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是传奇也是悲剧 在我的右派朋友中,浮波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部动人的悲剧。 浮波原是新华社的名记者,五七年以前写过许多生动而有影响的通讯报道。 《百家姓》中没有姓“浮”的,“浮波”当然是他的笔名。在右派教养队里, 用笔名作为正名的人并不止他一个。例如杜高原来就不姓杜,而是姓李,是用“杜 勃罗留波夫”和“高尔基”两个人名的第一个字组成的;巴鸿很可能原来也不姓巴。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浮波”这个笔名是什么来源。 “浮波”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的后代,是延安“保小”的学生,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我上幼儿园就穿军装了。”他年纪虽然比我大不了多少,却实实在在是个 老革命。解放以后,他是由部队保送上的人民大学新闻系,是个领工资的大学生。 他的悲剧,就是从人民大学开始的。 按照当时的规定,大学生是不许谈恋爱的,即便像他这样的“调干”大学生, 在上大学期间也不许谈恋爱。但是他这个天生的“叛逆”偏偏谈了。如果仅仅“谈 谈”而已,问题也许不会很严重,糟的是他不仅“谈谈”,而是动了真的。再退一 步说:即便动了真的,自己注意一些,别让人家知道,毕业以后申请结婚,也就是 了;糟的是他不仅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而是像亚当与夏娃一样,还有了爱情的 结晶,这就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了。他们为了使问题简单化,自己买了些“孕妇 忌服”的药来打胎。结果是:胎儿倒是打下来了,大人也进了医院。于是复杂的问 题企图使用简单化手段去处理,结果反而更加复杂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非法同居,是校规和党纪所不许的,而非法打胎,更是违法 的事情。 不过领导看在他好歹是个“老革命”的份儿上,并没有把他们送法院,而是双 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单是这样的处分,他们绝对心服口服,使他们无法 接受的是:组织上不许他们结婚。为什么不许,浮波没给我细说。大学毕业以后, 浮波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却愣把女方分配到新疆去当中学教师,明白地告诉他 们以后不许来往,生生地把相爱着的一对儿给拆开了。──五十年代的党组织对党 员管得太多,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五七年整风,浮波谈出了自己的不满。于是,再给他加上一顶“桂冠”,开除 公职和党籍,送公安局劳动教养来了。 关于这件事情,浮波从来没有心服口服过。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发发牢骚而 已。 浮波解除教养以后,与我编在同一个小队。与他同一个班的卓景新,外号人称 “卓大鼻子”,也是三余庄右派队出来的“二劳改”。卓景新的夫人姓徐,她有个 姐姐,年轻的时候相当漂亮,解放前为了挣钱抚育弟弟妹妹,当过舞女。解放以后, 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当打字员,工资相当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但不许她再 在外国大使馆当雇员,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把她送到了天堂河农场去“组织劳动”, 一个月只挣三十来块钱,也因此一直没有结婚。 有一天,浮波到卓景新家里去串门儿,看见他家的墙上挂着他大姨子年轻时候 的照片,简直漂亮极了。浮波越看越爱,主动提出来要与徐大姐搞对象。经卓景新 的介绍,他们终于相识、相爱并正式登记结婚了。当然,已经四十多岁的徐大姐, 早不是美女,不过那风度和气质,仍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但是结婚以后,方才发现两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分属于两个世界的。这也难 怪,浮波是地道的土八路,没有上过一天洋学堂,包括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学,也是 座“土八路大学”,是由“华北革命大学”改名而来。人民大学开办之初,根本不 面向全国招生,而是清一色的培训年轻的老干部,学生大都是从部队或机关中调来 的,质言之,都是土八路。所以当时被人说成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小学 的学生”。而徐大姐则是先在大城市当舞女,后来又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当雇员, 收入颇丰,即便不是花天酒地,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尽管如今已经沦落到了在农 场种葡萄的地步,但是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包括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都还保留 着当年的风范。