上诉,但是只要你真的上诉了,就会以“不认罪”为理由加刑,特别是反革命犯。 她幸亏没有以身试法,没有加刑,而是立刻被转送到著名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 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涯。 两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末玉从报纸上看出 这一次的运动来势非善,估计到马万里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牵连。当时的 马万里因为她的被捕受到了刺激,精神又不大正常了。为了保护他不受更大的打击, 唯一的办法,只有与他离婚。她给马万里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想到 他却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等到金末玉刑满出来夫妻团圆。见丈夫的态度如此坚决, 从来不流泪的金末玉,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没过多久,她被队长叫到了办公室,一个从南宁来的法院干部拿出一张离婚判 决书来要她签字。据此她知道马万里已经到了南宁,其余的事情她就不可能知道了。 她的唯一权利,就是在判决书上签字表示同意。 事后她才知道:自从金末玉被捕以后,马万里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正常。“文 革”开始以后,他在广西南宁的妹妹生怕哥哥出事儿,曾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因 为他是著名的画家,终于由广西统战部出面,让马万里移居南宁。大约就在移居前 后,他女儿和他妹妹劝说他和金末玉离婚,并且代他写了状子递到了南宁法院,这 才有了南宁法院干部来北京出差的那一幕。不过离婚之后,马万里也没有幸免于难, 最后他还是因为“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夫”而被迫害致死了。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不好过,也终于熬过来了。一九七三年,五十五岁的金末玉 终于服满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被送到清河农场就业女队来开始那没有期限的“二劳 改”生涯。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她过怕了;拥挤的统铺,她睡怕了。好不容易十五年刑期 熬满,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换个地方,依旧是劳改队,依旧是天天出工,依旧睡那 几十厘米宽的统铺,依旧吃那青菜萝卜,所不同的,只是有了二十七元工资,有了 吃青菜还是吃萝卜的自由选择,但是所有开支都要从这二十七元工资里面出,再也 不像蹲监狱那样有衣服被褥和日用品可发了。 十五年的铁窗生涯,她落下了关节炎、腰痛、痔疮等等许多病。颠沛流离加上 劳改度过了大半生,本来希望劳改释放以后可以好好儿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好好儿 治一下病的,没有想到的是:过去的十五年,是有期徒刑;接着而来的,是变相的 无期徒刑。终身就业,意味着要永远在劳改农场继续改造,意味着“要把这牢底坐 穿”。每每一念及此,就不由得浑身哆嗦。 特别是有一次她去场部礼堂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发现四周的人似乎都在 看她,还听见近处的几个人在窃窃私议:“你看,这就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 “她爸爸是清朝的肃亲王,是个卖国贼!”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来农场时间不长, 可是竟有这样多的人知道了她的身世。她觉得自己似乎是在被示众,再也坐不住了, 没等节目开演,就溜回了宿舍。 尽管她是就业女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但有道是“入境随俗”,既然来到了就 业队,也知道女就业的唯一能够改善生活面貌的方法,就是嫁一个男就业的,求得 有一间小小的房间,算是自己的小天地。星期假日,丈夫可以出去打柴火或捕鱼摸 虾,自己可以在家里包饺子、擀面条,改善改善生活,也得到一丝儿家庭的幸福, 叙一叙最低水平的天伦之乐。 于是,这个精通英语、日语的女学士,只好决心降低条件,打算嫁人,而且只 求嫁一个劳改释放的“二劳改”了。 金末玉想结婚的信息,当然是高回的新媳妇儿小季带来的。高回与我谈起此事, 我数遍了中队里五十岁以上的“老就”,年貌相当的,似乎只有一个人:施有为。 这个施有为,上海市人,五十多岁,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当水上警察。五十年代 中期,他与几个朋友来北京出差或旅游,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后算账,大 概相差十几块钱,可谁的身上都没钱了。