举例来说:他们两口子都抽烟,浮波只要有关东叶子烟,撕一张旧 报纸卷个喇叭筒,把揉碎了的烟叶装进去,拧紧了,就是一支挺过瘾的好烟了;但 是这种烟徐大姐是绝对不抽的,尽管一块多钱一盒的“中华”、“双喜”这种高级 烟买不起,也要抽五毛多钱一盒的墨菊,最不济了,才抽三毛多钱一盒的“恒大”。 再例如:他们两口子都喜欢看书,但是浮波爱看的是高尔基、爱伦堡的作品,而徐 大姐爱看的却是《骄傲与偏见》、《小妇人》、《飘》这些名著。 开头一些日子,两人还能够求同存异,时间一长,就不免方圆凿枘(音ruì瑞), 格格不入,两人的生活,越来越不协调了。 两人的关系,好不容易维持到一九七九年年底。这时候中央为右派平反,原三 余庄的那批老右派们逐渐落实政策,我和浮波先后都来到了北京。 我因为原单位编制紧缩,虽然宣布了我是错划右派,但是不给我安置工作,派 了个干部到我老家浙江去四处联系。我只得暂时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等待分配,一 住就是将近半年。这期间,清河农场因为我没出工,当然不给我发工资,而国家语 委因为我不在他们编制之内,也无法给我发工资,结果我成了没人管饭的“野孩子”, 靠我老婆向朋友借钱供我吃饭。我一天五毛钱生活费,早饭一毛钱,喝一碗白豆浆, 吃一根油条;中饭和晚饭各吃五分钱一两的四两素炒饼,近半年时间,几乎天天如 此。 浮波呢,新华社虽然已经宣布他为错划右派,但是关于他在人民大学所犯“错 误”以及所受处分,却不予以更正。为此浮波不服,给他分配工作也不去,先是向 人民大学申诉,不得要领;继而向党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告状,稍许有了点儿头 绪。后来干脆就住进了设在永定门附近的“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 的招待所。因为第一他已经没有了经济收入,在那里不但住宿不要钱,连吃饭也不 要钱;第二他正在跟徐大姐办理离婚手续,自己的家也无法回去住了。 我在国家语委招待所一住就是半年,后来是通过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的介绍, 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总编辑郑公盾点头,才到了科普出版社当编辑的。浮波也在联 合接待站招待所一住就是半年,但是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 他的案子之所以解决不了,据说是因为“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 具体地说,是牵扯到了对“生命”的解释。 五十年代,认为孕育在母体内的胎儿,就是生命。因此,“非法打胎”,就是 “人命关天”的“血案”,当然应该严肃处理了。八十年代,“计划生育”作为我 国的基本国策,人工流产已经十分普遍,不但合理,而且合法。因为对于“生命” 的解释,根据恩格斯下的定义,是“蛋白质的存在”,因此一切活体的蛋白质,都 可以认为是生命,不但胎儿是生命,连尚未结合在一起的精子和卵子都是生命。这 样的定义,当然不能运用于计划生育,更不能运用于法律。于是为了适应计划生育 的需要,对“生命”的解释已经“发展”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活的蛋 白质,包括在母体中孕育的胎儿,只能算是广义的生命,而只有脱离母体以后活着 的婴儿才算狭义的生命。法律上对生命的认定,只适用于狭义的,不适用于广义的。 根据新的对生命的定义,浮波和他爱人在五十年代所进行的“打胎”行为,就 只是违纪的问题,而不是犯法的问题了。他以此为理由,要求撤消当年的处分。但 是又遇到了一个“不能以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这样的一种说法。浮波认为 “今天的政策就是要翻过去的案”,不然的话,所有的冤案都将在这样的浑蛋逻辑 下被阻碍。他之所以坚持要在接待站招待所住下去“斗争到底”,就是出于这样的 信念。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全国各地涌到北京来上访的群众简直是人山人海,永定门 的党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大门口,简直水泄不通,而要住进接待站的招待所里去 “住下来打官司”,没点儿来头,不是天大的案子,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永 定门外的城墙根儿底下,经常可以看见用破席子或塑料布搭起来的一个个小窝铺, 里面住着的,就是无法进入招待所住宿的上访者。他们蓬头垢面,有的全家老小都 带来了,白天让老婆孩子出去沿街乞讨,晚上就全家挤在这个只有两平方米宽、一 米来高的窝铺里过夜,苦不堪言。要不是真有冤枉,谁肯到这里来受这样的罪? 但是浮波却不但有幸能够住进了接待站的招待所,而且成了招待所中少数几个 “特殊份子”之一。这个招待所,名义上也叫招待所,实际上是个“收容所”,住 在这里的人,并不是一人一张床舒舒服服地睡觉,而是一间大房间里,一排统铺上 要睡二三十个人,人与人之间连一点儿缝隙也没有。由于人员复杂,流动量也大, 因此卫生环境十分糟糕,虱子、跳蚤成堆。而浮波却居然得到了特殊照顾,不但一 间房间里只睡五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张自己独用的铺板。 我住国家语委招待所,一天是五毛钱生活费;浮波比我更少,一天只有四毛钱: 早饭一毛四分钱,喝大米粥吃馒头,中午和晚饭各一毛八分钱,吃大米饭喝菜汤。 