服务员说他们存心诈骗,他光火起来,抹 下手表往桌子上一拍,说声:“不就十几块钱的事儿吗?我这手表是一百多块钱买 的,押在你这里,明天我拿钱来取,还不行吗?” 按说,这应该是可行的,关键就在于他说话的态度,不是恳求的语调,而是气 愤的语调。服务员听了不但不买账,而是把警察给叫了来。到了派出所,他还是态 度强横,不肯认错。于是小事酿成了大事,最后以“无理取闹”罪给判了劳役半年 的处分。 “劳役”不算判刑,是五十年代处理“轻微犯罪行为”的一种措施,比拘留稍 重,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强制劳动”。按照当时的政策,劳役期满,是应该回原单 位的,但是他的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他的原单位根据他 解放前当过水上警察、现在又因为无理取闹在北京服劳役,干脆就把他给除了名。 这样一来,他劳役期满,本来是有单位的,倒变成无业游民了。他在服劳役期间, 倒是表现得很积极,劳改单位的领导对他颇有好感,就婉言留他,劝他干脆就在劳 改队当个职工算了。那年月,劳改队的职工与社会上的普通职工待遇是一样的,工 资待遇也不比普通职工低多少,反正他也没媳妇儿,上海只有一个老娘,只要自己 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就行,就点头答应了。 于是他这个户口和工作都在上海的人,因为到北京来旅游,因为跟服务员吵了 一架,因为服了半年劳役,因为赶上了肃反运动,因为当过水上警察,因为……从 此就变成有了正式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了。 他在劳役改造部门干了几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劳役改造,他就被合并到清河农 场来。十几年时间中,他学会了水稻栽种技术,当上了中队技术员,是全中队唯一 的一个五级工,也算是个“土专家”了。他不但工资最高 (四十七块三角),资 格最老,关键在于他是清河农场的“老河底子”,各分场上上下下都有熟人,要办 一件事情,比我们这些新来的人要方便得多。 十几年来,施有为从来没考虑过娶媳妇儿的事儿。因为各分场的老职工,凡是 有媳妇儿的,都像他自己的家一样,到了星期假日,他不是没有地方可去,那些朋 友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跟他很亲,就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馋了,想吃点儿什 么,衣服破了,需要缝缝补补,都有人管。但那终究是人家的家,在人家家里吃饱 了喝足了,把钱也撒在人家家里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依旧是孤衾独宿,冷冷清清。 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无所谓,年纪越来越大,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也渐渐地袭上了心 头。所以我给他一介绍金末玉的情况,他立刻表示愿意,怕只怕人家是个日本留学 生,而他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而且还当过旧警察,很可能人家会不乐意。 这也是我唯一感到两人不相配的地方。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有多少学问 高深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劳改以后当了“老就”,娶的还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 村姑娘?有人说这是错位的婚姻,因为从文化水平来看,男的比女的高出许多;但 是要从政治地位来看呢,是不是因为女的比男的高出许多,也可以说成是另一种婚 姻的错位呢? 客观因素,先不管它,我让高回把施有为的情况介绍给金末玉,请她考虑是否 可以大家见上一面。 高回把信息传了过去,金末玉表示可以先见见。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和施有 为在高回的带领下来到了就业女队。 尽管我到清河农场也六七年了,由于我不想在女队搞对象,所以这个热闹的地 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虽然那天是休息日,但因为金末玉体力本来就差,加上痔疮 又发了,老是完成不了劳动定额,所以休息日也不得不在葡萄园加班加点。于是我 们这帮男劳动力干脆就到葡萄园里先帮她干活儿。大家一齐动手,嘁哩咔嚓,不一 会儿工夫,不但帮金末玉把拉下的定额完成了,还帮与她同住一室的张姐也把拉下 的定额完成了。 大家进入女就业宿舍,发现她们的住处比男就业的更挤。金末玉睡的那块铺板, 只有60厘米宽。张姐感谢我们帮她干活儿,忙着找水沏茶招待我们。 张姐的年龄其实比金末玉小不了几岁,但是看上去好像比金末玉要年轻二十岁 似的。尽管她经过多年劳改,却依旧肌肤雪白,头发乌黑,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 的,都已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依然体态婀娜,步履轻盈,坐在那里,如果不言不 语,几乎会以为是一尊蜡像。可以想见,如果在劳改以前,她是个什么样儿的美人 胎子! 后来我与她混熟了,才知道她是个混血儿,有一半儿俄罗斯血统,难怪她皮肤 这样白皙,难怪她具有东西方女性的双重美。她是北京双合盛啤酒公司的老板娘。 双合盛所产五星啤酒几十年来远近驰名。她先生也姓张,是留法又留德的啤酒制造 专家。她自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被抓进来的。说起来也是一件冤枉官司 (估计现在一定已经平反了):那年月,到处都在“大放卫星”,工业方面忙于大 炼钢铁,力争完成毛泽东提出来的年产1070万吨钢铁的指标;农业方面忙于深翻密 植,力争完成亩产几万甚至十几万斤水稻的梦想;公安局也在大跃进,提出要把北 京市治理成水晶玻璃般的透明,不让一个坏人在北京呆下去。这么一来,于是就把 并不是坏人的张姐也当作坏人抓进来了。 她有什么罪呢?没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连错都没有。她是个阔太太, 尽管双合盛已经公私合营了,可她依旧是太太的身份,不但不上班,连家务事也是 保姆做。她干什么呢?无非就是白天听听音乐看看书,晚上邀请三朋四友到家里来 开家庭“派对”,过的是逍遥自在的清闲日子。那年月,社会上人人忙得脚丫子朝 天,许多从来不干活儿的家庭妇女在“人人都有一双手,不在家里吃闲饭”的号召 下走出了家门,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工作,只有她和几个与她有同样身份和闲工夫 的男女却天天泡在她家里“嘭嚓嚓”地擦地板,难怪街道上人人侧目,个个气愤。 可人家有钱有福气,又没犯罪,谁也拿她没有办法,只有干生气的份儿。 时间一长,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她家里的客厅,跳舞的时候也和舞厅一样, 有灯光变换,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黑,黑得朦朦胧胧的,影影绰绰的。情 况汇报到了派出所。这一来,派出所可有了说辞儿了:跳黑灯舞,违反治安条例, 是不正当的流氓活动。于是在某一个夜晚,当她家客厅里灯光最暗的时候,一帮警 察破门而入,一声“不许动”,把舞兴正浓的男女们全都抓了起来,最后全都“严 肃处理”了。张姐因为是“主持人”,当然应该得到最大的果子:判刑十五年,直 到一九七三年才放出来。 等到她刑满释放,把铺盖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开始变相的无期徒刑,才知道她的 先生也在一九六六年进了监狱,而且判的罪比她还重:二十年。 是什么重大的罪行,要判这样重的罪? 原来,“文革”开始以后,张先生作为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批判,也要 写检查。有一帮中学生红卫兵就进驻他家,实行对资本家的面对面监督。这帮孩子 在他家住长了,渐渐熟识起来,彼此之间的防范也渐渐放松,甚至有时候张先生吃 饭,也招呼这些孩子们一起吃。一边吃饭,一边瞎聊,问题就出在这“瞎聊”上。 有一次他们谈到了民主的问题,张先生先从旧民主谈到新民主,又从假民主谈 到真民主,说得头头是道,孩子们都很佩服他。有个孩子问他:世界上哪个国家最 民主?张先生说得起劲儿,忘记了利害,立刻就说:世界上,只有法国最民主。因 为法国允许任何一个政党存在,不但允许共产党存在,甚至允许保皇党存在。只要 这个政党有本事拉到选票,有选民拥护,一样可以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一样 可以在议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 小红卫兵们听了他的见解,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红卫兵的辩论集会上,有个 红卫兵公然说出了“世界上只有法国才叫真民主”这样的话,让主持会议的小头头 儿大吃一惊。会后询问这个红卫兵哪里听来的这种高论,这个红卫兵公然说出是从 张先生那里听来的。 于是问题严重了。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一上纲,这可不仅仅是“放毒”和“坚持 反动立场”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 问题。张先生为此被捕,而且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在那样的时候,没有在批斗会上 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算是他命大。 插曲说过,回过头来,再说金末玉与施有为的这段姻缘。 金末玉见了施有为,他是什么样的文化层次,用不着多说,只要一开口,就完 全明白了。其实,施有为除了文化比较低之外,作为一个就业工人,水平应该说是 最高的了。临走的时候,我悄悄儿问金末玉对老施的意见如何,她也不隐瞒自己的 看法,直说“如果他有你这点儿文化水平就好了”。我知道这事情一者不能勉强, 二者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释得通说服得了的。