所不同的,是我的五毛钱要自己出,而他的四毛钱却是由招待所报销,不用自己掏 腰包。 有一天,接待站招待所里“改善生活”,每人一个咸鸭蛋,一碗白菜汤。浮波 把一碗白菜汤喝了,却把那个咸鸭蛋省了下来,巴巴儿地从永定门坐车到朝阳门内 南小街国家语委招待所给我送了来。我两手捧着这个咸鸭蛋,真是眼泪都流下来了。 他没有经济收入,但是听说我有了一个小女儿,愣是从他买叶子烟抽的钱中节 省出几块钱来,给我的孩子买了一只吹气的塑料公鸡和一只小鹿。我的孩子虽然从 来没见过这个浮波伯伯,而且现在也已经二十多岁了,却至今仍保留着这两件具有 特殊意义的玩具。 我们两个,因为都比较空闲,所以互相拜访的时候也比较多。如果不是出不起 这来回一毛多钱的车费,很可能我们会天天相聚的。 那时候,我住在招待所里 ,除了继续修改我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之 外,为了争取有些收入,正好国家语委秘书长倪海曙老师创办了一种不定期刊物叫 《语文现代化》,我就在刊物上写些文章,并帮助倪老师做一些编辑工作。很可能 至今都没人知道:《语文现代化》创刊号上的“拼音文字实验”栏目中的十几篇文 章,虽然有十几个不同的署名,却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浮波呢,他在接待站也帮助上访告状的人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帮助不了解那 里情况的群众寻找对口的窗口以及帮助他们写申诉材料。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 打倒,分散在农村的“四人帮”小爪牙及当地的土皇帝们鱼肉百姓的罪恶,多得简 直是罄竹难书、坏得简直令人发指。在浮波的动员下,我也曾经跟随他到接待站门 口帮助上访者写申诉材料。可以说:这里是搜集写作素材最好的地方。有许多案子, 那是连最有才华、最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也无法坐在房间里“创作”出来的。当时我 就利用了解到的素材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后来都发表了。 与浮波在一起做这种疏导上访者工作的,还有一个来自山东牟平县的姑娘。这 个姑娘本来也是个上访者。三年前,她因为与村里一个小青年黄昏时分在村外小河 边谈恋爱,被对她有觊觎之心的民兵连长抓住,以她作风不正为理由,愣是把她扒 光了衣服在村子里裸体游街。她在本县本省告状都没用,为此只得到北京来找党中 央告御状。到了北京以后,才发现自己的案子实在太小了。到这里来告状的,几乎 都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但是许多人到了接待站门口,却连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 这时候她对接待站的各个窗口已经相当熟悉,尽管她自己的案子还没有解决,不过 她不顾自己的案子,却每天热心地在大门口做一些疏导、发号、排队、维持秩序之 类的工作,而且一做就做了两年多时间,简直就像是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一般。她不 拿国家一分钱,只在接待站招待所吃那一天四毛钱的三餐饭。 关于这个姑娘的素材,后来我也写进我的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中去了。 一九八○年六月,浮波的申诉终于有了结果:新华社落实政策办公室通知他: 他当年在人民大学的所有处分全部撤消,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请他住进新华社 招待所去等待分配工作。 只是那一天的天气有些不作美:淅沥淅沥地下着牛毛细雨。如果天气好,我相 信他一定会赶到我这里来与我分享他的快乐的。经过半年多的奔走、分说、辩论、 等待,他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他压不住内心的高兴,可是正在与妻子闹离婚, 天气也不好,无法与友人一起来庆祝胜利。于是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溜达到住处附 近的一家小酒馆儿里,要了四碟小菜、一瓶啤酒,一个人自斟自酌,自我陶醉起来。 我从来没有与浮波在一起喝过酒。我是个烟酒不沾的人,浮波烟瘾却很大,几 乎一时片刻也离不开。他是个二级工,挣钱不多,即便还爱喝两口酒,也没那钱买, 所以我也从来没听说他会喝酒或想喝酒。这一回,他是因为心里高兴,何况明天就 要搬进新华社去,要告别这住了半年多的“栖流所”了,于是他“举头望电灯,对 影成三人”,干了一杯又一杯。也许是多年不喝酒了,也许是过份高兴了,酒落欢 肠,却不往下走,而是一下子全奔了大脑。一瓶啤酒才喝了半瓶,只见他脑袋一歪, 趴在桌子上,就打开了呼噜。小酒店的伙计还只当他疲倦已极,没有在意。直到他 出溜到了桌子底下,过来扶他的时候,才发现他口吐白沫,小便也已经失禁,分明 是中风的症状。急忙打电话到派出所把民警叫来,再送到医院,已经是脑溢血发作 多时,无法挽救了。 浮波文笔犀利,是个很有才华的记者。可惜就在他冤案得到昭雪、立刻就要重 返新闻战线的前夜,却因为过于高兴,多喝了一口酒,以至于无法继续施展他的抱 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悲剧。 尽管他与徐大姐正在闹离婚,但是并没有离断,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因此, 所有后事,依旧由徐大姐料理;新华社发给死者家属的抚恤金,也只能由徐大姐领 走。