回到于家岭分场以后,我花了整整 一个夜晚的时间,给金末玉写了一封六张十六开办公纸的长信,足有五六千字。我 从婚姻的基础谈起,说到在不同社会、不同环境中处理婚姻大事的准则,最后归结 为两条:第一,大家都不可能离开劳改队,如果考虑婚姻问题,最好是在就业人员 中选择;第二,你现在所要选择的丈夫,既不是陪你出席外交使节的宴会,也不是 帮你完成某一项研究或著作,而是在劳改的坎坷旅途上一起跋涉,你走不动了,摔 倒了,能够搀着你,扶着你,甚至背着你,互相帮助,相濡以沫,这就是在劳改队 找丈夫的主要标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施有为正是最佳人选,如果你强调文化水 平、共同语言和更高层次的思想共鸣等等,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经过我的这封长信的启发,或者说事实上金末玉也不可能在劳改队找到更好的 丈夫了,终于不得已而求其次,无可奈何地点了头。 下面的事情虽然热闹,说起来却简单,这一对儿超大龄新婚夫妇的婚礼,终于 在大家热情的张罗和帮助之下,在于家岭分场举行了。 婚后不久,施有为调到了离就业女队不远的教养大队去,在大门口当一名值班 员。老俩口儿闲来无事,养几只鸡,养几只鸭,过的是清静的田园生活。家里的活 儿,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都由施有为一手包干,几乎不用金末玉动一指头。大 家都说:这一对儿,取长补短,那才真叫最佳拍档呢! 但是金末玉一想起亲人,就不免两眼发直,坐着发呆。施有为说:“如今海禁 放松,往海外发信不那么严了,不管你大哥现在在哪里,只要当年他在香港的地址 还能够找到,不妨写一封信到香港去试探试探。”金末玉依言姑妄试之。一个月过 去又一个月,像是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到了六个月之后,都觉得不会有希望 了,忽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妹妹:收到你寄来的信,真是悲喜 交加。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现在定居日本,一切都好……”看了这 封信,金末玉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失声痛哭! 自从与大哥联系上以后,八十高龄的大哥也为小妹妹年过知命喜结良缘而高兴, 尽管他依靠给工厂翻译产品说明书为生,收入并不多,当时中日之间也不能汇款, 但是通过海运东西倒是能够寄的。于是吃的、穿的、用的、玩儿的,包括大陆当时 还很少见的折叠伞、尼龙绸的丝棉袄、钢管架子软塑料壁的大衣橱、荷兰风车式的 八音盒之类,都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寄了来,把他们那间小小的房间布置得像日本家 庭一样,把个施有为打扮得像个日本人一样。这两口子的生活,在劳改农场里要算 是比较突出的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九年,那一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先后给许多右派和反革 命改正平反。金末玉想想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背叛祖国的言论与行动,稀里糊涂地 被揞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罪行,实在太冤枉了。既然别人受了冤屈能够平反,为 什么我的冤案就不能得到平反呢?她鼓起勇气,把自己当年因为受到胞姐川岛芳子 的牵连而蒙冤被判十五年徒刑的经过详细地写了出来,直接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不久,果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他们把金末玉叫到队部去,反复询问当年定案 时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让金末玉写了补充材料。这三个人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她就 收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这时候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正在原单位国家语委等待安排工作。不久 金末玉也落实政策,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北京。金末玉被安排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室工作。施有为则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里专门伺候夫人。当时他们住在明光村政法 大学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小小的两间住房,布置得一半儿像日本家庭,一半儿像 中国家庭。施有为除了全力伺候夫人之外,还扶养一个干儿子的孩子,每天喂奶洗 尿布,忙则忙矣,却是心甘情愿的。要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正是千金难买 的天伦之乐呀!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两口子一起到日本去了一趟,专门看望风烛中的哥哥和 四十年没见面的当年的同学──当然也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当她在东京成田机 场与昔日的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性格坚强的金末玉不由得又一次流下了激动 的眼泪。金末玉与哥哥失散了近半个世纪,如今白发相见,难免唏嘘哽咽,而施有 为老了老了,还有机会出国旅游一番,却显得特别高兴。 当年的老同学都来劝她两口子就在日本定居。但是金末玉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日本再好,总不是我的祖国。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与 日本之间的关系至今没有完全正常,自己作为这个特殊时期中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 关系的中国人,理应为恢复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作出努力。于是一个艰难而庞大的计 划在她的心中逐渐形成:她的晚年,要在北京办一座专门教中国儿童学日语的学校, 让这些儿童长大以后,继承她的志愿,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 但是这个计划正在设想与筹备中,另一件更加要紧的事情却占去了金末玉的主 要时间,不得不把办学的事情先放一放。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女作家上坂冬子访华,特地拜访了金末玉。金末玉跟 她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上坂冬子十分感兴趣,激动地对金末玉说:“你的一生,就 是一部生动的书、就是一部活的当代史嘛!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写出来交给我?我 可以在日本帮你出版。” 上坂冬子走了以后,金末玉就把办学的事情暂时放了下来,专心一致地开始写 她的回忆录。书既然要在日本出版,她自己又精通日文,所以稿子是直接用日文写 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金末玉的长篇回忆录《清朝王女的一生》由日本中央公论 社正式出版了,作者的署名是“爱新觉罗·显琦”。 一九九二年初,金末玉的儿童日语学习班终于正式开办了。她给学习班起名为 “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当然是她那颗金子一般的爱心,但也很可能暗喻 她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是我的六十大寿,当年的“窗友”们纷纷前来祝贺,把 我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挤得连插足的空档都没有。施有为特地提了六瓶真正的 五粮液来我家祝寿,让大家一醉方休,给餐桌上增添了许多欢乐的空气。可惜那天 金末玉忙于她的办学活动,没能与施有为一起来我家共度良宵。席上施有为说起金 末玉办学写书的经过,我说:办学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无可置疑的。 尽管她的这部书没有你施有为写的一个字,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你施有为的一分 功劳。这就好像我写的书一样,尽管我老婆没有参与,但是如果没有她把家务事儿 全给揽了过去,我能够每年写出几十万、上百万字的著作来么?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收费低廉,入不敷出,没办多久,就面临着关张的威胁。 为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又要让学习班继续办下去,她决定赴日本募捐。一九九三 年八月十四日,七十五高龄的金末玉飞赴日本,开始她的跨国募捐大行动。许多善 良的日本人纷纷慷慨解囊,有捐钱的,有捐物的,也有捐书本的。到一九九八年八 月为止,八十高龄的金末玉又一次从日本募捐回来。这是她一九九二年之后的第十 三次旅日,也是她第十一次为募捐飞赴日本。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能够成为目前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门学校, 与创办人金末玉和施有为的爱心,与善良的日本人的爱心,是分不开的。 谨用这篇文字,来祝福他们两口子晚年更加幸福、取得更加大的成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